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跟毛主席，就会有出息。毛主席当年领导的湘赣边秋收起义队伍中，走出了一名开国元帅，一名开国大将，5名开国上将。

    元帅是罗荣桓，大将是谭政，5名上将是陈士榘、张宗逊、宋任穷、黄永胜、陈伯钧。

    秋收起义队伍中，黄埔军校毕业生共有24人。他们分别是：卢德铭、张子清、余洒度、苏先俊、陈浩、钟文璋、陈树华、伍中豪、徐彦刚、陈毅安、张宗逊、谭希林、陈龙鹤、范树德、曾士峨、游雪程、刘型、王良、陈伯钧、吕赤、徐恕、黄子吉、韩庄剑、黄瓒。

    滚滚洪流，大浪淘沙。这24人或牺牲，或叛变，到1955年我军首次授衔时，只剩下陈伯钧、张宗逊、谭希林、刘型4人了。陈伯钧与张宗逊被授予了上将军衔，谭希林是中将，刘型则因担任了北京地质学院院长而未受衔。其中，吕赤的牺牲最令人唏嘘。

    吕赤是四川人，黄埔4期毕业，和林彪、刘志丹等人是同学。1927年参加秋收起义后，吕赤任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第1团第3营8连连长。随军上井冈山后，吕赤又任工农革命军教导队的首任大队长。工农革命军教导队是我军历史上第一个军事教育机构，被誉为我军军政院校的摇篮，是红大、抗大以及后来的国防大学之前身。教导队下辖4个区小队，陈伯钧、陈士榘、张令彬、王良分别担任区小队长兼教官。

    陈伯钧与吕赤的关系非常好，他生于1910年，比吕赤小两岁。他是四川达县人，和吕赤是四川老乡。他毕业于黄埔6期，是吕赤的学弟。

    1928年春，陈伯钧在一次战斗中，缴获了一支手枪。这支手枪的表面锈迹斑斑，枪栓都拉不动了。陈伯钧的顶头上司、教导队大队长吕赤见状开玩笑地说，这只是一块废铁，扔了算了！喜爱枪的陈伯钧舍不得扔掉，他把手枪拆开，用煤油反复擦拭，终于将锈迹擦掉，让手枪恢复如新。再次见到吕赤时，陈伯钧便拿着此枪得意地指着吕赤的脑袋，拉动枪栓，向吕赤展示修复成果。可是令他万万没想到的是，就在他拉动枪栓的瞬间，枪膛中居然发射出一粒尚未退净的子弹。吕赤倒地身亡，陈伯钧顿时呆若木鸡。随即陈伯钧跪倒在吕赤身旁呼天抢地痛哭，但吕赤再也醒不过来了。

    战士们纷纷要求陈伯钧必须为吕赤偿命。毛主席出面了，对战士们说：“如今已死了一个黄埔生，要再杀一个黄埔生，就失去了两个军事指挥员。陈伯钧不是故意伤人，我看还是不杀为好。”毛主席还说：“我们不让他偿命，但是要惩罚他的。吕赤同志未能完成的工作要由陈伯钧一个人加倍完成。另外再罚他100板子，大家同意不同意？”

    大家的思想都通了。随后，毛主席让警卫员找来板子在众目睽睽下打了陈伯钧的板子。结果板子打到20下的时候，陈伯钧已经皮开肉绽，余下80大板就没再继续打了。就这样，爱才惜才的毛主席保下了陈伯钧的一命。

    陈伯钧做事确实有些冒失，此前，他曾被毛主席选派到袁文才的农民自卫军，去做该部的改造和训练工作。袁文才曾主张“宁岗不要搞土地革命”，毛主席对此没有强求，陈伯钧却并没有领会到搞好同袁文才、王佐关系的重要性，在独立活动时，口称“练练枪”，自作主张将与袁文才有关系的10个土豪都杀了，还与袁文才的手下谢角铭（也是袁文才的妻兄）冲突，差点将事情闹大。毛主席只好将陈伯钧调出袁文才的队伍，改派何长工去做这项工作，结果何长工做得很好。

    但陈伯钧打仗很有一套，诚如毛主席后来所说的——陈伯钧是“红军干才”。陈伯钧作战勇敢，智勇双全，擢升得很快。1929年5月，年仅19岁的陈伯钧，便已升任红6军第1纵队参谋长了。1930年，陈伯钧升任红20军参谋长。这一年，他只有20岁。

    1932年5月，陈伯钧从左权手中接任了红15军军长。这一年，他只有22岁。1933年1月，还不到23岁的陈伯钧出任红5军团参谋长，成为了红军中军团级的领导人。同年8月，陈伯钧因上书红军总部陈述自己的意见，遭到“左”倾路线执行者的批判，10月初被降职为红5军团13师师长。陈伯钧不计个人荣辱，率领红13师6000多指战员连续打了10余场胜仗，被中革军委赞为红军主力“坚师”。

    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陈伯钧指挥的13师为红一方面军全军最后卫，掩护兄弟部队先后突破了敌人4道封锁线，战功卓著。血战湘江后，由于部队严重减员，军委电令撤销红8军团建制，并入红5军团，陈伯钧接替刘伯承再次担任了红5军团的参谋长。1935年7月，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后，陈伯钧调任红四方面军第9军参谋长。9月，因激烈反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陈伯钧被免职，改任红军大学教员。1936年2月，张国焘的错误被纠正后，陈伯钧任红4军参谋长。7月，陈伯钧调任红二方面军第6军团的军团长。10月，他率部到达陕北苏区，与红一方面军会师了。开国上将中，在红军的三个方面军都任过职的，只有两个人，另一个是彭绍辉。

    陈伯钧喜欢读书，文化素养很高。从1933年至1950年，他在炮火纷飞，条件艰苦、流动性极大的情况下，坚持写日记，给我党我军留下了宝贵的革命史料。长征2万5千里路线图，就是根据陈伯钧的日记记载绘制的。

    抗战全面爆发后，年仅27岁的陈伯钧任八路军第120师359旅旅长，成为八路军最初的6位旅长之一，被国民政府授予了少将军衔。此间曾发生过这样一个事情。曾参加过井冈山斗争的江华在回忆录这样写道：改编后，也有个别同志自认为是“正规国军”了，而忘了根本。从我目睹的一件小事上，也反映出这一错误情绪。一天，八路军某师的一位旅长到军委参谋部来，他穿着国民革命军的将校服，趾高气扬、神气十足地要见“泽东同志”。那个样子，令人好气又好笑，一位同志“一本正经”地接待他，故意拉长声调地问他是谁？报了名字。接待的同志装作惊愕地说，红军里有位xxx旅长，没听说有国民党xxx旅长，并问他有无名片？他很潇洒地拿出名片。接待的同志拿着名片向毛主席报告。毛主席见了他，狠狠地批评了一顿。以后，毛主席还几次讲这件事，以此来教育干部，统一战线不能统到国民党那里去，八路军的部队要官兵一致，干部不能学国民党那个派头。江华笔下的这位旅长，说的就是陈伯钧。

    陈伯钧自己对此却有另一个说法，据《陈伯钧日记》记载：“1937年秋，我任359旅旅长，带领718团驻防洛川。当地是统战环境，该地国民党驻军最高军阶为上校，为了双方联络时我方办事人员处于有利地位，故团供给处主任刘华春主动给旅、团首长各印名片一盒，我的名片为‘少将旅长’，文年生的名片为“上校团长”。这样做是出于对工作的考虑，当时毛主席并未批评过我们。”

    江华和陈伯钧是井冈山时期的老战友，两人很熟悉。建国后江华曾任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等职，他的回忆应该是可信的。根据我们对陈伯钧性格的了解，这样的事情他是能干出来的。

    八路军359旅旅长，陈伯钧只干了很短的时间。1937年10月，359旅驻军洛川。时天已降霜，部队寒衣尚未解决，旅长陈伯钧心急如焚。17日这天，摩托学校一位司机偏偏不愿搭载旅部袁会计去延安领公款解决部队冬衣问题，还蛮横无理地吵闹。陈伯钧劝告无效，气急之下给了司机一个嘴巴。陈伯钧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真是鲁莽不该！但司机这种既无政治立场，又无组织观念的态度，亦实可恨！”旅长打人，在我军中是很严重的事情。10月22日，毛主席将陈伯钧交到了延安，就打人一事对陈伯钧作了严肃批评。毛主席谈话后的第3天，张闻天召见了陈伯钧，直接点明他有军阀主义倾向。几天后，中央决定调陈伯钧去党校学习。他所担任的359旅的旅长一职，后由副旅长王震接任了。

    1938年6月，陈伯钧调任抗日军政大学总校训练部部长。

    1938年初冬，毛主席与江青要结婚的消息传出，在延安遭到了不少同志的议论和反对，陈伯钧也是其中之一。别人只是议论一下而已，陈伯钧却是挑明反对。11月22日，陈伯钧给毛主席写了封信，请毛主席慎重考虑此事。几天之后，时任抗大副校长的罗瑞卿（后来的开国大将）转来了毛主席的回信，信的开头是：“亲爱的伯钧同志：谢谢对我私人生活的关心，天塌不下来……”陈伯钧在当天的日记中记载了此事，说：“……写信时未免多所直率与莽撞！这种不老当的习惯，以后还应更加注意。”不得不说，陈伯钧的书生气未免太浓了。

    1943年1月，陈伯钧离延安赴甘肃庆阳，担任了八路军385旅得副旅长，成为了王维舟旅长的得力助手。

    1946年6月，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后，陈伯钧奉命到东北。1948年5月，陈伯钧任东北野战军第1兵团副司令员，司令员兼政委是肖劲光，陈伯钧是兵团的第二把手。当时，东北野战军只有两个兵团。1949年4月，东北野战军第1兵团改称12兵团，陈伯钧任第一副司令员兼45军军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陈伯钧调任湖南军区副司令员。1952年2月开始，陈伯钧受命指挥部队清剿了湘西国民党残余武装和土匪。剿匪任务完成后，陈伯钧协助刘伯承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此后，陈伯钧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训练部副部长、副教育长、教育长、副院长、代院长；高等军事学院副院长、院长等职。1955年，陈伯钧被授予上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按陈伯钧的资历，大将也够格。红军时期他当过军长、军团参谋长、军团长，抗战时期又是八路军最初的6个旅长之一，解放战争时期他的地位相对弱了一些，但也是四野主力兵团的第一副司令员，与王树声（开国大将）等在解放战争时期的地位相比毫不逊色。当然。大将的指标是有限的，还得权衡各种因素，陈伯钧只是具备了资历而已，要评上大将是不可能的。比他资历更强的萧克，也才是上将。

    陈伯钧担任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代院长，前任是刘伯承。他担任的高等军事学院院长，前任是叶剑英。也就是说，建国后的很长时间，陈伯钧担任的都是元帅才能担任的职务，安排得算很好了。

    1974年2月6日，陈伯钧在北京病逝，享年6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