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投降后的那年初冬，我们那里流行一句这样的话：（民国）三十四年刚立冬，清口来了个邹大兴。邹大兴归寇仁章管，是国民党五路军驻扎在我们镇上最大的官，不是国民党的正规军，属于杂牌军。他们来了之后就住进了车站街上日本人曾经驻扎过的红部。邹大兴外号叫邹长脖子，四十多岁的年纪，高个儿，偏瘦，听上去大约是曹州口音。他们的主要任务是负责维护铁路。

    这些杂牌军来了之后一时并无什么事可做，他们派人到河边上的龙王庙去砍大树来取暖。令人奇怪的是，先进去一个班回不来人；再去一个排还会不来人；接着再去一个连，都带着武器，连长亲自督阵：“老子偏就不信这个邪，连几棵树都砍不来！”才将二百年的古松杀掉。对此老百姓都恨他们。

    时局发生着变化，但老百姓的日子还得朝着已有的轨道往前走。第二年母亲虚岁十八， 农历十一月初八离母亲十七周岁的生日还差四十八天，遵循“待要发娶十八，待要有娶十九”的习俗，母亲和虚岁十六但早已过了十五周岁的牛大喜结了婚。

    婚前十月二十八日，道士二姑姥爷从集上捎信让大姑姥爷牵着他的毛驴来到牛家，将母亲驮回到何家庄她的三大娘家里，李家庄那边的我三姑姥娘正在为我母亲准备嫁衣和盖头。作为从小看着我母亲长大的三姑姥娘此时此刻内心也在祈祷：这个大妮子总算是熬出了头儿！结了婚就正式成为他们牛家的人了。我心里也算是放下了一桩心事，也算是对自己的哥哥和嫂子有了交代吧！也愿这个大妮子从今往后不再挨打受骂吃气……

    十一月初七，母亲的三大爷请了几个本家邻里吃过喝过，备好了要送母亲的轿子，同时母亲的奶奶留在这屋里的桌子和柜子成了母亲的嫁妆。桌子，母亲不知是什么木头做成的，估计是核桃木的，雕花的，两抽屉带铜环拉手，抽屉下面有藏洞，到母亲这一代已是陪送到第七代女子；另一件嫁妆是带底座的荷叶柜子，现在被贴了大红纸。柜子里是母亲的三大娘给母亲准备的一铺一盖——一床被子一床褥子。母亲还有一个随身带着的对接的粉色印花家织（ji)布包袱，是些小陪送别人送的，还有为牛大喜做的一件长衫和两双鞋子。因为众人的帮忙，母亲成了当地老百姓家的女子陪送最好的。

    夜里，母亲的三大爷把母亲背到四人抬的花轿上去，因为没多少钱并没有请“乐上”，四人花轿也已经不错，踏上去牛家的路。五男四女加上母亲是五男五女共十个人——这样送下母亲回去的时候还是五男四女，叫做“去双回单”。五个男人中不能空走着，是由四个抬桌子和柜子的，剩的那一个还是作为替补人员备用。四个女的只是去做客的。

    大家不急不慢，计划赶在天明之前拜堂成亲就行。母亲盖着红盖头，穿着红袖鞋、红袄裤。她心里想着：结婚也许是她命运的转折吧？至少那个牛大喜家从此会成为她真正的家，那个不冷不淡的牛大喜也许从此会对她好起来呢！

    母亲和牛大喜按程序拜了天地，拜了老人，也夫妻对拜过了。可是就在入洞房的时候偏偏就出了差错：牛大喜偷偷地跑去了他的同学家……

    喜宴正如期进行着，娘家和婆家的人也还都不知牛大喜跑了的事情。母亲的四奶奶及三大娘夫妇和牛大喜的爷爷奶奶及父母商议着：接下来按“叫三送三”的习俗办，就是新婚三天后，母亲娘家人来叫母亲回去住三天，接着再把母亲送回牛家，这叫“新婚回门”。牛家人同意了。送亲的人虽没有至亲，但都是本家本户的，大家以为，攀上了镇子上这么一家看上去还不错的人家做亲戚，还是满意和光彩的。同时因为来自本能的一丝善意，觉得母亲这样一个聪慧而不幸的“孤儿”，结了婚对他们整个家族也算有了交代，也算是对得起我母亲了。

    牛家人是早上的时候发现牛大喜不见了的事实，牛大喜的父母虽面子上也着急，但心中有了数，采取了默认的方式。只有牛大喜的爷爷气到暴跳，却又不能言说，更不能张扬，只和老老太太发火，跺着脚道：“这大喜子呀！这叫什么事儿？这叫什么事儿？”

    母亲结婚和不结婚其实是一样的，只是小叔子暂时不在自己床上睡觉罢了，母亲一个人一张床，暂时没有了小姑子和小叔子来作陪。

    第三天牛大喜的家人按照约定做着准备，先请了有儿有女并且儿女众多、丈夫健在的邻家巧工鲁二大娘来，给母亲“开脸”。“开脸”又叫“绞脸”，是用一根五彩丝线将额头周围及两鬓前的纤细毛发全部拔掉，然后涂上石灰粉灼烧一下皮肤，从此再也长不出来去掉的部分，使额头看上去更见开阔，更加大气，也更加秀气，明明晃晃地泛着一层油光。同时这也昭示着母亲已是一个结了婚的女人了。如果不是有经验的熟练的巧工来做这项仔细的活儿，结果会使额头两侧一边高一边低、一边阔一边窄，两鬓角处看起来也不会是对称的。

    鲁二大娘在给我母亲开脸之前，想找新郎牛大喜来给母亲在脸上象征性地“薅三把汗毛”，却怎么都不见新郎的影子，惊异之下鲁二大娘便心中有了数，她便直接做她该做的：两手套住丝线的两头，中间用嘴咬住，形成交叉三角，丝线就来回上下地搅动，有松有紧。

    待绞完脸后，鲁二大娘用提前备好的两个红皮鸡蛋在母亲的脸上来回滚动，边滚边唱道：“红鸡蛋，满脸串，今年喝喜酒，来年把‘喜’见……”

    母亲听着这样美好的祝愿，内心深处却像是十五个吊桶七上八下，对明天充满了一片迷茫……

    做完了这一些，鲁二大娘接过洋炮递过来的赏钱便走了。牛家人还找了陪客的迎接母亲娘家人的到来。

    很快，牛大喜的邻居们也都知道牛大喜作为新郎官缺席的事儿，而母亲娘家的人来了之后不见新郎的影子，也都在心里猜得八九不离十了。来叫母亲的还是在一个院子里曾一起住过的三大爷，他是借了馍馍房家里的毛驴，同时跟来的是她那个三大娘和那个热心的四奶奶 。母亲的失落甚至屈辱自不待说，在娘家人面前那种不被接纳的委屈更让她抬不起头来。是的，那个人高马大的牛大喜他怎么能看得上我矮小瘦弱的母亲呢？他对我母亲的感觉依然只是一个佣人罢了，或者说得再套近乎一点：只是有了一点点亲情关系的“姐姐”而已。

    三天之后，母亲骑着毛驴又被他三大爷送回到牛家，开始了与往日相差无几的生活。后来前邻家的郝大妮子晚上过来和母亲作伴。白天母亲依旧忙她的家务，照顾小姑子小叔子。牛大喜偶尔回来的时候，洋炮就在她和少老头儿的屋子里暂时给他打个地铺……

    后来小叔子因为洋炮脾气不好，还是愿意跟着我母亲睡，从母亲十三岁半到牛家 ，一岁半的他就由我母亲带着，现在四岁半的他对我母亲早已经产生了很深的依赖感，时时处处叫着“嫂嫂”，不离左右。这是另一个“老嫂比母”的真切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