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母亲的讲述里，我的到来，开始并没有得到奶奶的欢心，就连父亲也一样。因为他们所盼望的依然是男孩子。所以当满月之后，母亲下地去劳动，要强的母亲不甘人后，就对我顾不上。姐姐自己玩，奶奶将主要精力放在哥哥一个人身上。

    有一天，母亲从地里回家后，看见家里只有一个小小的我在床上躺着，她心里是凉的、惊的，感触颇多，叹自己没有分身之术。而当抱起我来喂奶的时候，忽然发现我的头是偏的，其偏的程度，就是右耳后一抹平，左耳后一个大梆子！而右耳朵是贴在它自己的前面的，这是长期躺着的一个姿势造成的。

    生命的初始所流淌的记忆的血液告诉我：我老是自己一个人就那么躺着，我渴望有人来给我这婴幼儿应有的关爱和抚慰，就一直那么往门口处巴望着，因为那里有光亮，也存在着一个个希望。我不要孤独。但是没有，于是我失望了又失望，等待了又等待，直到我把自己的头都等扁了，等来的还是只有那一个给我生命的母亲，给我带来她因为现实生活所限而有的可怜的少许关爱。由此我养成一个孤独而永远缺爱的性格。而母亲的爱是深切的。

    所以当她摸着我的头看着我的右耳朵的时候，她的惊讶、愧疚，可想而知：“我滴个亲娘哎！这是怎么了？一个闺女家，这么个丑法，长大了可怎么找个婆婆家啊？”那一刻，母亲就只想给自己几个大嘴巴！“看看我这娘，是怎么当的呀！”她的无奈无助和悔恨，已是达到极点！

    从外面回来的奶奶听我母亲给她提示念叨，并让她看过我的头之后，从那开始才对我有一点上心。所幸的是，毕竟年幼，骨头还没有长实。及时的调整，终于调整得差不多。只是后来好久——似乎到前几年，右耳还是没有左耳的服帖与本分。就是现在左右耳还是多多少少有一点区别的。

    后来我能坐得住了，父亲从城里回来，摸摸我大大的头，摸摸我胖胖的小手，再摸摸我厚厚的脚丫，看哪里都好，母亲自豪地回忆说，我父亲是从心里喜欢我，就对那时的我说：“你看看俺丽雅，哪里都好，四棱子头，大手大脚，大头大脸的！唉，只是可惜了，不是个男孩子呢？要是个男孩子那该有多好！”

    奶奶也是看着我越来越好，从最初的不喜欢，到后来一直的宠爱，简直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尤其是上海大表舅来了对我的一番测字和相面，让奶奶对我的喜爱与日俱增。但是我奶奶就是我奶奶，属“翻礼花”的，一会儿晴，一会儿又阴，简直不知道怎么给她个确切的评论。

    我因为是前一年农历二月生人，第二年都到六七月很热了，还不会走路。我姐背着我玩，虽然她比我大六岁，但她从小身体就弱。背着胖胖的我常支撑不住，“说扔就扔了”，摔得哇哇大哭。为此姐姐没少挨奶奶的打，而奶奶打姐姐从来都是背着我母亲，姐姐也不敢跟我母亲说。

    后来小脚的奶奶看我就多了，抱着我去街上玩，和几个妇女一起看孩子，说话，笑得哈哈的。但很快转过眼来，奶奶因为看着我而感到劳累，就又守着我母亲诉苦讼冤，哭给我母亲看：“我里个天哎，你说到这不会走，一步不迈，哪里有和她似的？这是要累死个人啊！咹……”

    母亲心里有底，我干姨家的大表哥，三岁多才会走路呢！人家现在上了高中，学习好着呢，老人们都说，他是一个做官的料。早早会走的人，才是一个下力的命！对此母亲并不着急。

    奶奶却自有奶奶的想法。再后来奶奶抱我去街上，干脆把我蹾到一个地方，她就和其他同样看孩子的几个老太太们说话去了——那一年和我同岁的孩子，我们那一片竟有十五六个之多，扎堆出生的。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研究历史，我想也会很有趣。

    奶奶和其他老太太说完了话，看着其他和我差不多大的都已会走路的孩子，就到我跟前把我贬谴一顿：“你说你这个闺女，你看看哪里有和你这个样儿似的？咹？把你蹾到哪里你就在哪里礅着！人家比你大的，比你小的，都会走了，就你，到这不会走！甭这么个懒法，我看（你）长大了谁敢要你！走遍天下端个碗，光喜勤来不喜懒。走，有本事站起来就走去！”

    我重复着奶奶的话：“‘走’、‘走’……”

    奶奶仍没好气地说：“‘走’，‘走’，光嘴不瓤，你可站起来走去！”

    听了奶奶的话，不知是真怕长大了没人要，还是不想证明自己就是比别人差，抑或是终于攒够了能量？总之奶奶的激将法到底奏了效：我站起身来就走！没一点蹒跚学步的意思，甚至没有一个趔趄，一步一个脚印稳稳地往前走。看我这样走，奶奶和一起看孩子的人都惊得不行。等她回到家，又等我母亲从地里干活回来，奶奶就守着我母亲说：“你闺女长能耐了，会走了！”

    母亲并不信：“看把你恁娘们能得，神了?早晨我走时还一步不会迈，这才一头晌午，说会走就会走了？俺就不信啊。”

    奶奶就故意把我抱远，将我放地上，然后让我自己去找母亲。母亲的怀抱对我是最大的引力，当我走向母亲的时候，母亲一下把我揽入怀中，自是高兴、幸福万分！

    1966年夏天，我们那里兴起了“破四旧”“立四新”的运动，有一个叫杨希遥的原国名党起义投诚人员，领着一伙学生，在大街上搞宣传，叫所有的没结婚的年轻姑娘们，从此不再扎铁梅似的带长庚子的一条辫子，而是只能扎两条辫子；已婚妇女和所有的少妇们不能再窝长头发卷儿，而是要把头发剪短了，用两个卡子各自卡在耳朵后边……

    母亲觉得这事很稀奇，我后来也觉得像辛亥革命时给男人们剪辫子一样。母亲就抱着我跟在杨希遥他们身后边看。很快，母亲、方大娘、郝大妮子、送上门来的媳妇、张淑英等等，都把长长的头发卷剪掉了，一律刚刚到肩的短发。母亲向来听上面的话，叫剪就剪呗，只是怎么也有不舍得的遗憾，她就故意把头发剪得很长，朦朦胧胧的希望里，也许将来还会再窝起来。很多人都有恋旧的情节。

    这个在其它文学作品中鲜见的镜头，母亲记忆深刻。

    夏末秋初的时节，一天，城里父亲的同事下班后坐车回到镇上，偷偷来敲我家的大门（我家在把草堂屋翻盖成瓦房的时候，同时盖了大门）。他一边慌里慌张，一边叫着“大婶子”，说：“俺大叔在城里出事了！你快去看看吧！”

    我母亲再问：“你慢点说，到底是出了什么事？”

    来者说：“我只能说这一些，大婶子，再说多了就不好了，你自己去了看看就知道了……”

    第二天早上，母亲抱着我去坐了火车。不足六十华里的路程，在母亲那时感到是那么遥远，时间又是那么漫长。在忐忑里，母亲到了父亲的单位。父亲还是去上班了。只有到了晚上的时候，父亲被大家批斗，父亲劳动一天，再接受如此的折腾，已使他身心俱疲，他告诉我母亲：“”你要好好带咱这几个孩子……咱娘也托付给你了……我算对不起你们，坑了你们了……”

    母亲就着急地问：“这到底是怎么了？你倒是跟我说清楚了呀！”

    原来在一次生活小组会上，父亲作为生活小组长说：“咱这里连大米饭都吃不上，人家美国是吃不了都倒掉！”于是父亲被扣上“亲蒋叛美”的帽子，每天晚上就站在礼堂里，被人举着胳膊喊口号：“打倒亲蒋叛美的刘代芳！打到……”直到父亲都把腿站肿了，第二天还得接着去上班，连觉都睡不好。

    父亲对母亲说：“我亲的什么蒋？我叛的什么美？”对此，父亲怎么都想不开，只想一死了之！

    母亲看着父亲站肿了的脚，就用去食堂打来的开水兑了凉水给父亲烫脚，一边烫，一边看着自己的腹部说：“你这才多大点事儿啊？我当童养媳干错了什么？辛辛苦苦从地里回来了，别说是吃饭了，连口水还没捞着喝。前脚刚进来，后脚还没进来，一顿笤帚疙瘩，没头没脸地就盖过来了！那滋味儿怎么受？我不还是一样挺过来了吗？你就记得，反正咱也没干过丧良心的事儿，心里无病死不了人！你就慢慢熬！再说，我那时候谁管？谁问？你不是还有我吗？你不是还有咱娘吗？咱不是还有俩闺女一个儿子吗？再看看这一个还有两个多月又要生了呢！”母亲说的是即将出生的弟弟。

    于是母亲暂时住了下来，父亲去上班，母亲就一边照顾我，一边挺着沉沉的身子，给父亲把衣裳洗得干干净净；父亲下班回来，母亲把饭菜端到跟前；父亲去参加批斗会回来，脚再一次站肿。母亲就再给他烫脚。再劝说他：“咱就慢慢地熬，反正咱没做过亏心泯良心的事儿，你就什么都不用怕……”

    后来，父亲单位上派人到我们家查了我家祖宗三代，包括我姥娘那边，甚至姑姑那边。结果没有发现一点历史问题。父亲的生活这才恢复正常。

    父亲后来老了的时候，啦起这一段历史，就觉得因为那样一句话而挨整，真的好笑，简直就像是一场闹剧，简直像小孩子过家家一样。但那却又是真实存在过的历史。为此父亲非常感激我的母亲。他说：“当时交通局的第一把手，也是一个儿童团出身的干部，那人没架子，对下属好，人也很实在，不贪不沾，好人呢！可是一查他家有历史问题……站到台上挨批斗的时候，他妻子当着那么多人，第一个上去就打他的脸！别说照顾他，劝说他了，还和他离了婚，划清界限。一个闺女一个儿子都跟着她，还改了姓。那人怎么都想不开，跳了黑龙潭了！人们找他时，先是看见潭边有一小堆烟头儿。想想，死，是那么容易的事儿吗？不知道考虑了多久呢？但肯有一线之路，也不会走绝路。我多亏了有你娘给我开后门儿，要不，我也早死了。看看，一个家里，有一个好女人，多么重要！”

    而上海的大表舅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呢！他成为上海公安系统帽子戴的最高的人。因为比他小五岁的表妗子知道他的为人，坚决不与他划清界限，很快死于非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