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的日子因父母做生意，就表现出了红火的一面。

    下午我放学后回家，母亲已经炒好了菜，就吩咐我：“你大大快收摊回来了，你去给他买瓶啤酒去。”

    我买酒回来，父亲也回家了，他把家什放好，第一件要做的事儿——也是他最高兴做的事情，就是从秤盘底下拿出盛钱的黑提兜来，坐在马扎子上，或者小板凳上，将右手举到嘴边吐一点唾沫在右手拇指上，然后和食指一捻，就开始点钱。从十块钱的最大票子开始，然后是五块的、两块的、一块的，五毛两毛一毛的，按照从大到小的顺序数完了，拿出整钱来放到床上枕头下，预备集上再买生的花生，其它零钱用夹子夹好了再放到黑提兜里去。那些一分、二分、五分所有成分的钱，直接连数都不数，再一股脑儿地放回到提兜里去。

    父亲洗完了手，母亲已经把饭桌收拾好了。母亲吩咐一句道：“启开啤酒呗！”于是父亲就启开了啤酒，他给母亲倒一个杯子，他再给自己倒一个杯子，然后父亲怂恿着我和他用一个杯子喝啤酒。我扭捏着不喝，父亲就笑着说：“喝吧，什么也得学……”那啤酒有一种酵糠的味道儿，我觉得特别难喝，父亲就笑。

    母亲这时候不知想起了什么，忽然就看着我说：“嗯，‘还是一个好’！孩子多了疼不过来！”

    我俨然成了一个“独生子女”，被父母的爱紧紧地包围着。

    我问母亲：“四个孩子，你觉得要哪一个最好？”我的意思是，如果真的是独生子女的话，只留一个，你觉得最该留谁？

    没想到母亲和父亲几乎异口同声地说：“十个指头，咬得个个疼，手心手背都是肉。哪个孩子都好。”

    有时候我星期六下午在家，学习之余，就会练一练毛笔字。母亲在一边忙她的，但看着我用功，她是幸福的，欣慰的。父亲往往星期六星期天就会卖得更快一些，他回来得就早一些。回家后，父亲看见我在练毛笔字，就一下来了兴奋劲儿，拿过我手里的毛笔去笑道：“你看你，拿毛笔都不是个样儿！还高中生呢！看我的！”

    母亲早在一边无言地笑了，很是知足幸福的样子。

    父亲不无骄傲地回忆起往事，继续说：“上私塾的时候，我的大仿是写得最好的，先生都给我标出来……”

    这句话让母亲忍不住开了口：“看把你能得！哪个孩子都不如你能了！咱这二闺女打小可是你心上的闺女！”

    父亲笑着，想在我和母亲面前显示一下，没想到毛笔不听他的话。父亲就有些尴尬地说：“哎，多年不练，手生了呢！我光认得它，它不认得我了！”

    母亲就会不屑地笑道：“嗨，你不是能吗？”

    父亲有时候也不想喝酒了，说：“不喝了！一瓶喝不了，剩下那一半搁到明天就不好喝了！”

    母亲就说：“别价，炒了菜了，不喝点酒多可惜呀，浪费了酒肴！再说劳累了一天了！你喝不了，我替你喝！”于是，买回一瓶啤酒来，母亲自己用一个杯子，父亲继续怂恿着我用他的杯子喝。我还是喝不惯，像窖糠！父亲看着我咧嘴犟鼻的样子就继续笑。

    父亲一生是不喝白酒的，他牢牢地记着我爷爷临终之前喝白酒时的情形：啥都没就，只干巴巴地喝了三茶碗白酒，死未瞑目……

    每天下午，我为父亲去买一瓶啤酒，就成为一项固定的内容。在似乎一切顺风顺水当中，火药味儿也慢慢地渗透出来。

    饭桌上，父亲说：“咱怎么也没想到，日子会过到这一步，越来越好。”

    母亲应着：“嗯，是的呢！”父亲继续说：“有咱娘的时候还不行。”

    母亲说：“嗯，咱大儿结婚的时候还不行，就是咱大闺女出嫁的时候，还不行呢！”说到这里，母亲接着话锋一转：“可是过上好日子了，这好日子是容易来的吗？有人却要没事找事了，放着好日子不过，要出歪拉骨，长幺蛾子了……”

    父亲听出话中有话来，不觉一惊，只是暂时守着我不便再说什么。可转眼间，背背我的影儿，就听母亲咬牙切齿地对父亲说：“你要是没这回事儿，人家别人就说？风不来树不响！”

    父亲不服：“你这是听谁说的？叫出他（她）来咱三人对质！我别说没外心，就是有，也不会找她呀！她是什么人你不知道？这是有人发坏，看见咱日子过好了，急眼！挑家不和！”

    母亲继续说：“人家怎么没说别人来？”

    父亲说：“她是去赶集，和我借过两块钱……有这事儿！”

    父母口中说的这个“她”指的是解放前窑姐儿出身的董老大家的。她早年是经过了社会主义改造之后嫁给了董老大的，与她一批的人不是少数，后来却都本本分地成家做人，还有许多是做了母亲的，生儿育女。自己做不成母亲的，或抱养了别人的孩子，像前街上郭老四家里的，在三年困难时期抱养了一个饿得都不会哭的孩子，硬是用玉米糊糊让孩子度过了最初的艰难岁月，而且后来那孩子长得人高马大，于1980年和我弟弟一起接了班进城。而且郭老四家的对人和善；有的从良后的妇女或照顾了丈夫前妻的孩子，像郝大妮子的新婶子那样，她嫁给了郝大妮子的叔叔后，没再生育孩子，但是善待继子，人也热情活气善待所有的人，我母亲嫁给我父亲时，也是她在大天白日，搀扶戴了蒙头红子的我母亲走进我家的。

    可是远远近近的，唯有这董老大家的，不做一点好事，自己倒是有一女两儿，可是女儿还没出嫁，她为了挣钱，给女儿联系男人，十六七岁的女儿不懂事，怀着身子嫁了人，从此一生不再搭理她这个母亲，嫁出去了就再也没有回过娘家。

    这董老大家的最近好像很活跃。其实她从1976年在外面搭防震棚开始，就已经忙活开了。为牛大喜第二个离婚后的女人丰秋她娘从车站街上拉来了一个叫老廖的人。那老廖当时是个有妻子孩子的人。这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老廖的媳妇知道老廖不走正路之后，没两年就病死了，撇下两个儿子撒手西去。

    那时丰秋她娘也难，带着丰秋和她弟弟租住在董老大家。本想等着这牛大喜回心转意，有一天为了孩子再和她复婚。可谁又知道这牛大喜走马灯似的，绝情地又换了一个小媳妇？丰秋她娘心已死，就和这老廖有了染。这董老大家的，这下有了事情做了，谈笑风生，八面玲珑，迎来送往，半明半暗，不明不暗。

    1980年之后，那老廖做起了修表的生意，会挣钱。他在镇子上到处传说的一个故事是，有一个镇子旁边村庄里的农村老太太来赶集，顺便从百货大楼里买了手电皮和电池，可是安了以后却不亮，就找到修表顺带着修手电什么的老廖，告诉他：“你看，俺这都是将将（刚刚）买的新的，安上了，怎么就是不亮呢？”

    那老廖接过去一看，就告诉老太太说：“哦，稍微有点毛病，不过不大，你先去赶集买别的，回来拿着就行。我赶紧忙完手里的活儿就给你修……”

    老太太赶集一遭回来了，诚恐诚惶地问：“修好了吗？”

    那老廖很一本正经地说：“你看，回来得早，不如回来得巧。我这是刚刚修完，你就回来了。”说着将手电筒朝着他那个黑洞洞的杂货屋子里一推电门，手电一下子亮了。

    老太太很高兴，更是感激，只怕是回家后挨自己老头子的训斥呢，这一会儿功夫就修好了，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赶紧问老廖：“多少钱呢？”

    老廖说：“不多，就一毛五分钱吧。”老太太其实买个手电皮才两毛钱，两节电池才一毛钱。但是“修”好了，老太太已是千恩万谢了。

    待老太太走后，那老廖把黑框眼镜后边的小眼睛一眯，自言自语地骂了一句什么，随在嘴角上扬起一股奸笑来。原来那手电里的电池是安倒了……

    这事儿过去不久之后，就在董老大家的撮合下，丰秋她娘就带着她和牛大喜的两个孩子嫁给了老廖。

    提到上面的事，父亲对母亲说：“你看看这个董老大家的，她干的都是些什么事儿？接触的都是些什么人？我别说没那心，就是有那心也不能找这样的人呢！”

    母亲听到父亲说的话也都在理，她也懂得“捉贼捉赃，捉奸捉双”的道理，毕竟没有亲自看见更没逮到过两人做什么不好的事情。可是那天母亲去集上看摊儿，那个挨摊儿的李老妈子，说得有鼻子有眼：“他大嫂，你可是得看好了家。这里都看见了，你掌柜的（当家的）拿着钱给了董老大家的。那是个什么人你该知道！”

    同时那个岳茂盛家的——点妮子的母亲在街上碰见我就不大声不小声，满带一副看热闹的神情，亲自对我说过：“……看来，你大大是真有钱了呢！”

    母亲不知道谁说得对，想想，也许是别人看见我们家的日子好过了故意泼赃水吧？故意给挑家不和呢？

    这事儿还得先放一放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