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9月19日，发生了著名的绥远起义，65000多名傅系国民党官兵选择了弃暗投明。董其武将军等人在绥远运作半年多时间，终于立下了大功。不过作为傅系军队的“两只虎”，在绥远当地还有一位名将跟董其武资历、地位相当，就是孙兰峰将军。解放战争后期，孙兰峰先后出任过傅作义嫡系部队第11兵团司令官、第9兵团司令员官。但在绥远起义期间，孙兰峰的总体表现十分消极。一定程度上讲，这也影响了他日后在新中国的地位，职务远低于曾经与他旗鼓相当的董其武将军。

    1949年1月傅作义在北平发动起义后，在老家还保留着一支武装力量，由董其武和孙兰峰负责。不是傅作义不愿发动这些部下起义，而是客观条件下很难和北平实现同步。董其武为人灵活、有大局观，眼见老上司都已经起义了，坚持负隅顽抗就是与人民作对，不会有好下场。因此他积极奔走，希望能够实现绥远的和平解放。

    但另一位大佬孙兰峰却不一样，他性格死硬倔强，在傅作义起义之后，孙兰峰仍然持消极对抗态度，希望与解放军在老家拼死一战。并且孙兰峰不相信傅作义会主动起义，而是认为傅作义被我方秘密扣押、“挟持”了，他坚持己见谁都劝不听。董其武对于这位固执的老友，也感到十分挠头。

    不久后傅作义与董其武见面，告知他毛主席专门为解放绥远制定了和平化的“绥远方式”，不打算武力进攻。董其武十分高兴，孙兰峰闻讯后却很失望，仍然倔强地表示：手上有6万大军，不打一仗就投降算什么好汉？这样的想法确实令人哭笑不得，董其武奈何不了他，只得自己做积极的准备工作。

    其实从北平起义和绥远起义的间隔时间就能看得出来，在绥远当地董其武面临军政两界相当大的压力，最终克服困难部署完成。如果有孙兰峰这位老友的配合，两人一起行动号召力将会大得多，起义时间势必也会提前。

    然而直到9月19日签署起义通电时，孙兰峰仍然不肯到场签字。董其武从来都没有放弃这位老友：在自己第一个签字之后，特意往右手边的位置上倒扣了一只瓷碗，意思是要给孙兰峰留出签字的空间。其他人面面相觑，大部分人都不知董其武是什么意思。

    但孙兰峰整个白天都没有出现，仍然采取消极态度装病躲避。后来傅作义闻讯，让人带话给孙兰峰：你可以不跟我们走，但是以后也没有立足之地。新中国都要成立了，你打算上哪去？你这样做，我们以后就不是兄弟了。听傅作义这样说，孙兰峰顿时泪流满面，最终于第二天凌晨3点，在通电上签署了自己的名字，但他的心里还是有情绪，感到委屈。

    董其武和孙兰峰两人，在起义前后的态度与表现截然不同，后来董其武得到了中央的重用，1955年还被评为开国上将，并且有率领第23兵团入朝作战的光荣经历，可以说完全获得了信赖。晚年的董其武，还被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是副国级的国家领导人，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两位曾经职务相当的绥远系名将，发展状况大相径庭：孙兰峰在新中国担任过绥远省军区副主席、绥远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等职务，1955年没有军衔。此外，孙兰峰的地方情结也比较重，蒙绥合并之后他只愿在内蒙工作，最后也是病逝于呼和浩特。同为傅作义带出来的名将，在心胸、格局方面两人有一定的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