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碑书法艺术，主要分两大类：一类是佛教的造像题记；一类是民间的墓志铭。仅龙门石窟的造像题记就有三千余品，而著名的是《龙门二十品》。墓志在南北朝时十分盛行，其中北魏的墓志铭比前代都多，书法中带有汉隶笔法，结体方严，笔画沉着，变化多端，美不胜收。魏碑是楷书的一种，魏楷和晋朝楷书、唐朝楷书并称三大楷书字体。魏碑表现出由隶书向典型的楷书发展过程中的一些过渡因素。魏碑经过标准化成为“魏体”字，是现在最常用的汉字印刷字体之一。

    魏碑，北朝碑刻的统称,其特点是笔力、字体强劲,是后世书法的一种楷模。

    魏碑书法艺术，主要分两大类：一类是佛教的造像题记；一类是民间的墓志铭。仅龙门石窟的造像题记就有三千余品，而著名的是《龙门二十品》。墓志在南北朝时十分盛行，其中北魏的墓志铭比前代都多，书法中带有汉隶笔法，结体方严，笔画沉着，变化多端，美不胜收。

    清代大书家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对南北朝碑有“十美”的评述。他说：“古今之中，唯南碑与魏为可宗。可宗为何？曰有十美：一曰魄力雄强。二曰气象浑穆。二曰笔法跳越。四曰点画峻厚。五曰意态奇逸。六曰精神飞动。七曰兴趣酣足。八曰骨法洞达。九曰结构天成。十曰血肉丰美。是十美者，唯魏碑南碑有之。”概括了魏碑书法雄强、朴拙、自然天成的艺术特点。

    魏碑是指南北朝时期北朝的碑刻书法作品。南北朝时期的书法，是我国书法史上发展的重要阶段。现存的魏碑书体都是楷书，因此有时也把这些楷书碑刻作品称为“魏楷”。魏碑原本也称北碑，在北朝相继的各个王朝中以北魏的立国时间最长，后来就用“魏碑”来指称包括东魏、西魏、北齐和北周在内的整个北朝的碑刻书法作品。这些碑刻作品主要是以“石碑”、“墓志铭”、“摩崖”和“造像记”的形式存在的。

    现存魏碑作品的数量巨大，仅仅发现于龙门石窟的造像记，就有数千方。这些作品良莠不齐，经过前人的整理，部分作品从中脱颖而出，被视为魏碑的代表作。

    丰碑：

    丰碑的书体除了北魏寇谦之嵩高灵庙碑所含的隶法较多，风格较古，以及东魏敬使君碑较圆柔，是特例独行的坏孩子之外，其余都是规矩的好学生，方峻而端整，锋芒毕露，如晖福寺碑、高贞碑、张猛虎碑等。

    《爨龙颜碑》：

    始建于南朝刘宋孝武帝大明二年（公元458年），距今为一千五百四十一年。与爨宝子碑相比，此碑较大，高3.88米，宽1.46米，字数亦多，除碑阴题名外，仅碑阳即存文900余字，故称“大爨”。它是现存晋宋间云南最有价值的碑刻之一。1961年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爨龙颜碑，词采富丽，文笔凝炼，富于感情，反映出南中知识分子爨道庆有相当高的文学修养。就书法而言，笔力雄强，结体茂密，继承汉碑法度，有隶书遗意，运笔方中带圆，笔画沉毅雄拔，兴酣趣足，意态奇逸。有人将它与嵩高灵庙碑相比，认为“淳朴之气则灵庙为胜，隽逸之姿则爨碑为长”，“魏晋以还，此两碑为书家之鼻祖。”（范寿铭：《爨龙颜碑跋》）康有为说此碑“与灵庙碑同体，浑金璞玉，皆师元常（锺繇）实承中朗之正统。”他在《碑品》中将爨龙颜列为“神品第一”，赞其“下画如昆刀刻玉，但见浑美；布势如精工画人，各有意弃，当为隶楷极。”足见书家对它的推崇。

    爨宝子碑：

    全称为“晋故振威将军建宁太守爨府君墓”碑,碑质为沙石。乾隆四十三年（公元1778年）出土于云南省曲靖县扬旗田村，1852年移置曲靖城内，现存于曲靖一中爨轩内爨碑亭。碑首为半圆形，整碑呈长方形，高1.83米，宽0.68米，厚0.21米。碑文计13行，每行30字。碑尾有题名13行，每行4字，额15字，均正书。此碑的书法在隶楷之间，体现了隶书向楷书过渡的一种风格，为汉字的演变和书法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其极高的书法的地位。在书法史上与《爨龙颜碑》与《爨宝子碑》并称为“爨”，前者因字多碑大称“大爨”，此碑则被称为“小爨”。1961年3月，国务院正式批准为全国首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拨款重新修理工建碑亭，加固碑座。此碑具有较高的书法艺术价值，康有为曾在《广艺舟双楫》中评其为“宝子碑端朴，若古佛之容”，又云“朴厚古茂，奇态百出，与魏碑之《灵庙》、《鞠彦云》皆在隶楷之间，可以考见变体源流”。它与书刻于公元456年的北魏《嵩高庙碑》风格接近。其立碑之时距书圣王羲之死时仅30年，却与世传右军法帖书风之清雅俊逸大为迥异。它朴茂古厚，大巧若拙，率真硬朗，气度高华，气魄雄强，奇姿尽现。究其渊源，因属隶变时期的作品，体势情趣、情态均在隶楷之间。寓飘然于挺劲，杂灵动于木讷。由于其脱胎于汉隶笔法，故而波磔犹存，相较于《张黑女》《元怀墓志》等成熟的魏碑，它则更显得“原生态”。此碑字用笔方峻，起收果断，似昆刀切玉；字的造型奇特自由，似天马行空，神秘莫测，令人产生丰富联想。

    《石门铭》：

    全称《泰山羊祉开复石门铭》，摩崖碑。北魏宣武帝永平二年(509)正月刻，由太原典签王远书丹，武阿仁凿刻于陕西褒城县东北褒斜谷石门崖壁。汉中褒谷口是褒斜道最险要的隘口，绝壁陡峻，山崖边水流湍急，很难架设栈道。东汉永平年间，汉明帝下诏在最险之处开凿穿山隧道，历时六年而成，古称“石门”。东壁长16.5米，西壁长15米，南口高3.45米、宽4.4米，北口高3.75米、宽4.1米，隧道与栈道在同一条水平线上。褒斜石门是世界上较早的人工交通隧道之一。后汉开凿石门道破废，本崖文即记述了北魏重修褒谷道的原因、经过与结果，传颂梁秦二州刺史羊祉“诏遣左校令贾三德”重开褒斜道的盛举。《石门铭》全文融记事、颂功、写景和抒情于一体，是石刻铭文的代表作。书体柔和多味，飘逸致趣，康有为评为北魏圆笔之宗。

    《晖福寺碑》：

    北魏太和十二年(488)刻，楷书，24行，每行44字，高294厘米，宽90厘米，额下有穿，下部作束腰形，碑阴刻有许多少数民族的姓氏，是研究民族史的重要资料。此为中国名碑之一。原存陕西澄城县，碑石原在陕西澄城县，当地人禁拓，故传本很少。现藏西安碑林。篆额为“大代宕昌公晖福寺碑”。此碑是具有独特风格的北魏早期作品，用笔方峻而端整，锋芒毕露，与《张猛龙碑》风格极似。

    《张猛龙碑》：

    《张猛龙清颂碑》立于北魏明孝帝正光三年(五二二)，全称《魏鲁郡太守张府君清颂之碑》，现在山东曲阜孔庙中，有额有阴，碑文记颂魏鲁郡太守张猛龙兴办学校功绩，碑阴为题名，无撰书人姓名。古人评价其书“正法虬已开欧虞之门户”，向被世人誉为“魏碑第一”。楷书二十六行，行四十六字，是魏碑后期佳作之一。碑文书法用笔方圆并用，结字长方，笔画虽属横平竖直，但不乏变化，自然合度，妍丽多姿。碑文中的“冬温夏清”四字被认为是鉴别有关张猛龙碑古拓、今拓、原拓、翻拓的重要依据。据说有些古人拓碑，每拓一次之后就要把原碑上的某字去掉一点或留下某种印记，使后人之拓永远不能与前人之拓相雷同相媲美，更不用说伪造作假了，可见古人用心之良苦。清金石家杨守敬评为：“整炼方折，碑阴流宕奇特。”又评：“书法古淡，奇正相生，六代所以高出唐人者以此。”

    《高贞碑》：

    全称《龙骧将军营州刺史懿侯高贞碑》。正书，二十四行，行四十六字，有篆额阳文十二字。碑立于北魏正光四年（五二三）六月，清代乾嘉年间出土，今在山东德州。北魏正光四年（公元523年）刻。此碑书法凝重端庄，为北魏碑刻中的精品，该碑是北魏刻中相当于典型的模式，结体端严方正，用笔灵动畅达，尽管刀痕明显却不呆硬刻板。字里行间充满人情闲逸之境。

    造像记：

    清代乾隆、嘉庆以后，一些金石考古家争相访求名山，寻碑索拓。如阮元、黄易等不辞劳苦，寻访残碑断碣。黄易（小松）最早在龙门石窟拓碑四品，世称

    （龙门品四品》。以后又有人拓10品、2O品、多至1500品。现在所流传的《龙门二十品》为北魏时朋书法的代表作品，是魏碑书法的精华。

    龙门石窟在河南省洛阳南40里，伊水两岸形成阙门的形状，人们称它为“伊阙”。（见《水经注》：“两山相对，望之若阙。”）它的两岸为龙门山，山上建有石窟和造像，即“龙门石窟”。“龙门石窟”创建于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前后（公元494年），从魏至宋代，凿取岩壁建造佛像极为盛行。据统计，龙门石窟群现存洞窟1352个，佛翁750个，造像10万余尊，造像题记和碑蝎3600多块，北魏时期造像题记约2000块，其中最著名者四种，即所谓《龙门四品》。

    《龙门四品》即《始平公》、《杨大眼》、《魏灵藏》、《孙秋生》等造像铭。

    《龙门二十品》，又称《龙门山佛像铭》，是指在龙门石窟中发现的北魏时期二十方造像记，这些作品被认为是魏碑书法的代表作。清朝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首先提出了龙门二十品的篇目：

    《比丘慧成为亡父始平公造像题记》

    《魏灵藏薛法绍造像题记》

    《孙秋生刘起祖二百人等造像题记》

    《杨大眼为孝文皇帝造像题记》

    《长乐王丘穆陵亮夫人尉迟为亡息牛橛造像题记》

    《一弗为亡夫张元祖造像题记》

    《北海王元祥造像题记》

    《司马解伯达造像题记》

    《北海王国太妃高为孙保造像题记》

    《云阳伯郑长酞为亡父母等造像题记》

    《高树解伯都卅二人等造像题记》

    《比丘惠感为亡父母造像题记》

    《广川王祖母太妃侯为亡夫贺兰汗造像题记》

    《马振拜等卅四人为皇帝造像题记》

    《广川王祖母太妃侯造像题记》

    《比丘法生为孝文皇帝并北海王母子造像题记》

    《安定王元燮为亡祖等造像题记》

    《齐郡王元佑造像题记》

    《比丘尼慈香慧政造像题记》

    《比丘道匠造像题记》

    墓志铭：

    在碑刻中，造像记是树立于地表供人观胆，顺便表示有这样一件事，或留下名字，而墓志铭则是埋入圹内，大抵而言碑石较小，字体精致，又一直隐性埋名的躲在地底下，不易毁损，出土时还像新的一样，弥足珍贵。墓志书体多半蕴藉妍华，与上面介绍的碑刻、造像记不大一样，仅有少数趋于方峻，如等一下会介绍的元羽墓志、司马景和妻孟氏墓志铭等；比较婉转的呢，则有张玄黑女墓志，刁惠公墓志铭等。

    《司马景和妻墓志铭》：

    刻于北魏延昌三年(514)，清乾隆二十年(1755)在河南孟县出土。此墓志为楷书，共21行，每行21字。清王昶为《司马景和妻墓志铭》题跋说：“字画古质可喜，往往有隶意，尤多别体，为魏晋南北朝所罕见者，第自来金石书皆不著录。”近人杨震方在《碑帖叙录》中评此墓志说：“书法峻快清劲，结体奇逸雅致，为墓志中代表作。”北魏正光三年(522)的《张猛龙碑》与此墓志书法风格一脉相承。此墓志的笔法，点划清劲峻利，方圆并用，以方为主，收笔自然，行笔中锋，钩笔及捺笔多以侧锋出之。在笔势上，点的形态变化大，有些字的点呈棱形，还有些字的点成平仰状态，从中可以看出隶书之意，而且点大都独立，显得清劲。横划都往右上倾斜，显得横细竖粗，比其它魏碑横划变化大，有中锋起笔较细，收笔较粗的，有侧锋方起、中锋收笔的。竖划多向右倾斜，以平衡由于横划倾斜所造成的不平稳。长撇厚重，短撇劲健犀利，有的起笔圆细，中间粗，收笔细，有的起笔粗方，收笔细，个别还有起笔细，收笔粗的。捺出重长，有些斜捺向右下出，还有些字的出捺完全抹去棱角，给人以流畅奔放的感觉。钩以驻笔侧锋出之，钩长而挺，背抛钩独具特色。转折处提笔顿笔成方，然后提笔转锋下行，折处厚重方整。其字体结构在奇侧中求平衡，在重心稳的前提下任意变化，且结体上紧下松，潇洒而有风神。总之，此墓志笔法多变，结体奇特，通过大撇大捺的运用，使人从中感受到魏碑书法艺术的峻利、质朴、潇洒、严谨，并从中看到隶书向魏碑过渡的痕迹。

    张玄墓志：

    此碑立于北魏节闵元年，原石已佚。何绍基在道光五年时购得旧拓本，但在经过剪裱之后行款已失。当时为了避康熙的名讳﹝玄烨﹞，而称为「张黑女墓志」，在何绍基表扬之后，书家逐渐看重，康有为称之为「质峻偏宕之宗」，列为「精品下」，称誉甚高。其笔画已由方趋园，锋藏势劲，峻逸之中，温润可喜，遒丽与雄强之长兼而有之，是北碑中难得的精品。

    元羽墓志：

    北魏景明二年（公元501年）七月二十九日。上海图书馆藏拓本，原石1918年洛阳城北南陈庄出土，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石纵55厘米，横51.2厘米。楷书，十三行，行十五字。书不凝重峻拔，结体谨严而又奔放，与《元简》、《元思》、《元嵩》诸志相似。显出宽密并用之妙。赵万里《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六朝墓志精萃》著录。

    《司马显姿墓志》：

    全称《魏故世宗宣武皇帝第一贵嫔夫人司马氏墓志铭》。此志书刻皆精，为其时墓志铭中的上品，梁启超评为“于俊拔之中，别饶韶秀”，是初学楷书的佳品。

    《刁遵墓志》：

    全称《雒州刺史刁惠公墓志铭》，刻于北魏熙平二年(公元517年)。高约80厘米，宽70厘米，厚15厘米。字共28行，满行33字。志阴2列，33行。刁氏是渤海世族，此志记述刁遵家世政绩．此墓志于清早期在河北省南皮县一废寺址出土，右下角出土时已残，缺150余字，中间漫漶20余字。乾隆二十七年(公元1762年)，乐陵刘克纶从友人处访得，并以木板补残缺处，刻跋于其上，不久又毀，再以石补。后经盐山叶氏、南皮高氏及张之洞等人收藏，现藏山东省博物馆。《刁遵墓志》书法浑穆舒扬，是北魏碑志中著名书迹之一。其提按使转雍容自得，用笔方圆结合，遒劲有力，起笔收笔以及转折回环之处变化多端，每字各不相同，字形端正，结体茂密，圆腴厚劲，具有端庄古雅之美。与北魏时期众多碑刻不同的是，它不以劲利险峭见长，而是以凝练秀美取胜。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把此志列为精品，评曰：“《刁遵志》如西湖之水，以秀美名寰中。”杨震方的《碑帖叙录》云：“六朝墓志以峻劲胜，此志有六朝之韵度而无其习气，转折回环居然两晋风流。唐人若徐浩、颜真卿等皆胎息于此。”此志所拓以“雍”(“父雍”)字不损本最佳者，其次是“雍”字不全本，复次为“彝”(“曾祖彝”)字不损本。通常所见者为文物本与杨鲁安藏本。此处所收者为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上有“文仲读碑记”朱文印、“穀孙秘笈”白文印、“稷山居士”白文印、“徐坚曾观”白文印等。后有汪师韩、方观承、金文淳、陶濬宣、沈曾植、褚德彝诸人题跋。此本“雍”字稍损，“彝”字不损，其完好程度并不比文物本与杨鲁安藏本逊色，犹或过之，当属初拓本之佼佼者。

    《元显俊墓志》：

    公元1918年在洛阳出土，现藏南京博物院。石纵八十二厘米、横五十厘米。楷书，十九行，行二十一字。盖楷书题“魏故处士元君墓志”八字。志与盖二石

    合成龟形，镌制奇诡，为历代志石中之仅见。此志书法峻快清劲，锋颖秀拔；结体精整雅逸，势贯风神。观其通篇，虽不及《崔敬邕墓志》之变化，而整链可喜。吴士鉴《九钟精舍金石跋尾》、赵万里《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均有著录。

    摩崖书：

    摩崖书就是那类超没公德心的刻在峻岭崖壁，破坏自然生态，造成水土流失的作品﹝请见国中历史课本第一册四十八页，「赤壁」那两个字﹞，以石门铭最早，再下来就分成了二支：一是山东掖县、平度县的寒同山、云峰山等一大垞；二为山东泰安县北，由泰山至半山之经石峪、南徂徕山，郡县近郊之岗山、尖山等又一坨，其中以泰山经石峪金刚经、徂徕山佛号、邹县四山摩崖刻经较为有名，皆是径尺大字──触目惊心，心惊胆颤的那一种。以下介绍石门铭、郑文公碑及泰山经石峪金刚经：

    王远书石门铭：

    刻于北魏宣武帝永平二年，是当时秦、梁二州刺史羊祉、左校令贾三德再度开通关中至四川的褒斜栈道，为纪念而立的。

    共二十八行，每行二十二字，十分壮观的嵌在崖上，文末有「王远书」款署。王远正史上并没有记载，康有为推之为南北朝碑十大书家，善用圆笔，所书此铭极受书家推祟，有「飞逸浑穆之宗」的称誉。

    观其笔画浑圆，结体横扁而斜，横画和长撇皆有远去之态，字虽大、结体不疏，兼具有雄厚和飘逸的美感。但也有人认为这像「童稚信笔」，虽然它是飘逸自然，但也是不至如此吧！

    郑文公碑：

    即《魏兖州刺史郑羲碑》，北魏摩崖刻石，北魏宣武帝永平四年（公元511年），郑道昭（公元？—515年人，北魏书家。字僖伯，自称中岳先生。荥阳即今属河南省人。官国子祭酒、光州刺史，后人秘书监，谥曰文恭。工书善正书，体势高逸，作大字尢佳。）为了纪念其父所刻。书写者是郑羲的儿子郑道昭。当时郑道昭是兖州刺史，刚开始刻在天柱山巅，后来发现掖县南方云峰山的石质较佳，又再重刻。第一次刻的就称为上碑，字比较小，因为石质较差，字多模糊；第二次刻的便称为下碑，字稍大，且也精晰，共有五十一行，每行二十九字，但并没有署名，直至阮元亲临摹拓，且考订为郑道昭的作品后才受至重视。郑文公碑的笔画有方也有圆，或以侧得妍，或以正取势，混合篆势、分韵、草情在一体，刚劲姿媚于一身，堪称不朽。结体宽博，气魄雄伟。清代包世臣说：“北碑体多旁出，郑文公字独真正，而篆势分韵草情毕具其中。布白本乙瑛，措画本石鼓，与草同源，故自署曰草篆。不言分者，体近易见也。”是“真文苑奇珍也”。另外南方瘗鹤铭和此碑的风格相似，而且同是摩崖书，刻于江苏丹徒之焦山上，但可惜后来因为石崩碎裂，已无法再见全貌。

    泰山经石峪金刚经：

    《泰山经石峪金刚经》，又名《泰山佛说金刚经》，摩崖刻石，刻于山东泰安泰山石经峪花花岗岩溪床。字大径尺，书体雄浑，以隶为主，间有篆、楷、行草意。其字径大小亦有差别，大多数字为竖高约三十五厘罚，横宽四十至六十厘米。据民国初年拓本计，存九百六十余字。杨守敬《学书尔言》云：‘擘窠大字，此为极则。’《泰山经石峪金刚经》，无撰书人姓名，因笔法与山东邹县尖山摩崖《晋昌王唐邕题名》相近，后人或以为唐邕所书。又与《徂徕山大般若经》相似，《徂徕山大般若经》上有‘齐武平元生王子椿造’字样，因此后人又有推测为王子椿所书。清阮元《山左金石志》则作北齐天保间（公元五五0——五五九年）人所作。

    《瘗鹤铭》：

    在中国书法史上具有坐标意义，被誉为“大字之祖”，其艺术影响力绵长悠久、远及海外。原刻在镇江焦山西麓石壁上．中唐以后始有著录，后遭雷击崩落长江中，南宋淳熙间挽出一石二十余字，康熙五十二年又挽出五石七十余字。自宋代《瘗鹤铭》残石被发现以来，历代书法家均给予其高度评价，对它的时代、作者、思想艺术性等方面的研究、探讨一直没有停止过，且至今未有定论，成为千古之谜。清代康熙52年，闲居镇江的苏州知府陈鹏年曾募工打捞出5方《瘗鹤铭》残石，共93字。经历代专家考证，《瘗鹤铭》原文应在160字左右，尚有很多缺失。自此，《瘗鹤铭》残石的打捞成为萦绕在学术界的一种“情结”。1997年，镇江博物馆和焦山碑刻博物馆联合对“瘗鹤铭”残石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考古、打捞，发现了“欠”和“无”二字，但仍残缺很多。

    相关碑帖：

    始平公造像记

    《龙门二十品》是龙门石窟中的二十尊造像的题记拓本，北魏书风的代表作。《始平公造像记》本是附属于佛龛的题记，全称为《比丘慧成为亡父始平公造像题记》，北魏孝文帝太和二十二年（498），刻於河南洛阳龙门古阳洞北壁。题记由孟达撰文，朱义章楷书。此碑与其它诸碑不同之处是全碑用阳刻法，逐字界格，为历代石刻所仅见,在造像记中独树一帜。记文内容寄造像者宗教情怀，兼为往生者求福除灾。清乾隆年间始被黄易（1744－1801）发现，受到书坛重视，列入“龙门二十品”，此碑文方笔斩截，笔画折处重顿方勒，结体扁方紧密，点划厚重饱满，锋芒毕露，显得雄峻非凡，被推为魏碑方笔刚健风格的代表。康有为称龙门石刻“皆雄峻伟茂，极意发宕，方笔之极规也”。而《始平公造像》又是龙门石刻中的代表作。

    高归彦造像记

    《高归彦造像记》於1921年在河北定县众春圆出土。造像座为白玉石造，上部释迦像已佚，造像记刻在佛座四周。计二十七行，行七字，中有二行六字，末行三字。此记书法娟静和美，俊秀温雅。与北朝造像记中方笔锐锋，棱角森挺的书风不同，也与一些粗头乱服、率稚拙的造像记的字迹迥异，在北朝书法作品中实属罕见。

    魏碑是楷书的一种，魏楷和晋朝楷书、唐朝楷书并称三大楷书字体。魏碑表现出由隶书向典型的楷书发展过程中的一些过渡因素。魏晋之际已经有了楷书，钟繇的《宣示表》、王羲之的《黄庭经》等楷书作品已然是比较成熟的楷书，但是大批西晋知识分子随晋室南渡之后，北朝的书风就和南朝大异了。北朝现存的碑刻大多是民间无名氏书法家的作品，和南朝士大夫所谓“风流蕴-{藉}-”的书法风格自然不一样。钟繇和王羲之完成了部分由隶变楷的过程，由于晋室南渡，北魏的民间书法家们没有继承多少他们的成果，而是遵循原来民间书法的发展轨迹，更多地是直接从汉魏时期的隶书演变而来。和南朝碑刻相比，清朝书论家刘熙载认为“南书温雅，北书雄健”；与唐楷相比，唐楷注重法度，用笔和结体趋于规范统一，魏碑则用笔任意挥洒，结体因势赋形，不受拘束。

    魏碑被人们发现的时间较早，却一直没有引起人们重视。唐朝的书法家欧阳询和褚遂良的一些作品中，都能看出北朝碑刻对他们的影响。由于唐太宗李世民对王羲之书法的推崇，王书代表的晋朝书风在唐朝一代始终是主流。所以总体上，唐朝楷书继承的更多的是晋楷的传统，即使对魏碑有所取法，也大多是书法家个人的兴趣和风格所致，没能形成一种普遍学习魏碑的风气。

    唐楷达到的高度及其法度严谨的特点，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后人对楷书的修习变得程序化，楷书的面貌变得标准化，从而丧失创造力。结果，宋朝四位大书法家苏轼、黄庭坚、米芾和蔡襄，都没有可以和唐人比肩的楷书作品，而是把主要精力用于行书和草书的创作。到了明朝，由于科举取士的日益僵化，出现了一种称为“台阁体”的书风。“台阁体”楷书是科举考试规定的官方字体，追求美观、大方，同时也要求标准、规范。这种要求抑制了书法家的创作个性。清朝则进一步演变为“馆阁体”，更是受到“千人一面”的批评。

    清朝前期，金石文字学兴起，南北朝碑刻大量出土；在书法方面，人们也开始反思“馆阁体”的弊端。于是，到了嘉庆、道光年间，魏碑开始受到书法家和书法理论家的重视，其中鼓吹魏碑最力者早期有阮元和包世臣，后期有康有为。阮元写《北碑南贴论》和《南北书派论》，首倡“碑学”；包世臣着《艺舟双楫》，康有为着《广艺舟双楫》，一反宋朝以来对淳化阁帖的推崇，提出“尊碑抑贴”的观点。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里面明确提出：“今日欲尊帖学，则翻之已坏，不得不尊碑；欲尚唐碑，则磨之已坏，不得不尊南、北朝碑。尊之者，非以其古也。笔画完好，精神流露，易于临摹，一也；可以考隶楷之变，二也；可以考后世之源流，三也；唐言结构，宋尚意态，六朝碑各体毕备，四也；笔法舒长刻人，雄奇角出，迎接不暇，实为唐、宋之所无有，五也。有是五者，不亦宜于尊乎！”此后碑学盛行，魏碑的价值得到普遍的承认，修习楷书的人除了取法“晋唐”，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选择魏碑。

    魏碑是楷书的一种，魏楷和晋朝楷书、唐朝楷书并称三大楷书字体。魏碑表现出由隶书向典型的楷书发展过程中的一些过渡因素。魏碑经过标准化成为“魏体”字，是现在最常用的汉字印刷字体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