母亲的二姑——我的二姑姥娘，家住在我们镇子北边六里地外一个叫吴家庄的村子里，她是虚岁十六嫁给了那个整整比她大了三十岁、出家又还俗的道士的。道士原在大连某处风景优雅的道观，只是由于他姐横加干涉，怕娘家断了后，才硬是叫他回到山东老家娶了我的二姑姥娘。据说道士出家后再还俗娶妻是有罪的，所以他们一连生了三个虎头虎脑的儿子，却不明原因的不大不小地相继死去。

    二姑姥爷依然穿着他的一身道袍，一米六七的个头儿，人倒是精神，当头顶扎着头发揪揪，留着山羊胡子。母亲偶尔去二姑姥娘家小住，二姑姥爷就会给她讲起天师张道陵的故事和“太上老君”老子的故事。

    二姑姥爷经常练的一个功法是将黄豆粒儿大小的青石子儿嚼碎。他还会看病，会算卦，在镇子上每逢一三六八赶集的日子摆个摊位，以此为生。

    母亲从东北回来的第三年冬天，她终于不再自由频繁地一个人到她的姑姑家随意走动，因为这年冬天在她身上发生了并非她所愿的巨大变化。腊八的时候，母亲扎了耳朵眼，先是用冰块将耳垂上下一起冰得发木了，再用绿豆粒儿从上下一硌，然后用纳鞋底的大洋针在火上烤一烤，在硌的地方一下穿过，也不感到疼痛，并且不流血，只是感到麻酥酥的。但过后会肿一个星期，也会感到疼痛，抹了香油后才会慢慢好起来。

    也是在这天晚上，老姥娘第一次给母亲裹了脚。母亲还有十八天就是十周岁了，老姥娘说再不裹脚可就来不及了，人家早的六岁就开始裹了。人越大脚骨就越趋于成型，不但裹出来不好看，还会更疼。但是在晚上裹上的时候，母亲还是疼得睡不着觉。等她以为老姥娘睡着的时候，就自己偷偷地把裹脚布解开了。老姥娘机警地发现后，显得诚恐诚惶，赶紧用刚刚扎过耳朵眼的大洋针纫上麻线，将裹脚布缝结实了。母亲疼得直哭，似乎听见自己的脚骨在响，那是自然脚的呜咽！母亲疼得就更睡不着觉。

    老姥娘就开始跟母亲讲：“女人为什么要裹脚啊？你看你三个姑姑都裹了吧？我和你娘也裹了吧？要是不裹脚，长大就找不到婆婆家！人长得再好看，只要是脚大了就会被人笑话：哎吆歪，可了不得了，一亩地打了八布袋——都在‘角’（脚）里了；以后再抬粪就不用耕（jing)篓了，改用鞋子就行了，没看见那鞋跟那小船似的？结婚时一落轿就先看脚，小脚人人夸，越小了越好，大脚呢？人人都会撇嘴，说难听的……”

    当时在那个环境里，小脚鞋，尤其年轻女子的鞋，常常是红鞋帮绿鞋带就被叫成“红袖鞋，绿尾巴”。年轻男子在打着壳篓浇地时，边干活边唱：“红袖鞋，绿扣子儿，上来了，一兜子儿！”干起活来也变得有滋有味了。

    但不管老姥娘讲什么，怎么哄，不管别人怎么说，母亲都觉得和自己无关，唯有这疼痛——钻心的疼痛，是最现实的。接下来一两个月母亲不敢走路，就手里拿个小板凳子，残疾人似地趴着腰扶着小凳子走路。上厕所时姥爷背着她。

    虽然母亲一时不再去三个姑姑家自由走动，但东北那片广袤的大地上孕育出来的豪气、野性、无拘无束地爱好自由的精神，还是让母亲在刚刚感觉不到脚的疼痛时，她又带着孩童的天性去她的姑姑家串门了。这时老姥娘就提醒母亲：“别出去跑了，再到处跑脚还会疼……”

    时间到了1940年的春天，老姥爷在大家南的山岭地上种了南瓜。秋天来了，老姥爷夜里去看南瓜，母亲白天去看，尤其当南瓜长到一定个头儿快定型的时候，这时的瓜预示着快成熟了，地里不能断了人，要一老一小亲自交接班。中午饭老姥娘给母亲去送。老姥娘和姥娘在家看孩子忙家务，而姥爷则外出打短工。

    母亲这一年还不到十一周岁，常见一个要饭的青年妇女抱着一个三四岁的小男孩儿，身边还跟着一个六七岁的小女孩儿，炎热的夏秋时节，每走到母亲瓜棚前就歇歇脚，就凉快凉快，跟母亲要点水喝。母亲看见小孩就亲，抱抱小的领领大的，将老姥娘给她送去的北瓜麸子饼送给他们姐弟吃。再走到那里时，小女孩就“找姐姐，找姐姐”不肯走开，小男孩也“姐姐、姐姐”地叫。母亲就再次将饭送给他们吃。孩子的母亲特别感激，她也饿得脸发黄，但饭本就不多，她肯定不会去吃。

    而当我母亲一回到家就饿得不行，姥娘问明了情况，就对老姥娘诉苦讼怨：“你看看把她能得，自己还不够吃的，还顾着别人！看了一天瓜了，到了这肚子里还没饭……”姥娘就赶紧再去给母亲准备饭，埋怨归埋怨，但不会有太多责怪，老姥娘不说什么，只是心疼着饿了一天的我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