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国内的许多事务都处于百废待兴的状态，其中外交事务尤其重要。在毛主席“另起炉灶”方针的指引下，新中国开始尝试与国外建立和平共处、友好互助的外交关系。不过，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外交事务是一个陌生的领域，大家在革命战争时期研究得最多的是打仗，至于对外沟通，很多人都是完全的外行不过，在缺乏外交人才的背景下，身为华北军区第2兵团参谋长的耿飚“弃武从文”，成了新中国首批外交家。在一次对外访问中，一个瑞典将军曾注意风度翩翩的耿飚:你带过多少兵?结果耿飚回答的数量比他们国家的军队还要多。这位瑞典将军不知道的是，耿飚在革命战争期间，可是一个“猛人”。

    耿飚出身于湖南的一户贫苦农民家庭，少年时期就加入了共青团，成为了我党培养的重要人才。18岁起， 耿飚加入红军，开始了为革命而战的生涯。由于他在战场上敢打敢拼，很快就被火速提拔为红军团长，3年后更是担任红军第1师参谋长，成为了优秀的红军高级干部。在红军里，耿飚和许世友是一对好友——因为他们都有武术功底，都是动起手来虎虎生威的英雄，因此二人惺惺相惜。后来耿飚跟随我党一路参加了反围剿斗争、万里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到建国时已经成为了兵团级参谋长，为新中国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

    弃武从文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需要尽快开展外交工作，与国外许多国家建立友好的外交关系，当时负责外交事务板块的便是周恩来总理

    在外交人才短缺的情况下，有人曾向周总理提议:将国民党留下的旧式外交官加以改造，随后继续任命。但周总理认为，在“另起炉灶”的前提下，我国需要用一批“新人新面貌”，强调新中国的不同。因此周恩来总理为外交人才的选拔提出了三个条件:首先，必须从解放军内部挑选，保证思想的纯洁性;其次，必须有过对外工作经验;最后，需要有高等教育经历，具备基础的文化素质。最终，耿飚由于曾经担任重庆谈判的助理，被周恩来总理看中，选入了新中国外交部。

    对于耿彪来说，外交事务是一个全新的挑战，他需要在短时间内掌握大量的外交礼仪，同时学好外语，以及一些外交技巧。但出于对国家的热爱，耿飚用坚定的意志克服了这些困难。“弃武从文”对于耿飚来说，是党和国家给予他的考验，因此他必然打起十二分的精神，完成自己的任务。经过一段时间的紧张培训后，1050年，耿飚遇到了外交生涯的第一个挑战:新中国需要和瑞典建立外交关系，因此耿飚在内的众多外交人员需要赶赴瑞典，在异国他乡参加瑞典举办的皇家宴会。

    对于新中国来说，这次宴会的意义还是很大的。瑞典作为一个欧洲的中立国家，存在与中国建交的基础。它也将成为中国与西方各国之间的“传话筒”，为新中国争取更加有利的国际局面。于是，耿飚带着不辱使命的心态，登上了前往瑞典的飞机。

    令人惊讶的回答

    在瑞典，耿飚见到了瑞典国王，并向他提交了新中国的外交邀请。瑞典国王欣然接受，并邀请耿飚参加了当晚的皇家宴会。

    到了宴会时分，耿飚带领中国代表团出席了这场宴会，而这些陌生的东方面孔也吸引了与会者们的注意，于是，中国代表团开始向宴会的各国要员介绍新中国的外交理念，现场其乐融融，十分和睦。

    不过，耿飚在宴会上遇到了一个特殊的来访者——一名瑞典的将军。这个将军从别人那里听说，中国驻瑞典的大使曾经当过将军，便亲自来看。当瑞典将军看到耿飚文质彬彬的样子时，不禁有些疑惑:他真的经历过无数血战吗?为什么在他的身上看不到战争留下的气质?于是这个瑞典将军直接来到耿飚面前，与他寒暄了几句。随后，这个将军出其不意地问:耿先生，听说你在中国曾经有过军事生涯，请问你究竟带过多少兵耿飚听了这个问题后，也有些摸不着头脑，不过他还是按照自己最后的军队职务——兵团级参谋长来计算:我带兵比较少，大约最多也就三十多万吧。这个数字让瑞典将军吃了一惊，这已经比瑞典全国的军队数量都要多了，而耿飚还认为自己带兵“比较少”，可见在新中国那里，军事人才可以用“将星荟萃”来形容。

    于是瑞典将军收起了自己的傲慢态度，与耿彪友好地交谈了起来。最终，在这次宴会上，瑞典的人们对新中国有了深刻的印象。后来耿飚跟随周恩来总理的脚步，多次参加各种国际大会，成为了“弃武从文”的成功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