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农历的九月十一日，马年，我弟弟来到这世界上。

    生弟弟坐月子，是母亲生我们六个兄弟姐妹中最为幸福的一个月子。就连生我哥哥，我母亲都没有那么受我奶奶和我父亲的待见，都没有那么幸福过——只因为我弟弟，终于使我们的家族有了壮大的希望。关键的是，他可以算是我爷爷这一枝上的继承人了。奶奶眉开眼笑，父亲笑逐颜开，母亲吃的用的也都比以前强多了……

    但几多欢喜几多忧，有人高兴，就一定会有人伤心。

    而那伤心之人也就是我了——

    记事晚，什么都找不清的一个人，唯独有一天，不只是早晨醒来，还是晚上入睡之前，当我躺在床上忽然感知我是在母亲的背后，而她的前怀里多了一个弟弟的时候——那一个比我小了不足两岁七个月的弟弟，毫不客气地占据了我曾经温暖幸福的位置——就从那一刻开始，直到后来，我一直都有一种被毫不留情地抛弃了的感觉，而这抛弃我的人不是别人，恰恰是我最想依赖最最向往的母亲，她的前怀里的温暖，对我曾经顺理成章，我却在记忆里不曾领略过！只有当失去后的那一刻，我才觉得我是如此怀恋！当时的自己忍耐了又忍耐，等待了又等待，畏缩在母亲其实并不高大的身后，但后来认识到并不高大的母亲，那时的脊梁，对两岁七个月的我来说，就是一堵高高的墙，一堵把母爱亲情完全隔绝了残酷的墙壁！这一种幼时的经历，对于一个两岁七个月的小孩子来说，绝对是够残忍，严重影响着我的性格形成，影响到我以后的恋爱成家，而且永远都是缺爱的，无法弥补，直到今天……

    我那时所有的想法，就只是想着让给母亲回过身来搂搂我！可是母亲，只是沉浸在她再添儿子的从未有过的幸福之中。小小的我，就那样无助地偎依在母亲的后背。当我终于忍不住的时候，就只有哀哀怜怜地带着哭腔，一再忍着委屈的泪水，求母亲道：“娘，你楼楼我吧！”

    自然不懂心理学，更不懂早期教育学的母亲只是说：“行，我搂你！那就把你弟弟送给别人去吧！”

    虽然年幼，但是依然多情到会自然而然顾惜手足之情的我，只有为了留下弟弟而无比忍耐着自己了。此后的几年之中，我又不知道是怎样与弟弟相处的了——这就是我的记事晚了。多年后只听母亲说过，母亲或者奶奶抱着我弟弟，我依偎在她或她的身边，却是满眼里渴求自己也被抱一抱的愿望在折磨着我，眼泪汪汪地看着弟弟，却又不舍得把弟弟送于别人，想被抱而又不得，看上去就是那么可伶。而在母亲或者奶奶那里，也不忍心看着我这样。就替我着想，总是问我一句：“要不，咱把你弟弟送给别人吧？”

    我自然一定是否定的。从那时我就知道，我要的爱我不会得到，我只有委屈自己忍耐着自己的欲望——哪怕这欲望是正常的——也要成全他人——这是来自母亲生命最初的暗示……

    弟弟是父母的最后一个孩子。其实，弟弟之下，母亲又怀过一次孕。依着父亲，是一定要生下这一个孩子的，在父亲的观念里还是以为多子多福。但是作为我母亲，她一定是看见了一个母亲的爱是一定的，多一个孩子，就一定要多一分挂牵，是将她有限的爱不停地分发出去，对于她来说，一时还做不到。

    母亲还是把我和弟弟舍给我奶奶，带着姐姐——也许那时的姐姐已经能够替母亲做些什么，去了城里。是父亲下班后，用地排车拉着母亲和姐姐去了医院。这次母亲不仅将肚里的孩子拿掉，还做了绝育手术……

    就在这一年，姐姐开始上小学一年级了。母亲领着姐姐去报的名，母亲帮姐姐扛着杌子，姐姐拿着小板凳，背着哥哥用过的母亲亲手缝制的蓝布书包。杌子不是用来坐的，而是用来趴在上面写字的，功能相当于桌子，而小板凳才是用来坐的。学校是没收的解放前的一个侯姓地主家的大院。那个小学的院子很大，东边几间房屋，连着宽大的大门底。大门底比门楼要宽大一些，相当于一大间屋的空间；北边一溜堂屋，大大的，高门台，应该是家里年长者用来居住的；西北角是缩小了的几间小屋，用来做饭屋和存放东西的。正西边是空着的，后来搭了一个高一米二左右的四方台子，在上面斗“地富反坏右”用的；西南角是男女厕所；南面则全部是房子，只是房屋有点错落。靠前面连着的整齐的几间，间数多，房子也比较大；靠后面的有几间，间数少一些，连在一起的，比较小一些。整个院落所有的房子都是小青瓦做房顶，房檐处是青砖，整体墙面是碎石块和碎石片垒起来的。具有明清的风格。一看就知是大家大户，人口众多的家庭。房顶因为时间久远的缘故，在瓦缝间长出来许许多多的小小的瓦松来，那鱿鱼形状似的瓦松，在灰色之中泛出一丝的红光来。还会有些干枯的叫“鼓鼓苗”的小草，上面结着圆柱形的绒毛体。

    但是姐姐上学之后，并没有以学习为主，而是天天开会，不是今天全体社员都到场，和学生在一块斗那些地富反坏右，就是学生们都集合，到镇上两层的老电影院去斗更大的人物。二层楼上有人往台上扔石头瓦块，常常砸得那些站在戏台上的人，鼻青脸肿、头破血流的。那个戏台后来曾演过京剧《沙家浜》的戏，是和父亲在城里的单位隔着院墙的市京剧团来演的；还来演过《海港》，为此京剧团的人去父亲单位体验生活，学习扛麻袋包的真实动作，父亲很兴奋地说：“京剧团去我们单位上学习如何扛包，亲自扛一扛，虽扛不动吧，可那架势是拿得准呢！星期六或者星期天，京剧团对我们慰问演出呢！也不用我们自己花钱买票！”

    母亲则把我和弟弟都舍给了我奶奶，天天和张淑英、郝大妮子、送上门来的媳妇，还有曾在识字班里教过学的肖老师等等去大队部学习跳“忠字舞”，先学习唱《敬爱的毛主席》、《在北京的金山上》、《大海航行靠舵手》等歌曲，然后伴着大喇叭里传出的这些歌曲踩着节拍跳舞。这些三十岁左右、四十岁左右的农村妇女们，没有经过专门的训练，难免大庭广众之下感到不好意思去跳。但一想到是歌颂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还有都能拿到和男劳力一样多的工分——十分，比亲自参见农业生产劳动的八分，就会愉快得多，也感到这工分好挣得多……

    后来，母亲把这些歌都毫无保留地教给了我，至今我还会唱，而那对于母亲来说，是三十几岁自己的人生最美好而值得回忆的时光，是特殊年代的特殊情感：从未经验过的，却总是那么令人惊心动魄，又总是令人亢奋不已。但是善良和温暖却永远不会过时。所以当你尽心尽力了，于自己是心安，于他人也是终生难忘的。

    有一个才走上教学岗位没几年的年轻吴老师，在街上被几个红卫兵围住了打，眼看着鼻青脸肿，鼻子里耳朵里都流了血，还不肯撒手，母亲刚好赶上了，就对那几个红卫兵说：“哎，别再打了，别再打了！有话好好说，不能动手打人！恁教育教育他行，千万别动手打人。打出人命来就不好说了……”

    多年后，那个被平反而一只耳朵已经失聪的“右派”吴老师还对母亲十分感激，说要不是那次母亲说了好话，他就会活活给打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