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走的时候通县最高的楼是六层，现在零零碎碎有二三十层的楼了。以前不让盖楼有说为了备战前苏联，有说通县在飞机航道上。我们北苑地区还有一种说法，说西门有86983部队驻扎，如果盖高楼从空中一览无余，怕泄露军事机密。

    后一种说法还是有据可查的，北京人都知道，在天安门方圆几公里不允许盖高层，盖多高呢？以不看见中南海里边的建筑为准，也就是越近越矮，这是规矩不是秘密。在那个物质精神极度匮乏的年代，这都是北京人向外地人吹牛逼的材料，横是你不能看到毛主席在中南海里遛弯儿吧。我多次回东北老家，每次回去我的兄弟姐妹都嘱咐我说，在外头千万别说你是通县人，就说住天安门对面。我操，天安门对面是纪念碑，是永垂不朽啊。

    走进院门口儿的时候已经九点了。我瞧见邻居夏大娘在收发室正拿定的牛奶，她一抬头，“哎哟”了一声：“这不是小伟成吗，你妈刚才还在这儿坐着等你呢。一个月前你妈就跟我唠叨你要回来了。”

    我红着脸叫了一声夏大娘，她边催我快点儿回家边说：“你们家现在搬新楼了，2号楼1单元203。”她用手比划指点着。

    谢过夏大娘，我把手里的旅行包倒了一下手，大步流星地向家走去。我想，今天是星期五，我哥我姐他们都住在城里肯定不在家，我弟在上大学更甭提了。我妈我爸肯定在家，呆会儿一见面，二老哭得稀里哗啦怎么办？遇到这种场面我哭得出来吗？我开始酝酿情绪。

    推开我家屋门，我爸从南屋走出来，看见我低沉着说：“你怎么刚到家？听孙有炳说你坐的车早上四点多就到北京了，他今天早上去接你没接着，刚走。对了，他让你回来呼他一下，你等着，呼机号在里屋桌上。”说着我爸进屋取字条去了。我妈在厨房里走出来，用手巾擦着手说：“孙有炳还带一个女的来，我以前没见过，孙有炳说他在潞河医院门口儿有一个煎饼摊可挣钱了，他说下午收摊早来看你。”

    我妈边说边把我放地上的旅行包拿起来：“里面装的什么这么沉？”我抢过旅行包说：“全是书。”

    我妈说：“放在小屋吧。”

    我看着桌上的练习本说：“我弟学习怎样？”

    我妈说：“噢，学习还说得过去。你姐他们说星期日一早过来。”

    我爸把写孙有炳呼机号的字条给我。

    我走到南屋，坐在十多年前我哥打的沙发上，说：“孙有炳给我去信说他每年都来家看你们。”

    我爸说：“嗯，这几年是。”

    我妈说：“就这两三年来，头几年也不来，这不，今年还给咱家画了一幅画。”我妈手指着沙发后头，我一转头感到头晕目眩。我琢磨可能是青海人说的，到了平原有点儿醉氧，也可能是坐了两天火车没有睡好。那时的火车大部分都是硬座，就是北京到青海这么远，有卧铺的车厢也不多，就是有你买得起吗？就拿孙有炳去北京站接我这事儿来说，北京不是没有出租车，你租得起吗？我慢慢站起来，审视着墙上的画，画面上一只老鹰带着四只小鹰站在山崖上，崖上有几块青苔，旁边有几枝松枝，背景就是天空和悬崖，左上角题款群英会三个字。想了半天，什么意思不知道，我向站在阳台的我妈说，我在车上没怎么睡好，头有点儿沉想睡会儿觉。

    躺在床上，外头有人喊：“那海英，收发室有挂号信。”我妈打开门往屋让着在筒道里说话的人，那人说不进屋了，别忘了去取挂号信。我翻了个身把枕头往下拉了拉，听我妈说：“我做饭，你要没事到收发室把信取回来。”我爸说：“刚才谁呀？”我妈说：“李淑英。”我嘴里念着李淑英，不知不觉想起了罗娟英、钱君英、杨英、英兰，和我妈那海英，你说，中国叫英的怎么这么多呀，这不就是群英会吗？我操，孙有炳那幅画是不是就画我妈老英和她们四个小英呢？没准儿，这小子上学时鬼点子就多，等我见着这小子非问个明白不可。

    一觉醒来，我还没给孙有炳回电话，他却先打了过来，大概的意思是今天没过来看我是想让我多陪陪父母，这么多年父母没少为我操心。还有就是他今天太忙了，昨天下了一场雨，铁道桥下积了一人多深的水，一般做小买卖的都在城外住，他们过不了桥洞就出不了摊。往常潞河医院有四个煎饼摊，今天就他一家，没把二丫忙死。家里什么都卖空了，今天晚上和明天早上都要补货。我告诉他别来找我了，明天有时间我去找他，别招他媳妇不乐意。他说别媳妇媳妇的，虽然住在了一起，但还没有结婚呢。我问他为什么不结婚，他说等攒点儿钱再说吧。我又问了问几个同学都怎么样，他知道的就跟我多说几句，直到电话里传出一个女人的叫声，我才让他挂了电话。

    第二天一睁眼已经日上三竿，我妈看我起来了，把包子又熥了熥。我勉强吃两口便匆匆出了家门。我没有骑车，我想，走了八年了，通州肯定有不少变化，走到学校北墙附近，以前的荷花池早已不见了，墙后修了一条直通潞河医院的路，二中后头的护城河成了盖板路。记忆中的潞河医院离我家还是有一段距离，可现在走了不到半个小时就到了。

    我远远看见孙有炳正指手画脚跟买煎饼的人说什么，我走过去“嘿”了一声。他向我“哦”了一声，并向二丫说：“装不认识是不？”二丫看我一眼打了声招呼。

    孙有炳说：“当年抢你家油饼就是他出的主意。”我说：“照你这么说我成了大媒人了。”  

    二丫脸一红，低头转圈铲着煎饼，我俩嘎嘎大笑起来。

    孙有炳拿了几张煎饼纸铺在花坛沿儿上，我俩先后坐下，他叫着二丫把煎饼摊上的烟扔过来，我俩一人点上一支。他说：“今天就没有昨天忙了，不过，这种大雨天每年都有几次，头年还淹死过人呢。”

    他对淹桥幸灾乐祸，但我对淹桥并不关心。近十年没见了，我们想聊的真是太多太多。

    我问：“你给我家送那幅画啥意思？”

    他奸笑说：“我学的是花鸟画，尤爱画鹰，而且画得还不错，每次画鹰我就想起你。”

    我说：“难道我也会画鹰？”

    他说：“你不会画鹰，你是玩儿鹰的。”

    我说：“怎么讲？”

    他说：“罗娟英、钱君英、杨英、英兰你敢说跟你那么干净？”

    我说：“滚蛋操，你说，那老鹰是谁？”

    他说：“你没看那老鹰低着头，在选儿媳妇吗？”

    我说：“你就是个羡慕嫉妒恨。”

    他说：“那是你夸我。其实，群英会这个题材我画了几十幅了，给你这幅只是一个巧合。我临摹李苦禅的鹰一天几十幅，画得二丫直骂，你要知道一张纸5毛钱呢。

    我说：“上学时你画画也就一般，后来跟谁学的？”

    他说：“跟我大爷。”

    “你大爷是画画的？”

    他说：“不是，我大爷会写鸟字儿，就是咱们小时候看到的那些走街串巷，用竹板蘸上颜色在纸上一拧一拧地写龙头凤尾的鸟字儿。你要买就报上你的名字，他把你的名字镶在一句吉利话儿里。”

    我说：“我知道，你大爷会写鸟字儿，你跟他学写鸟字儿。”

    他说：“对劲儿。”

    我说：“你为什么不去你爸公路局找工作？”

    他说：“我能找我不就找了吗，凡是进过公安局的单位一律不收。”

    我听了他的话，心里有点儿愧疚，他跟王大力确实有点儿冤。当时我们这个案子因为扎了警察，上头抓得很紧，又因此上了《北京日报》，被扎警察记了二等功，使这个案子成了众矢之的。可后来审着审着没想媒体报道的那样，人民警察怎么勇斗歹徒光荣负伤，而是一群警察没带领章大沿帽和滋事的流氓打成一团。这个案子因为参与人数众多足足审了一年。我记得孙有炳跟王大力呆了半年多才被放出来，大概算教育释放吧。想到这儿我拍了拍他的肩膀说：“你是太冤了，本来想蹭一根儿烟，没想到蹲了半年牢。”

    他说：“就这样我也感谢你，起码你没胡掐乱咬，咱们的对立面不就狗咬狗一嘴毛吗？结果怎么样，他们那边进去十多个。哎，霍国强魏生京这两块料命真好。本来是他们的事儿，我跟王大力却成了替罪羊。这两块料要什么没什么，一个当了雷子，一个当了村长，你说哪他妈讲理去！”

    他转过话问：“你知道魏生京为什么退学吗？”

    我说：“他家农村的，又不考大学，上那么多学有什么用。”

    他说：“他退学另有原因。”

    我看着他等待下文。

    他说：“这小子爱收藏女人私物玩儿炸了。”

    我说：“你怎么知道？”

    他说：“他跟咱班李红霞一起退的学，不到二十就结婚了。魏生京当村长第二年又把她甩了。”

    我说：“魏生京外头有小蜜了？”

    他说：“你听谁说的？”

    我说：“猜的。”

    他说：“那小蜜从二楼跳下来，把腰摔出毛病来了，魏生京也是没辙了。”

    “你听谁说他有收藏女人之物的毛病？”

    “听杨英说李红霞亲口跟她说的，他俩那么早结婚好像也与这有关。咳，哪天你跟霍国强聊聊，他说起魏生京可逗了，这孙子嫖小姐之前先买小姐穿过的袜子，袜子越臭他给的钱越多。谁脚臭他点谁，弄得他常去的鸡窝小姐把穿脏的袜子都存起来，等他来卖给他。”孙有炳边说边乐。

    我说：“别光说别人，说说你自己。”

    他严肃起来，说：“说什么，我们单位不要进过公安局的。我回了老家大城县，跟我大爷学鸟字儿。刚开始我大爷给我找了一根柳树根，把柳树根砸扁了当笔。我没写之前就跟大爷保证，学会就走，决不在本地混。两个月后的一个凌晨，我大爷把五块钱放到我手里，说，孩子你的悟性太高，短短两个月就比我写得好了，我教不了你了，收拾收拾上路吧，走得越远越好。我接过大爷手里的五元钱，心说赶紧走，大娘醒了再要回去。我简单收拾收拾，匆匆告别大爷，一头向天津方向扎了下去。我顶着月亮，披着星光，一猛子就出了大城县界。从那天起我每天凌晨就开始赶路。”

    我说：“你跟张东旗正相反，张东旗不睡到中午不起来。”

    他说：“张东旗是要饭的，凌晨没人跟谁要去。”

    我说：“大清早赶路地里有什么还能抓弄点儿？”

    他点点头：“可以那么说，不过，早晨凉爽，凉爽就能走得快一些。”

    “第一站去的哪儿？”我问。

    他说：“天津劝业场。那一天，我在进口找了一块地方，我把写好的四张铺在地上，用路上捡来的小鹅卵石把四角压好，然后坐在那儿看过往的人群。”

    我说：“那天卖出去几对儿？”

    他说：“一对儿也没卖出去，连看的人都很少。直到傍晚一个老头儿走到我的摊前问：‘这孩子，你是哪里人？’我告诉他是北京人。老头儿说，‘我观察你一天了，你一对儿都没卖出去，这东西这里没人要，你应该去农村集市上试试。如果回家没路费，我给你两块五毛钱。’我心想刚来一天能看出什么，明天兴许就卖上两对儿。我大爷说了，在乡镇卖八毛，在天津北京这类大地方可以卖两块五一对儿。”

    我问：“你吃什么，住什么？”

    他说：“买馒头，住大车店。大车店一炕就住二十多人，一天五毛，不要被子两毛。第二天我又去劝业场，卖了一天依然没有开张。那天傍晚我溜达在天津的大街上，看着大大小小的饭馆。那时人穷吧，照样有吃肉喝酒的。我走到劝业场后面，有一条小街非常幽静，路边有不少人在睡觉，哎，我感觉这条街不错，从头溜达到尾，出了路口我问路边一个老者，‘这里为什么有那么多睡觉的人？’老者看了我一眼说，‘你不是本地人吧？’我点头。老者说：‘这条街叫倒卧街，和劝业场齐名，这里倒卧的大部分都是天津要饭的，也有外地来这办事儿住不起店的。告诉你，吴佩孚手底下有一个姓张的师长穷困潦倒时都在倒卧街住过。’我听老者说到这儿心里有了底，人家师长都在这儿住，我还讲什么臭架子？我摸着兜里的三块多钱，心想，还不如要了昨天那位老头的两块五毛钱，明天我再去劝业场一天，试试不过三。明天再不行，留下两块五回家路费，剩下钱大吃一顿。”

    我问：“第二天卖出去了吗？”

    他说：“卖出去两对儿。”

    我问：“两块五一对儿卖出去的？”

    他说：“两块。”

    我问：“什么人上的当？”

    他说：“什么叫上当呢？物有所值。马来西亚一个旅游团，一个游客买的，他叫徐耀金。他问我乐不乐意去马来西亚画画，如果想去，他给我办理一切出国手续。我说没问题，他把我的联系方式都记了下来。”

    我说：“先别说马来西亚的事儿，在劝业场干了多长时间？”

    他说：“第四天我就走了，那老头儿说得对，这些东西大城市人没人要。我回到通县，给院里的老头儿老太太画了几幅，院里的老头儿老太太都夸我画得好，可没有一个买的。我想，本地不能干，太寒碜。去哪儿干呢？离通县最近的就是顺义，再有，顺义我也去过。”

    我听他说到这儿微微一笑：“你小子就是奔二丫去的吧？”

    他看了一眼二丫说：“当时没这想法。”

    我看着二丫的脸说：“你写字哪不能写，非到顺义，你到顺义肯定有想法。”

    二丫笑了笑没有说话。

    我说：“交代吧，怎么把人家骗到手的？”

    孙有炳说：“我去顺义长途汽车站写字儿碰见她的。”

    我说：“哎，二丫家不是在火车站吗？”

    他说：“改革开放以后，全国公路发展很快，北京到承德的这条慢车线就没人坐了。她们就到长途汽车站又租了一个摊位。一天下午我在汽车站摆摊儿，看见二丫推着自行车从我身边过，我朝她哎了一声，她没回头，我又哎了一声，她回头看着我，我向她挥挥手。她以为我在向她推销画，她摆摆手。我叫她的名字，她迟疑地走到我摊儿前，聊了几句才想起我是谁，她说，当时以为我是她远房大爷家的孩子，也会画画，可死了很多年了，她以为遇见鬼了。你想，谁跟被抢的人打招呼啊。”

    “孙有炳你还有点儿正事儿不？”我朝二丫说，“你哥碰见他没揍他吧？”

    孙有炳说：“她哥跟我好着呢。”

    我说：“你就吹吧。”

    他说：“你爱信不信。哎，你还记得孙有来吗？”

    我摇摇头。

    他说：“就是她哥在派出所报他的名给咱俩解围那个。”

    我“哦”了声：“想起来了。”

    他说：“这小子又加刑十五年，听他哥们儿说把一个欺负他的犯人脑袋上砍了一桶锹。既然孙有来出不来，他哥自然成了我戳份儿的大哥了。”

    我说：“在顺义生意怎么样？”

    他说：“还可以吧，农村进城回乡的天天有，你不买他买。”

    我问：“多少钱一对？”

    他说：“一块六。”

    我说：“饥寒起盗心，饱暖生淫欲，敢情这句话你一点儿没糟践。你是怎么拿人家哥做掩护向人家下手的？”

    孙有炳向后直了直腰，看了一眼二丫说：“哪儿呀？在那儿干了不到仨月，马来西亚徐耀金就来了邀请函，说他那边都给我运作好了。”

    我说：“不会是移民吧？”

    他说：“办旅游签证，到期去香港换签。”

    我说：“那边还行吧？”

    他乐着说：“我刚下飞机，徐耀金就给我脖子上套了一个大花圈，鲜花的，套在脖子上可凉了。我问徐耀金这花怎那么凉啊？他说，这边是热带，摘了花就要在冰柜里保鲜，要不就烂了。他把我接到他和人家合股开的超市。超市门口写着：热烈欢迎中国著名书画家孙有炳先生。徐耀金在超市一进口儿给我搭了一个五十多平米的大画台，我的对面是跳艳舞的舞台。”

    我问：“商场跳艳舞？”

    他说：“那儿的商场就那样，让我去也是为了招揽生意。”

    我说：“你可以呀，低头画画抬头看艳舞，没和人家亲热亲热？”

    他说：“我告诉你，在那里不能说你是大陆来的，你要说是大陆来的他就不爱搭理你。”

    我说：“为什么？”

    他说：“大陆的穷啊，没钱谁理你？”

    我说：“你是艺术家，她们也是搞艺术的，不会不爱搭理吧？”

    他说：“我没事儿，我们经常在一起吃饭喝酒，我们都住一块儿。”

    我说：“晚上喝多了，没走错门儿吧？”

    他说：“人家是人妖，都是男性。”

    我听了来了劲儿，说：“就你这身板儿，在那改装改装不就完了？”

    他乐了起来，我俩又一人点上一支烟，我看了二丫一眼转过头又问：“画一对儿卖多少钱？”

    他说：“六十马币。”

    我说：“怎么分成？”

    他说：“一人一半，但我不管钱，给多少算多少。”

    我说：“马来西亚人不懂中国艺术吗？没有人懂国画？”

    他说：“当然有懂的，尤其有不少老年人，但在那个场合没法画国画，画国画一天也画不完一张，我这个画儿画好了两分钟一张。你没见过我画，哪天闲下来给你表演一个，刷刷几笔，可帅了。”

    我问：“生意怎么样？”

    他说：“嗯，好的时候排队。”

    我问：“哎，说真话，有看上你的不？”

    他说：“怎没有，我妈要不有病叫我回来，人家都给我介绍女朋友了。”

    我说：“说你胖你就喘。”

    他说：“真的，我回来时人家给我买了不少吃的呢。”

    看他得意忘形露马脚的样子，我没有再往下问。、

    我说：“你在那边呆了多长时间？”

    他说：“三个月，日子到了我就去香港转签。”

    我问：“你妈得的什么病？”

    他说：“什么病都有，高血压糖尿病，我不在家这些日子多亏二丫照顾。”

    我看了二丫一眼，说：“怎么，你走之前……”

    他说：“你想多了，我在马来西亚的时候跟她哥有书信往来，有时聊到家里的事儿，她哥过节去我家看望，正赶上我妈犯病，没跟我商量就把二丫送到我家照顾我妈。”

    二丫看了我俩一眼。我说：“大哥就是大哥呀，太仗义了。哎，背回多少叶子？”

    他说：“六十万马币。”

    我问：“一马币换多少人民币？”

    他说：“一马币换五块，我告诉你，北京只有一个地方能换马币，你知道在哪里吗？”我摇了三次头他才继续说，“知道毛主席纪念堂不？就在那儿西边，中国银行，那一天我把钱全换了。”

    “我操，三百多万，钱哪？”我四下打量着他。

    他说：“全赔了！而且还欠了人家不少。”

    我说：“干什么赔的？”

    他说：“我跟她哥在村里开了一家饮料厂，他们村的三相电都是我接的，仅在镇里拉了一个三相电就花了七十多万。你不知道，我跟你一样上过《北京日报》，差点儿没把我判了，我们的饮料喝坏人了。”

    我说：“下什么药了？”

    他说：“好几个月卖不出去，倒掉怪可惜的，她哥行了一个好心眼儿，上了一个小广播，凡是村里人，不管老少爷们，到饮料厂喝多少都白喝。这倒好，喝一批吐一批，喝一批倒一批。因为这事儿审了她哥两个多月，这要在十几年前非打他一个毒害革命群众不可！二丫她本家大爷为了救她哥还冒充革命群众到公安局给她哥说好话。”

    “这不是浪张吗！”说完我抬头看了一眼正摊煎饼的二丫，我想，得亏摊煎饼呢，这要闲着非瞪我一眼不可。我说：“既然保质期过了为什么不自己倒掉？”

    他说：“是呀，我也问她哥，她哥说的也对，就这些瓶盖要想全给起完，把汽水空掉，需要十几个人干一个星期。”

    我说：“所以又作人情又帮你们干活儿了？”

    他点头，拍着腿上的蚂蚁。

    我说：“老乡们没找你麻烦吧？”

    他说：“找就找她哥吧，关于亏多少钱我也不知道，后事都由她哥来处理，她哥只托付我一件事儿，把二丫照顾好。我带她去了大城，在那呆了大半年才回通州。这不，又干起了她家的老本行。”

    我说：“你为什么不去找徐耀金重操旧业呢？”

    他说：“唉，徐总得病死了。再有，这种民间艺术也完蛋了，要不我为什么学国画？”

    我说：“整天画大老鹰。”

    他说：“我不行，我只是在纸上画画而已，跟你比不了。”

    我俩相视而笑。

    他继续说：“你可别小瞧了我，我可是‘通州八家’之一。”

    二丫接过去说：“你是‘通州八家’，在北方号称‘十六名家’。这么着，你明天拿一幅画，我摊个煎饼，你看过路的是买画还是买煎饼。”

    这时我才意识到我俩聊天早就该结束了。刚开始跟孙有炳聊天的时候二丫就插了不少话，为了情节的连贯性没有把她的话写进来。现在我补充一下，让这个故事更加有真实性。

    开头二丫没怎么说话，后来孙有炳说在马来西亚挣了很多钱，他妈有病二丫去照顾，并不像孙有炳说的那样。他妈病了以后，孙有炳让二丫哥在乡下帮着找一个护工，二丫哥想，兄弟这点儿忙要不帮还配做大哥吗？他也不知道老太太病得怎样，他先让二丫暂时盯几天，谁想一盯就小三个月。二丫说的这些我一听就是真实情况。还有就是二丫哥和孙有炳做买卖。二丫哥也出钱了，队里给腾的养猪场白使三年，三年以后交租金，一年一万元，这都是二丫当村长的二叔给的实惠。可二叔就喝了孙有炳两瓶二锅头。最后的屁股都是二丫哥给擦的，我问二丫后来背了多少账，二丫说家里的房子全卖了还东拆西借几万块，最后他哥把厂房设备和租赁合同转让给一家罐头厂才圆上这笔欠账。

    二丫东一句西一句，一到接不上下文就说，反正我跟你说不清。听了二丫的话，我大概了解了他俩的现状，二丫的委屈是：以前给哥当下手炸油饼，现在改摊煎饼养活孙有炳，中间赶上一次大起大落卖房子卖地。

    可孙有炳却认为二丫是幸运的，更是幸福的，以前二丫给她家干，说白了是给他哥干，干多少也不属于她。现在不一样，给自己干，干多少都是自己的，想怎么花就怎么花，去年就花了三千块在中山街买了一座三间房小院。

    他根本就瞧不起霍国强，每次到这儿吃煎饼一吃就两个，不给钱还牛逼哄哄，他工资那俩钱还不够孙有炳一个星期的流水。

    孙有炳告诉我卖肉更挣钱，他想跟我一起支一个肉摊，他说肉摊一人干不了，最少得俩人，问我有想法不，我说没问题。可回家后跟我爸一说，我爸当时就给否了，理由是卖肉就要动刀子，你因为什么犯的事儿你不知道吗？我跟我爸磨得嘴都起泡了，我爸最后说，你要想让我跟你妈多活几年就别干！这么说吧，自从你犯了事儿，凡是带刀子剪子的场合我都不去，你大爷家大庆猪场请我剪彩我都没去。我妈说，得了得了，你是怕拿剪子吗？你不说猪场档次太低，要是个拖拉机站剪彩还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