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宝的名字是爷爷取的。余宝的爷爷没读过书，不过他知道“余”是剩余，“宝”是宝贝。背驼得几乎成直角的季逸辉六十七岁才抱上孙子。余宝是他这一辈的第一个，能说不是宝贝么。老人四十几岁就腰痛得驼了背，做不得重活。抚养六个儿女，日子过得十分艰辛。他祈祷孙子以后不要像他这么贫穷，要有吃有穿，还要有剩有余。“三朝日”给孙子取了这个名字。余宝后来说他记得两岁多的时候经历的一桩事，没有人相信，都说他吹牛皮。可是他真的记得一个大家叫四嫂的邻居，在送她的儿子田春生去当志愿军的路上流着眼泪问：“不晓得还会回来不？”田春生回过头来恶狠狠地瞪她一眼，说：“蠢货！除非我死了就不回来了！”田春生是个混账崽，平时动不动就骂寡妇妈妈的娘。他一把扯掉胸前的大红花，说不去参军了。当然不是他说不去就可以不去的。他后来也没死在朝鲜战场上。后来四嫂说她说那话不是那个意思，她是不知道她儿子会不会通过参军当兵，政府安排他去城里工作，不回来当农民了。

    很多年以后余宝才知道那是一九五零年。他是一九四八年五月出生的，当时只有两岁多。他不知道他怎么就牢牢地记住了那个于他毫无意义的事情。如果说两岁多的时候经历的事情是完全不可能记住的，那只能说田春生参军不是一九五零年而是以后的某年。可是余宝又清清楚楚记得大家唱“雄纠纠，气昂昂，跨过鸭绿江”。

    余宝大约是满了四岁才知道，他们一家人是从另一个叫水西殿的地方迁移到西村来的。爷爷告诉他，他们的老家和现在的家是一个乡，叫南冲乡。老家是五村，现在的家是九村，相距五六里路。从五村迁到九村来的不只他们一家。因为五村人多田少，九村田多人少，乡政府把他们迁移过来分田分土分房屋。

    奶奶却说，哪个愿意离开老家呢，是因为爷爷太本分，受他的哥哥、余宝的二爷爷的欺负，才迁移出来的。爷爷不准她这么说。叫余宝不要相信她的话。

    爷爷说，余宝的二爷爷是个治眼病的郎中。二爷爷有一乘黑布轿子。哪怕只有两三里路，他也要穿上长衫坐轿子去看眼病开药方。二爷爷很晚才娶亲，到死都没能看到亲孙子，所以非常喜欢余宝。二爷爷每次出诊之前总要抱抱余宝。如果余宝不在面前，他就叫人到处找，他愿意等。他一抱上余宝，余宝就哗啦啦拉他一身稀屎，次次如此。他本来只有一件长衫，讲排场装门面的。就因为余宝在他身上拉屎，他又缝了一件长衫换洗。余宝的奶奶和妈妈过意不去，就不让二爷爷在出诊之前抱余宝，说：“二爷爷喜欢余宝，等会回来抱吧。”二爷爷说：“你们晓得个屁。我家余宝屁股一响黄金万两哩。”

    奶奶说：“把我们挤出来了，那两间屋就归宇轩了。今年正月我回去看了一下，原来我们楼上的楼板差不多是满的，现在呢，都被他们抽空了。屋后头那片兰竹也归宇轩了。”

    爷爷正要斥责她，妈妈说：“余宝他叔说了，今后我们想回去了，他接我们回去。”

    奶奶说：“都在这里分田分屋了，还搬得回去？搬不回了，死在西村了。”奶奶流眼泪了。

    爷爷说：“我家在那边能分五亩多田吗？有这宽的屋吗？天下农民是一家，住哪里不一样。死在西村就死在西村，到处黄土好埋人。”

    分给余宝家的房屋是一座独立的明三暗五的土砖屋。所谓明三暗五，就是在外面看是三个开间，走进里面有五间。爷爷告诉余宝，他们家住的这座房子，以前是下面花屋里那个地主家的谷仓。屋顶大梁上现在还吊着一个大滑轮，就是吊谷入仓的。

    余宝家前面不到两丈是一座祠堂，叫梓玉公祠，住了七八户人家。余宝家的地面比梓玉公祠的地面高出十九个石砌踏步，可是屋顶并不比梓玉公祠的屋顶高。余宝问爷爷：“为什么门前的石头踏步不是二十个或者十八个那样的双数，而是十九个呢？”爷爷说：“九是个好数字。”余宝偏着脑袋说：“大人不是说结婚都要选双日子吗？单数没有双数好啊。”爷爷高兴地说：“我的孙宝就是灵性！心里会想。不过不是单数就不好。你晓不晓得啊，皇帝老子就喜欢‘九’噢！”

    梓玉公祠西边有一口三四亩的水塘。水塘西边有个和水塘差不多大小的菜园。菜园西边是一座地主庄园，当地人称之为“花屋”。大概是四周的青砖墙壁上面有五颜六色的绘画吧。大家把画叫“花”。把画画叫“画花”。

    其实这座“花屋”的正门上方赫然写着“翼园”两个大字。翼园住了二十来户人家。翼园的西边还有几栋矮小的老土砖房屋。翼园与老土砖屋之间有一口冬暖夏凉的水井。

    这些房屋都是座北朝南。农民叫地名屋名是很有意思的。西村共有一千多人口，余宝家附近这几座房屋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这几座房屋又有叫法。余宝一家人叫翼园和梓玉公祠“下头屋里”。“下头屋里”的人叫余宝家“上头屋里”。叫梓玉公祠“祠堂里”。水井西边的叫“老屋里”。

    余宝跟着奶奶去翼园玩过多次。他百思不解的是宽阔的地坪两边的青砖矮墙上面，竟然画着很多个没穿衣服的男人和女人。男人的鸡鸡和女人的奶子都露在外面，一点都不怕羞。更加奇怪的是，男人和女人屙尿的地方都长了一团头发。他回家问爷爷，爷爷说：“听说那是土地主想学洋玩意，请西洋画匠画的。地主有钱，挖空心思学些外国的丑东西，叫‘壁画’。哪天要告诉乡长，地主的房屋都分给贫雇农了，地主画的‘壁画’应该叫人拿泥巴涂了。”不知是爷爷没告诉乡长，还是乡长忘记叫人拿泥巴涂那些奇怪的‘壁画’了？那些光溜溜的男人和女人还栩栩如生地在墙壁上面嬉笑着。　　

    秋去冬来的一天上午，余宝的爷爷奶奶和妈妈都去菜园了，叫他在家里看屋。他正在百无聊赖地等大人回来，门前来了个穿着破烂衣衫的老女人。余宝知道她是叫花子。平时小孩子看到来了讨米的，就跟在后头喊“叫花子！”“叫花子！”有的还扯叫花子的烂衣衫。

    余宝的爷爷多次在夜晚讲述，连续好几年，到了秋收和过年后，他和奶奶带着余宝的爹爹和姑姑们出去讨米逃荒。有一天，爷爷对一个老人说，想拿余宝爹爹捡的一筐狗粪换一个鸡蛋给余宝爹爹吃。有人笑话说“叫花子还想吃鸡蛋”，爷爷说：“今天是我崽满十岁哩。”老人叫邻居莫笑，给了一个鸡蛋，还额外给了一碗米。每次爷爷说起做叫花子的事，奶奶总会伤心流泪。爷爷不哭，好像讲别人家的故事那样平静。爷爷说：叫花子来了，多少散一点。大家都不散一点，叫花子就会饿死。

    余宝听的次数多了，幼小的心灵里对叫花子由厌恶慢慢地转向了怜悯。

    破衣女人对余宝笑：“学生，散个红薯吧。”

    余宝虽然还不是“学生”，不过他知道“学生”的含意。他看一眼堂屋地上的红薯，仰起脸问破衣女人：“你想要红的还是要白的啊？”

    女人竟然笑了：“学生，我随便。”

    余宝想了一下，一只手拿个红的，一只手拿个白的，对女人举起双手。

    女人接过红薯高兴地走了。

    大人回来了。妈妈问余宝：“有人来过没有？”余宝绘声绘色地说了一遍散红薯给叫花子。妈妈笑了。她倒不是笑儿子行善，她笑儿子傻，给叫花子红薯还问想要什么颜色的。奶奶也笑，说以后来讨米的来了，给一个红薯就够了。叫花子隔三差五来的，不叫他空手就行。爷爷没有责备孙子，还抱着余宝亲一下，说：“爷爷也做过叫花子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