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灭亡以后，中原地区先后建立过五个封建政权：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合称“五代”。东南、南方、西南以及代北之地，先后建立起10个小小的割据政权，合称“十国”。“五代”统治的时间共五十四年（公元907—960年）。五代官制，大体上沿用唐制，中枢机构有三省六部。五代各朝均置节度使，有的节度使以亲王遥领，如后唐清泰元年（公元934年），以皇子重美遥领成德军节度使，汉乾祐元年（公元948年）以皇弟勋领山南西道节度使；也有宰相遥领的，如后唐同光元年（公元923年），以侍中、监修国史郭崇韬兼领成德军节度使。五代地方官制全采唐制，一般为州、县两级，州设刺史，县设县令。在重要城市设府，如开封府、河南府、京兆府、大名府等。五代各朝，以“使”名官者很多，如崇政院使、宣徽院使、飞龙使、翰林使、五坊使等。据《五代会要》记载，其名目达三十种之多。

    ●十国官制大致也是依仿唐制，其中有的虽然臣服于中原，但在其国内仍然是独立的王朝。其省、台、寺、监等官署基本具备，设官也有同平章事、尚书、侍郎、枢密使、翰林学士及郎官、御史等等。有的在同平章事之外还有丞相等官。如吴国有大丞相，楚、吴、越有左右丞相，吴、南汉有参知政事。吴越有参相府事。大概都是相当于宰相的职称。地方州、县也置刺史、县令，其上也有节度使及团练使、防御使等。

    五代魏姓风流人物：

    ★魏仁浦（911—969），字道济，汲县（今河南卫辉）人。后晋末任枢密院刀笔吏，晋亡随众北迁。后汉初补旧职，时郭威任枢密使，魏仁浦以干练闻，升兵房主事，成为郭威心腹。后周建立，魏仁浦任枢密副承旨，随后又升为承旨。柴荣即位，魏仁浦升任枢密副使。显德6年6月，魏仁浦升任宰相，依前充枢密使。入宋，魏仁浦仍任宰相（集贤相、末相）。乾德2年（964）正月，与首相范质、次相王溥同日罢相，守尚书右仆射。魏仁浦历经后晋、后汉、后周、大宋朝代，一生颇为传奇。开宝5年，子魏咸信取宋太宗之女永庆公主。

    ●宋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基本上消除了造成封建割据和威胁皇权的种种因素。为了防范文臣、武将、女后、外戚、宗室、宦官等六种人的专权独裁，宋朝廷制订出一整套集中政权、兵权、财权、司法权等各种制度。所谓中央集权，是指把地方的权力集中到中央；专制主义则是把权力集中到皇帝手里，君主主宰一切。秦汉时代，中央集权制就已经确立起来，但专制主义还未至登峰造极的程度。宰相权力的变化就是一个例子。汉代的宰相，权力相当大，所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但到了宋代以后，宰相的权力就越来越小了，权力越来越集中到皇帝手里。可以说，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加强是从宋代逐步发展的。中枢官制是中央集权的轴心，从赵匡胤建立宋王朝开始，就对中央官制作了调整。其特点是用设官分职、分割各级长官事权的办法来削弱其权力的。官称和实职的分离，使朝廷内外大批官员无所事事，三省、六部、二十四司名义上都有正式官员，但除非皇帝特命，不管本部的职事。

    ●宋代的中枢机构，真正握有最高行政权者是“宰执”。所谓“宰执”，即宰相与执政之统称。宋代的宰相称中书门下平章事，副职称参知政事。参知政事也称为“执政”，这是赵匡胤为牵制宰相而设置的。宋初的宰相称为中书门下平章事，这是沿袭唐代的，中书门下的长官编制不固定，大致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和参知政事同时不超过五人。或三相一参，或三相而无一参。太宗以后，以三相二参或二相二参居多。唐代以三省长官为宰相，在政事堂办公。政事堂先设于门下省，后迁至中书省，最后干脆就改称为“中书门下”。宋初虽门下、中书、尚书三省的名称照旧，但这些与唐代之制已大不相同。首先是宰相不专用三省长官；其次是三省的职权已转移。

    五代十国（907-960）官制

    唐代灭亡以后，中原地区先后建立过五个封建政权：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合称“五代”。东南、南方、西南以及代北之地，先后建立起10个小小的割据政权，合称“十国”。“五代”统治的时间共五十四年（公元907—960年）。

    五代官制，大体上沿用唐制，中枢机构有三省六部。如后梁尚书省设令1人，正一品，并设左右司郎中（犹唐之左右丞），又设中书门下省，置“中书门下平章事”。梁太祖开平元年（公元907年），改唐枢密院为崇政院，三年（公元909年）改思政殿为金銮殿，置大学士一员，以崇政院使敬翔为金銮殿大学士。后唐于尚书省设左右仆射及尚书左右丞，六部尚书，各部分司办事。后唐庄宗同光元年（公元923年），复改崇政院为枢密院，设枢密使，副使，常以宰臣兼任枢密使，如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命司徒平章事范质、礼部尚书平章事王溥并参知枢密院事。

    五代各朝均置节度使，有的节度使以亲王遥领，如后唐清泰元年（公元934年），以皇子重美遥领成德军节度使，汉乾祐元年（公元948年）以皇弟勋领山南西道节度使；也有宰相遥领的，如后唐同光元年（公元923年），以侍中、监修国史郭崇韬兼领成德军节度使。

    五代地方官制全采唐制，一般为州、县两级，州设刺史，县设县令。在重要城市设府，如开封府、河南府、京兆府、大名府等。于军事要地设大都督府，如后梁在宋州、福州均设大都督府。后唐在全国设十大都督府。五代注重对地方官的考课，令其忠于职守，据《五代会要·刺史》载：

    后唐同光二年（公元924年）三月，中书门下奏：“刺史、县令，有政绩优异，为众所知；或招复户口，能增加赋税者；或辨雪冤狱，能全人命者；或去害物之积弊，立利世之新规，有益时政，为众所推者，即仰本处逐条分明闻奏，当议奖擢。或在任贪猥，诛戮生灵，公事不治，为政怠惰，亦加惩罚。其州县官任满三考，即具关申送吏部，格式候敕除铨注，其本道不得差摄官替正授者。”从之。

    五代对地方官的选任极为严格，后梁、后唐皇帝都诏谕吏部注意州县官不得“姑徇私情，靡求才实”。

    五代还在某些地方设“军”，成为一级行政机构。如后梁开平元年（公元907年），在辉州砀山县置崇德军，后晋天福四年（公元939年），改旧威州为清远军，后周显德元年（公元954年），以莱芜监为广利军等。其军使委命本道差补。

    五代各朝，以“使”名官者很多，如崇政院使、宣徽院使、飞龙使、翰林使、五坊使等。据《五代会要》记载，其名目达三十种之多。

    五代军官制：后梁在京城设左右龙虎军、左右羽林军、左右神武军、左右龙骧军，均以亲王为军使（后来名称时有变更）。后唐在京城设严卫左右军、捧圣左右军等。后晋又设护圣左右军。后周设龙捷左右军、虎捷左右军。

    总之，五代官制虽然基本上沿用唐制，但各朝变化很多，废置不常，其制甚为紊乱。

    十国官制大致也是依仿唐制，其中有的虽然臣服于中原，但在其国内仍然是独立的王朝。其省、台、寺、监等官署基本具备，设官也有同平章事、尚书、侍郎、枢密使、翰林学士及郎官、御史等等。有的在同平章事之外还有丞相等官。如吴国有大丞相，楚、吴、越有左右丞相，吴、南汉有参知政事。吴越有参相府事。大概都是相当于宰相的职称。地方州、县也置刺史、县令，其上也有节度使及团练使、防御使等。

    由于五代十国天子或国王大都从藩镇节度使起家，所以他们原来的幕职往往成了新政权的骨干，而前代遗老多半只是给他三师、三公或台省官的虚衔。此外，对那些立功将士，往往以官爵名号为赏赐，这些情况一直延伸到北宋，并且成为北宋官冗职繁的一个历史渊源。

    五代魏姓风流人物：

    ★魏仁浦（911—969），字道济，汲县（今河南卫辉）人。后晋末任枢密院刀笔吏，晋亡随众北迁。后汉初补旧职，时郭威任枢密使，魏仁浦以干练闻，升兵房主事，成为郭威心腹。后周建立，魏仁浦任枢密副承旨，随后又升为承旨。柴荣即位，魏仁浦升任枢密副使。显德6年6月，魏仁浦升任宰相，依前充枢密使。入宋，魏仁浦仍任宰相（集贤相、末相）。乾德2年（964）正月，与首相范质、次相王溥同日罢相，守尚书右仆射。魏仁浦历经后晋、后汉、后周、大宋朝代，一生颇为传奇。开宝5年，子魏咸信取宋太宗之女永庆公主。

    宋朝（960-1279）官制

    宋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基本上消除了造成封建割据和威胁皇权的种种因素。为了防范文臣、武将、女后、外戚、宗室、宦官等六种人的专权独裁，宋朝廷制订出一整套集中政权、兵权、财权、司法权等各种制度。所谓中央集权，是指把地方的权力集中到中央；专制主义则是把权力集中到皇帝手里，君主主宰一切。秦汉时代，中央集权制就已经确立起来，但专制主义还未至登峰造极的程度。宰相权力的变化就是一个例子。汉代的宰相，权力相当大，所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但到了宋代以后，宰相的权力就越来越小了，权力越来越集中到皇帝手里。可以说，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加强是从宋代逐步发展的。

    宋朝中枢官制

    中枢官制是中央集权的轴心，从赵匡胤建立宋王朝开始，就对中央官制作了调整。其特点是用设官分职、分割各级长官事权的办法来削弱其权力的。这样，有些官只是空名，所谓“官”，其概念只是拿俸禄而已。这类官有两种情况，第一，在宋太祖、太宗统一五代十国的过程中，留用了大批各国旧官员，使他们保持官位，领取俸禄，但不使掌握实权（只对其中认为可靠者安排一些实际职务）；第二，对于宗室、外戚、勋旧，也仅授予高官，优加俸禄，而不给实职。至真宗时，便把这些措施加以制度化。按照这个制度，一般官员都有“官”和“差遣”两个头衔，有的官还加有“职”的头衔。“官”只是说明他可以领取俸禄，而职才有实际的权力。每个机关彼此互相牵制，“任非其官”的情形很普遍。例如左、右仆射、六部尚书、侍郎、大夫、郎中、员外郎、卿、少卿等，在成为官阶的名称后，就失去了原有的意义，不再担任与官名相应的职务。这些官名只用作定品秩、俸禄、章服和序迁的根据，因此称为正官或本官，又称阶官或寄禄官。其中有文资、武阶的区别。差遣是指官员担任的实际职务，又称“职事官”。差遣名称中常带有判、知、权、直、试、管勾、提举、提点、签书、监等字，如知县、参知政事、知制诰、直秘阁、判祠部事、提点刑狱公事之类。也有一些差遣并不带上这些字样，如县令、安抚使等。官阶按年资升迁，即使不担任差遣，也可依阶领取俸禄，而差遣则根据朝廷的需要和官员的才能，进行调动和升降。所以真正决定其实权的不是官阶，而是差遣。至于“职”，一般指三馆（昭文馆、史馆、集贤院）和秘阁中的官职，如大学士、学士、待制等，是授予较高级文臣的清高衔头，并非实有所掌。宋神宗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官制改革后，撤销馆职，另设秘书省职事官，自秘书监丞、著作郎以下，都称馆职。其他文臣兼带馆职，武臣带阁门宣赞舍人，则称“贴职”。

    官称和实职的分离，使朝廷内外大批官员无所事事，三省、六部、二十四司名义上都有正式官员，但除非皇帝特命，不管本部的职事。《宋史·职官志一》说：

    故三省、六曹、二十四司，类以他官主判，虽有正官，非别敕不治本司事，事之所寄，十亡二三。

    又说：仆射、尚书、丞、郎、员外、居其官，不知其职者，十常*。

    这样，各级官府层次重复，叠*架屋，机构空前庞大。但是，却有利于皇帝直接控制用人大权，他可以随时提拔官阶较低而有才能者担任要职，也可随时撤换无能之辈。历代的官制，宋朝大多保留下来。《宋史·职官志》云：

    宋承唐制，抑又甚焉。三师、三公不常置，宰相不专任三省长官，尚书、门下并列于外，又别置中书禁中，是为政事堂，与枢密对掌大政。

    自赵匡胤建宋以后，三师、三公之制虽承唐制保留下来，但授与大臣者为数并不多，尤其是太师一官，只以赵普与文彦博两人功高德厚方予特拜。但自蔡京擅政以后，拜三公者在宣和年间竟多达18人。这18人中，除了蔡京父子及童贯、王黼等*臣外，其他多为宋徽宗的儿子（太子除外）任职。

    ◎宰执

    宋代的中枢机构，真正握有最高行政权者是“宰执”。所谓“宰执”，即宰相与执政之统称。宋代的宰相称中书门下平章事，副职称参知政事。参知政事也称为“执政”，这是赵匡胤为牵制宰相而设置的。据李焘《长编》卷5所记，宋太祖登位后，仍留用后周宰臣范质、王溥等为相，及范质等求退之后，虽以赵普为门下侍郎、平章事，但未行宰相署敕之事。当时有大臣认为宰相虚位，应以尚书省长官行宰相署敕之权，但有的大臣不同意，说平章事即宰相之任。那时加封为平章事者，还有多人，但都是在朝外的“使相”之类（宋制，亲王、枢密使、留守、节度使兼侍中，中书令、同平章事，都称为使相，但不预闻政事）。因此赵普独擅宰相之权。宋太祖要给赵普设置一个副职，但想不出合适的名称，便问翰林学士陶榖：相“下宰一等有何官？”陶榖回答说，唐代曾有参知机务、参知政事之称。于是便以薛居正、吕余庆为参知政事。这是宋太祖乾德二年（公元964年）时的事。当时设置的参知政事地位还很低，据《长编》卷5载：“不宣制，不押班，不知印，不升政事堂。止令就宣徽使厅上事，殿廷别设■（zhu1n，音砖）位于宰相后，敕尾署衔降宰相数字，月伴杂给皆半之。”政事堂是宰相议事办公的地方，参知政事连宰相的办公厅都不能进，可见没有多大权力。后来，宋太祖看到赵普为政专断，为了加强对宰相的牵制，便提高参知政事的地位和职权。开宝六年（公元973年）诏薛居正、吕余庆与赵普“更知印拥班奏事”，以分其权。到了太宗时，又进一步提高参知政事的地位。据《长编》卷37载：至道元年（公元995年）正月戊子，太宗诏曰：

    自今参知政事宜与宰相分日知印，押正衙班。其■位先异位，宜合而为一。遇宰相、使相、亲王得议军国大政，并得升都堂。

    都堂就是政事堂。参知政事原来与宰相在地位和职权上的差别，至此完全消除。这就形成了对宰相的有力牵制。所以宋代常以“宰执”并称。参知政事一名虽沿自唐代，而唐代的参知政事并非常制，凡以他官而居宰相职的，即称为参知政事。也有称为参预朝政，参议朝政。而宋代所设的参知政事，则成为宰相副职之定制。参知政事地位的提高，是宋代统治者削弱宰相之权，并使之与宰相互相牵制从而加强皇权的重要措施。

    宋朝宰相制度

    概而言之，宋代宰相制度大体有五次变动。

    第一次是北宋初，宋神宗元丰以前。如上所述，就是这时期的变化情况。名义上与唐代没有什么不同，但实际上却有很大区别。主要在于宋代设中书、枢密、三司分掌政、军、财三大务，宰相之权为枢密使、三司使所分取。宰相、枢密使、三司使三者的事权不相上下，不相统摄。宰相之权既已分削，又设参知政事互为牵制，相权益弱，而皇权却由此加强。另一方面的变化是，中枢机构中三省制已进入衰落荒废的阶段。职权的转移，是三省制消亡的先声。

    第二次是宋神宗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开始的官制改革，史称元丰改制。元丰改制撤销中书门下，恢复唐初三省制度，置三省长官——尚书令、中书令和门下侍中。不过，这三个官位只是虚设，从不授人。又仿照唐制，用尚书左仆射、右仆射代行尚书省的职权；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代行中书令的职权，他们是正宰相。这时，参知政事的名称被取销，而增设了四名副宰相，即门下侍郎、中书侍郎、尚书左丞、尚书右丞。

    第三次是宋徽宗政和年间（公元1111——1118年），蔡京任宰相，自称“太师”，总领门下、中书、尚书三省之事，改尚书左、右仆射为“太宰”、“少宰”，由太宰兼门下侍郎，少宰兼中书侍郎。钦宗靖康年间，又废除太宰和少宰，改为尚书左仆射和右仆射。

    第四次是南宋高宗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正式以左仆射和右仆射兼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正宰相，又将门下侍郎和中书侍郎改为参知政事，为副宰相。还取消尚书左、右丞的官称，大体上恢复了宋初的制度。

    第五次是孝宗乾道八年（公元1172年），又改左、右仆射兼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左、右丞相，参知政事照旧。除去中书令、侍中、尚书令的虚称。门下并入中书，称中书门下。左右宰相主中书事，兼尚书省之长，六部直属于宰相，尚书省之制已废于无形，实际上这也是三省合一。从此，左右宰相成为全国最高的行政长官，尚书省只掌握六部，奉命执行政务。当时大臣虞允文、梁克家为首任左、右宰相并兼枢密使。

    除宰相之外，尚有“平章军国重事”一职。《宋史·职官志一》说，哲宗元佑中，置平章军国重事，以文彦博、吕公著相继任之。其位在宰相之上，专以处高德老臣，以示*幸，五日或两日一朝，非朝日不至都堂（政事堂）。但这一官职只是一种最高荣誉职位，并没有多少“军国重事”可管。南宋时，情况有些变化，宁宗开禧元年（公元1205年），韩侂胄任平章军国重事，“所预者广”，“所任者专”，独擅朝政。理宗时，权奸贾似道也升任“太师，平章军国重事”，窃位日久，恩*日隆，位在丞相之上。于是，“平章军国重事”便独揽军、政大权，出现了军政合一的定制，而宰相则屈居于副职的地位。

    宋初的宰相称为中书门下平章事，这是沿袭唐代的，中书门下的长官编制不固定，大致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和参知政事同时不超过五人。或三相一参，或三相而无一参。太宗以后，以三相二参或二相二参居多。

    唐代以三省长官为宰相，在政事堂办公。政事堂先设于门下省，后迁至中书省，最后干脆就改称为“中书门下”。宋初虽门下、中书、尚书三省的名称照旧，但这些与唐代之制已大不相同。首先是宰相不专用三省长官；其次是三省的职权已转移。唐代三省分掌定策、封驳和执行之权。但宋代三省的权力被削弱。这个削弱，与“宰相不专用三省长官”有关。《宋会要辑稿·职官一》就记载了元丰改革官制以前，三省权力旁落，官署冷清的情形：“中书省、门下省者，存其名，列皇城外两庑、官舍各数楹。中书省但掌册文、覆奏、考账，门下省主乘舆、八宝、朝会、报版、流外、考校诸司附奏挟名而已。”至于尚书省，实际上自唐末五代就已经逐渐荒废了，至宋代就更是名存实亡。因此，北宋前期经常有大臣建议恢复尚书省的地位。例如宋太宗淳化二年（公元991年）九月，右谏议大夫王化基上疏言五事，其一便是“复尚书省”。他建议“废三司，止于尚书省设六尚书分掌其事。”唐代的尚书省分掌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掌握行政、财政、司法、仪礼的大权。至宋代，官吏的选用，另设审官院，“除授者皆出中书，不复由吏部”。户部则归于三司。这样，行政权归于政事堂，财政权移归三司。三司的设立，是宋太祖收回财政权的重要措施之一。王化基废“三司以实尚书省”的建议，自然不被采纳。但是为了搪塞众议，宋太宗对尚书省长官的地位也给予某些提高。淳化三年（公元992年）升尚书令于三师之上。然而，这并没有提高尚书令的职权，何况尚书令又很少授人。因此，到至道、大中、祥符年间（公元995年—1061年），不断有大臣提出恢复尚书省制的问题，但均未有结果，这个问题至神宗元丰改制以前，一直争论不休。实际上，尚书省职权之分割，是宋代分散中枢机构的权力而强化皇权的反映。正是这种变化，在其后促成了三省制的消亡而演进为一省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