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一位与丈夫分别近两年的理发工接到上级指派，前往江北指挥部与丈夫团聚。3月份，理发工带着长子张远之和新四军干部以及护送的战士总共25人，火速向江北根据地进发。开始还算顺利，虽然遭遇了国民党军的盘查，但是好在有惊无可是，队伍行进到安徽无为县刘家渡时，当地的国民党军迅速包围了他们，尽管理发工拼命解释，但还是遭到了保安团的无理扣押。当地的保安团在得知理发工的身份后，大喜过望， “捞到了一条大鱼”，迅速向重庆蒋介石发去电报，妄图邀功，蒋介石当即回电：“秘密扣押，留作人质。”

    理发工和不到十岁的儿子被关进了监狱，国民政府装傻充愣，面对我方的谴责不予理会，后来，还是周恩来亲自出面，对蒋介石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七个月后，理发工和儿子张远之才得见天日。

    1940年底，经过重重阻隔后，理发工终于来到新四军江北指挥部，驻地守卫见二人衣衫褴褛、面容憔悴，便耐心询问她是谁、来找何人，理发工泪眼婆娑，慢慢张开干瘪的嘴，喃喃道：“我来找我的丈夫，他叫张云逸……”

    一、从北伐战争走出来的“老革命”

    农民出身，当过勤杂工，上过黄埔陆军小学，参加了中国同盟会，在孙中山先生的领导下，参加了辛亥革命、广州起义、黄花岗起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带领部队参加南昌起义、百色起义，参加长征，建国后被授予大将军衔……

    他叫张云逸，他的人生可谓是一段传奇！1892年，张云逸出生于广东文昌，也就是今天的海南岛张云逸家里总共有六个孩子，他是家中老大，张家家庭条件十分困难，两个弟弟先后因饥饿死去。尽管条件艰苦，可是张云逸的父母却十分开明，他们深知教育的重要性，没有让长子张云逸早早下学工作，而是继续培养他，把他送进了私塾读书。为了帮助家庭减轻负担，张云逸在小学毕业后，便没有继续升学，而是跟随同乡的军官来到广州，勤工俭学，当了一名勤杂工。做工的同时，张云逸也没有放弃学业，1908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广东黄埔陆军小学第二期，开始接触军事知识。

    也是在这里，张云逸开始接触到革命思想，经教官邓中元介绍，1909年，张云逸加入了中国同盟会。革命的火种迅速在张云逸的心中蔓延，在孙中山的领导下，张云逸身先士卒，先后参加了辛亥革命、广州起义、黄花岗起义和进攻两广总督府的战斗，他经受住了战斗的考验，也在战斗中迅速成长。

    在广东陆军速成学校毕业后，张云逸来到南海杨锦龙部，在这期间，他利用职务之便，不断结识有志之士，发展反袁“三合会”，同时还与讨袁军总司令陈侠农秘密联系，促成了反袁“三合会”和讨袁军的结盟。

    1926年7月，张云逸参加了北伐战争，在这期间许多著名的战斗像汀泗桥战役、贺胜桥战役中都有他的身影，张云逸立下了赫赫战功，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12师参谋处处长，后来又担任了第25师参谋长。

    高官厚禄他视之如浮云，张云逸并不放在心上。可是，尽管革命形势一片大好，他却隐约看到国民党内部政权分立、暗流涌动，蒋介石上台后，其野心昭然若揭，张云逸一次次对国民党政府失望，于是，在这年10月，张云逸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果不其然，在第二年，蒋介石和汪精卫就先后发动了“四一二”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大肆搜捕、屠杀共产党人，国共合作破裂，中国革命前功尽弃。为挽救共产党，挽救中国革命，张云逸不顾个人安危，勇闯龙潭虎穴，继续留在国民党张发奎部从事党的秘密工作。

    南昌起义前，张云逸秘密联系各部，制定了周密的计划，保证了二十五师七十三团、七十五团的三个营、七十四团重机枪连全部顺利参加了南昌起义。尽管南昌起义失败了，但是张云逸并没有暴露身份，仍旧留在国民党内部，不断替我党收集情报。

    1927年12月，张发奎为了控制海南岛，巩固自己的势力，派张云逸接任琼崖驻军司令，张云逸得知此消息后，马上与党中央秘密联系，制定了配合琼崖共产党组织夺取琼崖政权的计划。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可是谁料到，天有不测风云，就在计划紧锣密鼓进行时，却出了岔子——张发奎下属的三十三团副团长叶肇被军阀收买，背叛了张发奎，张云逸的队伍是分批进岛，刚一登岛，还未展开，就被团团围住。

    此时此刻，在海上还未登陆的张云逸却并不知情。这时，只见茫茫海面上突然出现了一艘小船，慢慢向张云逸驶来。等近了一看，来人原来是他的一位在海口经商的同乡，张云逸连忙询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老乡便把岛上的情况一五一十向张云逸讲了出来……叶肇已经在海口市禁严，只要张云逸一靠岸，立刻实行抓捕，就地处决！

    此时的海南岛上，敌众我寡，数百人一枪未开就被缴了械，在海面上的张云逸只能暂时偃旗息鼓，寻求时机逃脱。多年后，张云逸再次回忆起这件事，依然十分庆幸。死里逃生后，张云逸并没有心生退意，而是又回到上海，找到了党组织，接下来又马上来到广州，参加了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广州起义。

    1929年，为了抓住蒋桂战争这个机会，瓦解各路军阀的势力，建设根据地，经中共中央决定，派出邓小平、张云逸等共产党员前往广西开展革命斗争。从1929年12月11日到1930年2月1日，短短两个月的时间，张云逸便与邓小平一起，领导农民武装和军队相结合，发动了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在国民党的眼皮子底下开辟了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同时还创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和第八军。更难能可贵的是，张云逸还提出了对旧官兵进行新式的教育训练，让他们在思想上认同并拥护党的主张，转变为自由民主的人民军队。

    毛主席曾经说过：“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我们都应当注意。”对此，张云逸始终谨记在心，据广西百色当地村民回忆，张云逸在找他们买米时，经常说道：“我们同你们买卖是公平公道的，我们把好银给你们，不好的不给，不要贪污，要做老实人。”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在张云逸的领导下，左右江革命根据地迅速扩张，当地群众也极力拥戴，甚至在红军战斗过后主动帮他们打扫战场、抬担架、搬运烈士遗体，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上呈现出“军民鱼水一家亲”的和谐景象。

    二、渡乌江频出良计，过草地化险为夷

    1931年7月11日，红七军和红一方面军会师，从此之后，红七军就成为了红一方面军的一部分，编入了红三军团建制。在这之后，张云逸也被调往了中央军委工作，担任了红一方面军副参谋长兼总司令部第一局局长，张云逸前前后后参与了四次反“围剿”战斗，都大获全胜。

    1934年10月，由于“左”倾错误思想影响，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踏上了战略转移的征程，开始了两万五千里长征。大军行至乌江岸边，党中央召开了政治局会议，毛主席在会上提出：“我军应避免和敌方军队正面战斗，穿插迂回到川黔地区，寻求机会粉碎敌人的围追堵截，逃出敌人的包围圈。”此时，薛岳正带领大军追击红军，不仅如此，当地国民党武装为了防止红军渡江，烧毁了沿岸所有的船只，还在渡口安插了明岗暗哨，沿江岸修筑防御工事。

    前有天堑阻隔，后有追兵紧咬不放，红军危在旦夕，形势不容乐观。军情紧急，容不得片刻耽搁，张云逸冷静分析了当前的局势，他认为，乌江渡口易守难攻，敌军早有防备，我军若贸然出击，必正中敌军下怀。经过走访勘察后，张云逸发现乌江上游500米处水流较缓，很适合大军渡河，张云逸当即决定：佯攻渡口，主攻乌江上游500米处，抓紧时间架起桥梁，大军迅速通过！

    薛岳纵队已经快要赶了上来，红军若不能及时过江，背水一战，必毫无胜算。张云逸再次作出部署，要求渡口的红军继续佯攻，上游红军制作六十多只竹筏进行强等到渡口的敌军听到上游的枪炮声，反应过来时，红军已经从上游渡过乌江，来到了他们的眼皮底下，一番穷追猛打后，乌江渡口的国民党军全线崩溃，红军得以顺利通过乌江。等到薛岳纵队赶来，红军早已不见了踪影，行到百里之外，岸边只留下了被烧毁的浮桥……

    1935年6月，中央红军为了与红四方面军会师，需要从大渡河赶到懋功，虽然两地之间距离不过200里，但是地形崎岖复杂，而且中间还有雪山，这无疑又是对红军的一次巨大考验。面对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张云逸与红军战士一边与敌人斗智斗勇、激烈战斗，一边苦中作乐。在路上，红军队伍的影响也在不断扩大，许多国民党战俘和当地老百姓都自愿加入红军，张云逸便询问国民党战俘：“为什么你们作为俘虏，却愿意跟着红军一起抛头颅洒热血？”国民党战俘回道：“首长，在这几天里，我们一边走，您一边给我们摆龙门阵，还亲切地问我们的出身、给军阀打仗的军饷，我们都是穷人，谁又愿意给军阀卖命呢？你说的这些话我们都明白，红军队伍才是天底下穷苦人自己的队伍！”

    张云逸听了他们的回答后非常欣慰，对干部团政治部主任莫文骅说：“这些国民党俘虏没有拿上路费回家，而是选择了加入红军的队伍。这一路上他们发生了太大的变化，尽管有可能牺牲，有可能掉队，但他们还是坚持跟着红军走，他们说的话都是掏心窝子的话啊！”1935年8月初，红一、红四方面军混编成左右两路军北上，张云逸便跟随中央机关和前敌指挥部，在右路军中行进，国民党军依旧紧追不放，红军战士只能逢山开路，遇水搭桥，而他们要面对的下一个难关，便是一望无际、险象环生的松潘大草地。草地虽然名字叫做“草地”，实际上却是肮脏腥臭的沼泽地，上面是枯枝烂草，下面则都是泥潭，人或马一旦不慎陷进去，便会被它吞没。

    草地的天气也捉摸不定，时而晴空万里，时而阴云密布，时而艳阳高照，时而寒风刺骨，张云逸本就体弱多病，在这种脏乱的环境下，他还染上了疟疾，高烧不退。红军缺少食物来源，每人每天只能得到很少一部分青稞面，张云逸疾病缠身，缺少营养补充身体，很快便倒了下去。

    莫文骅看到战友这般境地，便掏出了自己珍藏许久的四两腊肉，用刀子把腊肉劈成两半，一半分给了张云逸，正是这一半腊肉，让张云逸度过了难关。经过六天六夜的艰难跋涉，大军终于走出草地，张云逸也化险为夷，捡了一条命回来。

    新中国成立后，张云逸找到莫文骅，往事重提，连声感谢，直言：“你的那二两腊肉，比金子还珍贵，多亏了你，才能保住我的命啊！”

    三、儿女情长，家国天下

    西安事变后，国共开始第二次合作，因张云逸有在国民党工作的经验，党组织便派他到香港开展华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期间，他不断联系国民党重要官员，与李宗仁、白崇禧等军阀首领谈判，让他们接受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1939年5月，张云逸来到了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担任了指挥员兼前敌委员会书记。就在张云逸在新四军军部任职期间，一个理发工经过万水千山的阻隔，终于来到新四军军部，守卫问她来干什么，她却说要见丈夫——张云逸，理发工名叫韩碧，正是张云逸的第二任妻子。

    1914年，张云逸与王氏结了婚，不久后便赶赴战场，王氏也为他诞下了一个女儿。可是王氏从小生活在传统的封建家庭中，饱受封建糟粕荼毒，“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她认为，作为一个女人，不能为男人延续香火便是最大的罪过，经过了一番斗争后，她决定，为张云逸“纳妾”。就在王氏带着女儿去一家理发店理发时，巧遇了理发店的学徒韩碧，韩碧出生在一个没落的地主家庭，出生不久后便漂泊无依，她也想找一个家，找一份依靠。王氏见她可怜，便提出了自己的想法，一番游说后，韩碧终于答应了下来，王氏便选了一个良辰吉日，用一只大公鸡代替张云逸，和韩碧拜堂成亲。这些事情，张云逸毫不知情。等到张云逸回到老家，才发现了妻子为自己安排的这门亲事，可是生米已经煮成熟饭，韩碧已经嫁进了自己家门，张云逸也不好再推辞，只能答应了下来。

    1928年韩碧诞下一子，取名张远之，同年，张云逸接到了前往广西组织百色起义的战斗任务，他辞别了二位妻子，踏上了新的征程，可是他不会料到，与王氏的这一别，便是永别，而与韩碧的下次相见，却是在遥远的8年后。张云逸离开后不久，日军就组织了大规模的飞机轰炸，王氏不幸被炸死，韩碧只能重操旧业，继续靠理发艰难维持生计。

    1937年年底，张云逸和韩碧分别8年多后再次相见，不久后，张云逸就接到了返回延安的命令，韩碧本想跟着同去，可是张云逸不忍心让韩碧冒这么大的险，就对韩碧说：“我们一起走的话，目标太大，你继续留在这，等我一切安排妥当后再接你过去，这样更加安全一些。”就这样，两人再次分别了两年，1940年，韩碧再次接到上级命令，要他们前往江北指挥部和张云逸团聚，然而中途又节外生枝，韩碧一行人不慎被国民党保安团抓获，他们知道了韩碧和张云逸的关系后，便悄悄把其他新四军战士处死，把韩碧和儿子张远之软禁起来，想要日后要挟张云逸。尽管后来由周恩来出面，韩碧和张远之被国民党释放，韩碧还是在监狱中吃尽了苦头，她的精神也一度失常。张云逸看在眼里，痛在心里，整日为妻子提心吊胆。

    为了帮助韩碧治疗精神疾病，张云逸的警卫员专门跑到军部门诊所，要医生亲自前去给韩碧看病，尽管出于好心，但是这件事被张云逸知道后，他还是痛斥了警卫员。他说道：“门诊所的工作非常忙，病人非常多，如果都像我这个样子，都把医生叫到家里去亲自看病，那他们怎么能忙得过来？以后凡是我的家属得病，只要能走得动，都要亲自去门诊所，不要麻烦别人！”儿女情长和家国天下，张云逸选择了后者。

    1944年4月，日军发动了豫湘桂战役，张云逸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再一次辞别妻儿，率部渡江南下，粉碎了日伪军多次进攻，取得了天目山战役的胜利，开辟了苏豫皖浙边敌后边区，与苏南根据地连接起来，解放区的面积达到了十多万平方公里，人口增加到三百七十多万，新四军在江南地区牢牢扎下根来。

    张云逸始终觉得对不起韩碧，建国后，韩碧的精神状况时好时坏，经常无端打砸家具，还跳海自杀，秘书便建议张云逸把韩碧送到精神病院隔离治疗，一方面能缓解病症，另一方面又能让张云逸轻松一些。张云逸深情地凝望着妻子，往事涌上心头，他对秘书说：“我从军多年，与韩碧聚少离多，这些年我不在身边，她受委屈了。“她没多少文化，可是这么多年家里里里外外都是她操持，我欠她、欠这个家太多了，如今好不容易能够聚在一起，如果再把她送到精神病院去，我张云逸对得起她吗？”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说到这，张云逸流下了眼泪，侠骨柔情，这个从北伐战争走过来的老革命家、这个在两万五千里长征中命悬一线却一声不吭的铁骨铮铮的汉子，也表现出了他温柔的一面。戎马一生，对得起国家，对得起人民，对得起信仰，可唯独对不起家人。

    儿女情长为轻，家国天下为重，有国才有家！“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生死相许？天南地北双飞客，老翅几回寒暑。”战争年代，多少像张云逸一样的战士抛家舍业，投身行伍，又有多少像韩碧一样的军人家属，用单薄的身体苦苦撑起一个家，他们放弃了家庭，放弃了爱情，把最宝贵的青春奉献给了人民，把每一滴炽热的血液都融入了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