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和1961年，我们那里没有一个出生的孩子，1962年和1963年出生的孩子也极少。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吃饭的重要性。相信不只是我母亲，在饿虚两次的前提下，没有了生育的能力，就是其他年轻的女子也没有了做母亲的能力。话又说回来，就是有生育能力，自己都吃不饱，还要再造一张嘴出来，多个吃饭的吗？文字写到这里，忽然觉得：是否人们那时都没有了那种闲情逸致？“饱暖思淫欲”之所以存在多年，是因为它有着来自实践的浓厚现实基础。

    老百姓的生活，到1962年才慢慢开始恢复。这应该是得力于上下的一起努力。其中不乏基层领导者的胆识。1962年的春天，在大队书记和各小队队长会计保管员的商量下，偷偷把地分开，在分开的地里，大家辛苦着，生产积极性高涨。这年种了许多谷子。赶到秋天收获的时候，我母亲的身子明显地重了——怀了我的二姐，而且已经是九个月的身孕。这得力于我们家那几次“投机倒把”得逞后，日子走向正常生活轨道比较快。这一年和我二姐同岁的还有郝大妮子的第三胎——和郝大妮子的丈夫曾经干过队长有重要关系，起码没饿得那么厉害；还有郝大娘的儿媳生第一胎，还有郝大娘的侄媳也生育第一胎。另外就是和孙大爷爷有关系的人家了，一个是他亲侄媳妇，再一个是他叔伯侄媳妇。这一些都是在1960年没怎么挨饿的人，具备生育能力的潜在基础。只有我母亲挨饿最厉害，但是属于恢复得快的那一种。只是后来他们那几个孩子都活了，而我的二姐却没有活成……

    分开了地，就要各干各的活儿。母亲驾着地派车，从坝下长长的坡沿底部正准备往坝顶上拉谷子。肩膀上套着袢，双手驾着地派车的车把。那么弱小的一个人，几乎让地派车把她给架起来了。正吃力地刚往上爬坡呢，高高大大的书记正好通过这里准备下到地里去看一看。眼前这一幕，立刻令他吃惊不小。在前文已经说过，他妻子曾经在大炼钢铁那一年从家里跑出来，叫过经他家门口的人救下过上吊的张海力的。夫妻二人都是长得高高大大的好心人！年龄和我父母差不多大。他立刻跑下坝来，制止了母亲。同时人还没进地，声音已经高高地传了过来，他朝队长大声地喊着：“这是谁叫她干的？谁叫她干的？没长眼睛吗？出了事儿谁能负起这个责任来？是你能负起这个责任？还是我能负起这个责任？”

    队长也在地里割着谷子，说：“不是分开了地，个人负责个人的那部分吗？”

    书记急眼：“分开了地也不行，她可以在地里干活，可不能干这男劳力拉车的活儿，上沿爬坡的！”

    分开了地是不假，但仍然是互助组的形式，谁家地里的谷子成熟了，几家就集合在一起，先把谁家地里的谷子给割了。然后捆了。至于怎么处理割下来的粮食，那还是以个人为主，自己做决定。这种既单个又互助的形式，来源于残酷的现实——避免了大锅饭时后来的那种磨洋工；又做应付于上面的表面文章。因此其中不能够很好地彻底地协调，在所难免。

    等母亲从场院里回家后不久，就生下了我的二姐。二姐一生下来就没活！也就是说，她根本就是一个死胎了！

    母亲暂时在家休养着，咱再回过头来关注一下牛大喜家里的生活——

    我母亲在有我大姐之前不久，也就是1957年的年底，牛大喜的母亲洋炮去世，临去世之前她还只有一个孙女——丰秋。洋炮刚走，牛大喜的儿子——丰秋的弟弟大明出生。大明出生后，刚刚看到了重孙子的牛大喜的奶奶去世，只剩下牛大喜的父亲和他的孩子们生活。

    1962年的秋天，牛大喜家的给牛大喜再次生了一个儿子。但牛大喜并不高兴，因为他曾听见风言风语说他妻子不检点。岳茂盛和牛大喜是好伙伴，牛大喜有什么话都和他说。牛大喜说：“我非得和她离婚！别人再怎么说，我不信。可是俺小孩儿说的，我能不信？”

    牛大喜说的“俺小孩儿”当然是指大明。大明曾对他说过：“俺舅老爷来了，搂着俺娘睡觉……”所以，牛大喜怀疑这第二个儿子不是他自己的。

    这一天前邻居郝大娘领着郝大妮子的孩子小丽来玩的时候，丰秋她娘，将自己内心的委屈对郝大娘说了，郝大娘就转过脸来奉劝牛大喜：“别人看着你的日子好了，这是胡说八道呢！这——你别信！”

    牛大喜暂时没说什么，但心里较着劲。丰秋她娘可是这牛大喜相中了的人，但是就因为她的“不检点”牛大喜就认准了和她离婚。所以当牛大喜的第二个儿子还未满月时，牛大喜就又回到紫石镇上去上班了，不过这已不是在他自己的个人诊所，而是在国家的公私合营后，他进了一所学校，做了一名校医。

    牛大喜的父亲身体不好，大明就没人管。

    这天，郝大娘的外孙女小丽又来找大明玩。小丽虚岁八岁，大明虚岁六岁。两个小孩子，就在家西面的小河边上玩，各拿着一个小勺子，往长方形的一个小槽子里你一勺我一勺地舀着水。忽然大明就一下呛到水里去了。小丽赶紧跑家去和丰秋的妈妈说了，正在家里坐着月子的丰秋的妈妈，赶紧往外跑。跑到小河往西拐的那里，也没有看见大明的影子。只把丰秋她娘急得跳着双脚，两手敲着大腿的两侧，大声地喊：“我的孩子呢？我的孩子冲到哪里去了？怎么看不见我的孩子啊？怎么没有啊？”

    等叫了人来，顺着往河的下游找去的时候，人是终于找到了，可已经不行了……

    也就从这个时候开始，丰秋她娘与她爹牛大喜的矛盾越来越重……那是后话，暂按下不提。

    生活转眼到了1964年的春天，我的生命孕育在母亲的小房子里，眼看就要瓜熟蒂落了。但是，事情偏偏有了差池。

    我已是母亲的第五个孩子，两个哥哥，两个姐姐中，活下来的是二哥和大姐。这时的母亲年龄已经三十五岁。加上她的身材矮小，而我们兄妹哪个都胖大，生产的痛苦再次折磨着母亲。但我们刘家历来望族，只是暂时到了父亲这一代就是山东高梁独一棵。传统的多子多福的思想在奶奶和父亲的脑子里根深蒂固。母亲被识为生育工具不足为奇：刘家想强大，必须要先有人，而且是男人！面对即将出生的我，虽然隔皮猜瓜，但根据经验，奶奶的犀利目光不可小觑，猜想着我一定是个女孩，所以又不待见母亲了。而在城里工作的父亲借故是为了生活，也并没有回家。奶奶对于母亲不管不问，还说了母亲极难听的话。于是从小要强而身材还不足一米五的母亲，命运多舛的母亲，带着再一次生产的痛苦和对即将出生孩子的性别的担心，悲情的她选择了去跳井，只想离开这多难的世界，一了百了。更不想让自己的另一个孩子再来这世界上遭受人间的磨难。

    我不知道一个未出生的孩子是否有记忆？但我相信那曾经的过去是一种生命深处的血液的融入，是一种骨髓的渗透，是刻在了生命的底板上，一生挥之不去。就在前几年，我还做过一个奇怪又不奇怪的梦：我站在了井沿上，圆圆的井口，往下看去，什么都看不到，只是“黑咕隆咚”的雾样的漆黑一团，我吓得立刻惊醒过来，久久散不去那心有余悸……

    母亲是爬向家后不远的一个叫赵家井的井沿去的—— 那原是一个姓赵的地主家的井，圆圆的井口，内里周围砌了一遭石头，因为年代久远，石头风化着一层白赤赤的灰白的光。井很大，有水车。井的周围有大片上好的土地。后来那里种了许多菜，当我刚刚记事的时候，跟在给生产队管理菜园的母亲身边，看她割韭菜、摘豆角、摘茄子、摘西红柿、摘辣椒等等，还给菜地拔草。要浇地时，就套着驴用那井里的水浇灌菜地。水是经过一个长长的有螺纹的黑皮管子——有碗口那么粗细，中间一块小皮子，把水抽上来的时候，发着一声声闷闷的“咕咚——刺啦啦——抽儿——”的声响，就将那水倒在一个铁簸萁里，然后那随时可以趴下来喝的清水，便顺着曲曲弯弯的阳沟淌到菜畦里去……

    可是那一天当母亲爬着哭着要投井的时候，刚从坡里巡查回来准备计划春耕春播的队长臧续鹏、会计郭立起正好打此经过。他俩边跑边没命地喊，终于飞一样地过去，千钧一发之际，将就要爬到井沿的我母亲一人一只胳膊架灵似地架回了家。他们两人都已是做了父亲的人，年龄与我母亲相仿，而母亲在生产队一直是“五好社员”，受到他们的尊重。他们俩边走边你一言我一语地劝导着我母亲：就是不为自己想，还得为孩子想一想；就是不为这没出生的孩子想，还得为家里的那俩孩子想一想吧？你从小就是没娘的孩子，这个滋味你该是知道！还用俺说？叫孩子小小年纪就没了娘？

    母亲说:“我谁也不管不顾了……”哥哥姐姐的少不更事，让母亲感到自己是那么孤独无助！

    回到家里，我奶奶依然无动于衷。臧与郭都火了：人命关天！这可是两条人命！就是不为大人着想还得为孩子想想。哪有你这当奶奶的！添丁加口的是多喜的事儿！还不快去请吴清月?

    吴清月是我们那个古镇上有名的接生婆，据说是她第一个把我迎到这世界上来的。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开始上高中时，每天从镇中心那条唯一的贯穿南北的公路上于放学后回家去吃饭。镇子上每逢农历每月的一、三、六、八都是赶集的日子，公路上的人便特别多，卖各种农产品的、各种农具的，吃的、喝的、用的，比比皆是。吴清月在集市上拉茶炉子卖茶水。早听人说她是接生婆——我们那里叫这为“拾孩子的”。那时国家已改革开放，镇上及周围村庄里的生活开始慢慢好转，重要的是人们的观念在变化，条件稍好点的已开始去医院生产了，或去找经过专门培训过的接生人员。所以加上吴清月的年龄渐大，找她拾孩子的人越来越少。她只有用拉茶炉子卖茶水来养家养活自己了。

    每当我走过公路放学回家的时候，常能看见她。她的腰已开始弯了，头发也已白了大半，脸倒是红润，可右眼的上眼皮很长，几乎将整个眼球都给遮住了。听人说她拾孩子是好事，但她说了不该说的话，因此遭了报应。我因听说她是拾孩子的，又见她眼皮那样，就很好奇总想看她几眼。奇怪的是她也会盯住我看。她先是朝左边稍歪一下头，然后将右眼皮努力往上抬起——让人想起牛大喜的母亲“洋炮”来，对我道：“你甭看，你就是我拾的！”

    这一句话对当时十几岁的我来说，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让我从懵懂中走向将信将疑。我想我对她面熟，那她应该不认识我吧？我们两家挨得那么远！平时又没有过什么接触。可她怎么会冷不丁说了这样的话呢？于是我更想多看她一眼了。谁知她一下抬高了嗓门半嗔半笑地说：“还看！不信？回家问你娘去！”

    于是我回到家真就对我母亲说：\"娘，吴清月说是她拾的我。”

    母亲被我问时，比我现在的年龄稍长，但大约还有一股年轻人的余韵和倔强在身上，更没有走出往日的痛。她稍稍低了一下头，进行了短暂的沉思，那一刻她的心应是狠狠地动了一下的，然后又抬起头平静地对我说：\"以后你再见了她，喊她大娘就行。”母亲并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我也没有深究。只是于放学后，再和吴清月即将擦身而过而看她又开始注意我的时候，我总是用不大不小的声音喊她一声：“大娘！”

    她便立刻笑了，干脆地回一声：“哎！”然后又满足地添一句：“这——还差不多！\"

    时间再回到我出生的那一天——龙年1964年公历的4月3日，农历的二月二十一日，奶奶在队长和会计的劝说下，才颤着三寸金莲不急不缓地往车站街上三华里外的吴清月家走去。这边的我家里队长会计一人暂时留下，一人急忙到了张绳匠家，将正好又来走娘家的张绳匠的大女儿叫到我家。于是她来我家看着我的母亲，队长会计二人才匆匆离去。张绳匠的大女儿因为我二哥的出生，曾经没有消好毒，让我母亲得了产后风，因此还心有余悸着，不敢轻举妄动。而当我奶奶再颤着三寸金莲返回家来的时候，我刚好来到这世上。吴清月只是做了最后的处理，但她直到后来竟当着我的面说是她拾的我，这功劳没人和她争……

    多年后，我离开故乡亦多年，回故乡去看望母亲的时候，又一次略略谈起我出生时发生的那一幕，已八十多岁的母亲早已十分达观，笑对我说：\"想想，人这一辈子忒快了，和说书唱戏似的，几十年说过去就过去了。多亏了人家臧续朋和郭立起，咱娘俩才又多活了这几十年。”我也笑着说：“不光咱娘俩，还有我兄弟呢！你要是早死了，哪有我兄弟？你我要是早死了，哪有现在的好日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