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那里有一个习俗，就是初嫁闺女前三年回娘家时，都要带回娘家找人给打的年糕，意为祝福祝愿女儿家的日子像芝麻开花节节高，一年更比一年好。当邻居卢大奶奶来叫母亲去为她的去年底刚刚出嫁的大女儿——大姑打年糕回来的时候。母亲就高兴地对我和姐姐说：等你俩长大了，去婆婆家了，我给你们打糕，咱不用找别人了。

    这是母亲在盼望我们长大的一个切实的想法。而母亲能帮别人也总是愉快的。

    春节过后，又是春耕播种的时节了，母亲和其他母亲们以及所有的男劳力们都去下地劳作，最先将头年底积好的肥料用地派车送到冬小麦的地里去，再撒均匀了，浇上水，只等麦苗返青——拔节了，这叫春灌。其实在于当时的他们来说，一年到头难得清闲，年头到年尾总是有着这样那样的永远干不完的农活儿：大年初一就开始干，干到来年吃年夜饭。这是当时许多人爱说的顺口溜。

    但是即使是在辛勤劳作又不富裕的生活里，人们依然将日子尽力过好。一年到头，除了农历十一月没有节日，其它月份都有节日的。这不说着唱着的，农历二月初二——这年后排在正月十五后面的第二个小节也到了。母亲在下地之余，提前将自家产的豆粒儿仔细挑了，煮了，晒了，赶在二月初二的这天早上我们还没起床、他们下地之前，用铁锅加油炒出来，给我们备好在桌子上，母亲何时下地去的我们就不知道了。这油性的童年里最香、最有营养的零食便早已是我们久久的期盼了。等我们起床后吃过早饭，肖老师的小女儿和我同岁的高芬，张绳匠家送上门来的媳妇的三女儿比我大一岁的张三风，方大娘家的三女儿方小萍便先后相约着去郝大娘家了。

    刚到郝大娘家的大门口高芬带头，喊了个“一二，开始！”于是四五个小伙伴就开始一起大喊着，叫郝大娘的二孙女出门，大家便一起喊“小二”。然后也不避讳在家里的郝大娘，就各自捂着自己的上衣口袋，在她们家大门口，一边跳着，一边喊：“二月二，吃豆粒，蝎子永远蛰小二！”一遍一遍重复起来！

    炒豆粒儿，我们那里又叫蝎子爪儿，意思是在这一天吃了，那么整个夏天就不会招致蝎子来蜇人了。而小二因为是斗眼儿，又多少反应慢些，一时没想到高芬的带头拿她开涮，刚刚走出大门来的欣喜，以及刚刚开始想和我们一起跳着的欢欣瞬间不见了，加上我们跳动是按着自己的口袋的，这样上衣袋里的豆粒就不会随着我们的跳动而戗出来。可是小二因为没有按着口袋，她刚一跳，豆粒立刻从她的口袋里也蹦了出来。于是她翻着白眼不高兴了，一边蹲下去拾豆粒，一边白着眼看看我们这一个，再看看我们哪一个，紧绷了脸，闷闷地生着气，本来就是长得红脸膛，此刻脸就更红了。

    于是高芬就又开始带头换了喊的内容：“二月二，吃蝎子爪儿，蝎子永远蛰小瓦……”小瓦是河对岸的一个比我们大得多的男孩，他曾经和我们这边用石头瓦块打过无数次仗的。大家愿意叫蝎子都去蛰他，而且是永远的。小二一听，当然也高兴了。于是刚刚拾完豆粒儿的她也再次高兴地和我们一起跳起来道：“二月二，吃蝎子爪儿，蝎子永远蛰小瓦……”

    可三四遍下来，小儿的高兴劲儿也没坚持了多久，还是高芬带头换回了最初所喊的内容，继续拿小二开涮：“二月二，吃豆粒儿，蝎子永远蛰小二……”如此反复，仿佛是猫玩老鼠。

    一个二月二炒的豆粒要吃几天，当我们四五个伙伴相约着再去叫小二时，来到她家大门外，叫着小二，叫了好久，小二终于小姐似的扭捏着从家里出来，大家刚想再玩原来的那一套，可是还没有开始，小二就已提前声明了：“俺不叫小二了，俺叫小英了。”似乎大家还没有反应过来，或者一时不想接受下来，继续喊：“二月二，吃豆粒儿……”

    但是再喊，小二只是重复那一句：“哼，恁喊去呗，反正俺不叫小二了，俺就叫小英了！”于是大家觉得再怎么喊小英，叫蝎子来蛰她都是不押韵的，再无兴趣。

    而英子那份被捉弄的神情，多年后一直不忘。

    环境对于一个人性情的成长是如此重要，所谓“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在外如此，在家更是如此。但是来自内心的那份善良会令人在回忆中受到折磨。

    因为我奶奶从我姐小的时候就看她不顺眼，有事没事儿地就爱趁我娘不在家的时候，恶狠狠地打骂姐姐。久而久之，我也耳濡目染，依样学样，在不知不觉间，对比我大六岁的姐姐的态度也变得不友好甚至是恶劣起来。

    有一次，姐姐大约是受了奶奶的指使，要她给我梳头。或许我不怎么洗而又浓密的头发不好梳，或许那是姐姐第一次给我梳头不知深浅，总之一梳子下去，我立刻感到头皮先是被狠狠地抓而后又被用力薅了一下，我就疼得两眼立刻含了泪！我也就立刻两手捂着头，回身看向姐姐手中梳子上的几根头发，恶狠狠地用了当地骂一个女孩子最难听的话骂了姐姐：“你这个……妮子！你试试，你要再给我梳下一根儿头发来，我就把你的全都薅净！”

    我骂的那句极难听的话是跟着奶奶学来的。姐姐因为奶奶给我撑腰，她是怕我的，直到后来多年一直怕我。所以接下来姐姐再给我梳头便是小心翼翼了。而在此前，我模糊记得奶奶给我梳头时的情景：她总是将大口的唾沫吐在她的一只手掌心里，然后一丝不落地抹在我的头上，再从上到下尽量抹匀，抹不着的地方就再从嘴里：“唾、唾、唾”地直接将唾沫吐在了我头上，直到抹得让她自己满意了，再用梳子去慢慢梳理。这样从来不会感觉到疼，而头发一直都是浓黑而自然地发着光亮的。

    但姐姐不同，她后来说从没享受过奶奶这样的待遇。而姐姐的头发也很浓密，只是发着微黄的颜色。

    那天不知姐姐怎么得罪了我，我后来也根本想不起来是为什么。但是习惯已成自然，张嘴而来的那句极难听的话脱口而出，恰恰被正在家而没有下地的母亲听见了，母亲当时立刻就是一愣，并立刻用这句刚从我口里吐出来的骂人话，替姐姐狠狠地回骂了我：“你这个……妮子！你这是跟什么人学的？你小小的孩儿家，真会骂！你姐是你骂的人吗？你给我试试，你再这样骂你姐一回，我就不让你！”

    我当时被母亲用这句话回骂的时候，先是一激灵，这是善良的母亲从来不曾有过的，并且自己也的确觉得那句话太难听了，也立刻感到了母亲的威严和正义了。真是从此后，我再没那样骂过姐姐一回，似乎奶奶也开始收敛了。或许在心里，娘亲已经知道奶奶是始作俑者，她替姐姐骂我，也是杀鸡给猴看，敲击着我给奶奶警示。

    那时候能够护着我姐姐的只有我母亲，然而母亲却并不常常在家。

    记得弟弟小时候，曾经有一次，在懵懂中冷不丁地就直接喊过我姐姐的名字：“小爱梅——”应该是模仿大人或者是模仿野儿他们来叫姐姐的声音，也或者只是觉得这样叫我姐姐很好玩——我却是从来没这样叫过我姐姐的。那次母亲就很生气地制止过弟弟：“嗯，不能这样叫你姐的名字，要喊大姐！”弟弟从此才大姐二姐地这样称呼姐姐和我。并教给我和弟弟：“别人叫你，你答应的时候，不要‘么——‘一声，不好听！是要这样答应：‘哎——’这样干脆好听！”

    于是母亲守着我和弟弟练习起来：“丽雅啊，答应！”

    我就立刻道：“哎——”

    母亲又叫一声弟弟：“棒啊！答应！”

    弟弟立刻道：“哎——”

    母亲高兴地说：“哎，这样多好听！记住了吗？以后不管谁叫，都要这样答应！”

    故乡有一句顺口溜，叫做：穷招虱子，富长疥。那时不知怎么的，身上有虱子，头上也有虱子，而且不是一家一户。到我上学之后还发现有同学头上表面上就有白白的虮子，有一个叫赵芳的同学满头的虮子竟是一串一串的，白白的，那么瘆人，令人一看见身上就起鸡皮疙瘩。我那时候就做过一个恶作剧，课下活动的时候，身上热了，等再站队在校园里等校长训话时，身上后腰处就在痒的同时，感到有小东西在爬。回过手去一捉一个准。随偷偷将虱子放在前一个同学的头上。

    但是身上和头上的虱子是不一样的，身上的细皮嫩肉，多少有那么一点白，属于风不着雨不着的那种白。而头上的则是经历过风吹日晒的，皮肤也是厚厚的黑。当我偷偷将这虱子刚刚放上去时，心里觉得任它去爬，直从表面爬到头发里面去。然而，一颗还算善良的内心还是令人不安的，就立刻故作惊讶地戳一下前面同学的背，悄悄告诉她我在她头上看见一个虱子，然后立刻帮她再拿下来的时候，她看着，并没有怎样的惊讶，也没有怎样的感激，于是自己在做贼心虚里也就感到无趣了，也感到一种将功补过的释然了。

    冬天里，母亲每天晚上，我和弟弟脱了棉衣睡觉之前，或者早上起床之前，母亲都用那个放了木炭的小铁盆，点着旺旺的火，给我和弟弟靠棉裤，就在这不停地烤当中，虱子慢慢没有了。

    自从姐姐上学后，她大约是听见老师说：要讲究卫生，勤洗澡洗头……过几天姐姐就用碱面或洗衣粉洗洗头。有一次我记得姐姐刚刚把水倒进盆里，拿过洗衣粉来准备洗头，奶奶也不敢大声，就是手指眼剜、咬牙切齿地地对姐姐说：“整天洗，整天洗，一个头有什么洗头？俺一辈子也没洗过那头，那灰也没掉下来把俺的脚趾头砸了去！你这才洗了几天？就又洗！”

    姐姐听见了奶奶的话，也不反驳，可她心里自有她自己的主张。不仅自己洗自己的，不久也开始给我洗起来。奶奶对姐姐说过的上面几句话，母亲显然听见过，但一时不知道怎样劝阻我奶奶，只有顺其自然。只是后来，母亲把奶奶的这些话当了经典，对我讲着的时候，为奶奶说话的夸张，而笑到不行。

    在我的记忆里，奶奶虽然没洗过头，但是她那长长的白了三分之二的头发卷儿在两天左右梳一次的时候，总是慢慢地有些优雅地披散开来，将大口唾沫吐在梳子上，把头梳透梳顺了的时候，再用一把篦子一直一直地刮。刮完梳完的时候，再将长发卷起来成为一个发髻，外面拢上一个青色的网子，最后就是左右和上面都卡上一个U型的卡子，白的，象铝的，头发湿润着，人显得很有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