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校花》忆“严打”

    顺  山

    《校花》的故事开始背景应该是1983年，中国最早是1978开始推行经济体制改革，打开国门的，到1983年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四五个年头。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换这个特殊时期，成年人尚可镇定一点，能够把持得住，但像徐伟成那样的青年，他们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徬徨徘徊，无所适从。像徐伟这些人的这些事情按说不应该上升到刑事责任高度，但他们撞到了“严打”的枪眼上，《校花》正是在那种特殊的社会大背景下的产物。小说以主人公的身份从侧面反映了那段不平凡的历史，将那段特殊年代的特殊社会现状写出来，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小说跨度时间长，涉及面广，作者应该是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的高中生到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初期，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批林批孔、粉碎四人帮、恢复高考、改革开放及1983年“严打”等。徐伟成老师用第一人称叙事，讲的都是“我”眼中的事，充分地展现了“我”的内心世界。我读《校花》时，读着读着就被作者带入小说的佳境之中，自然而然地想一口气读完。徐伟成老师用第一人称使小说情境显得更为真切，作者与读者的距离缩小，小说内容贴近生活。作者用第一人称写小说，可以使读者产生感同身受、身临其境的感觉。

    《校花》这篇小说中的每个人物的语言、神态、动作，以及人物所处的环境，每个人物背后的家庭状况，父母的素质等等方面的描写，为小说增添了魅力。如徐伟成第一次被迫与人打架后，成了救美英雄，对孙有炳的夸张和将功劳窃为己有行为不满的心理活动描写，实在是太贴切太真实，让人在深表同情的同时，对孙有炳这个人不由自主的产生看法。作者通过孙有炳不义行为、徐伟成隐忍不发的心理活动的精彩描述，将两个人性格品行的反差立刻显现在我们面前，吸引着读者，让人欲罢不能。作者对人物形象的塑造非常成功，让每个人物有血有肉，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呼之欲出，一件件陈年往事历历在目，似一坛陈老酒，散发着迷人的芳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