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有因为弟弟比我年龄小而早于我订婚，就从面子上过意不去。但是，在我心里还会情不自禁地想起吴远兵。然而，他已是别人的人，我也只有从心里试着慢慢忘记！

    我哥哥比我大了九岁半，在我早年幼小的记忆中，我们之间没有一丝交集，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哥哥的一个同学——亮哥，在不经意中，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亮哥是我哥的好同学，从初中到高中一直都是。他们的同学情早已化作了牢不可破的友谊。我和姐姐弟弟一直都叫他亮哥，我父母则直接把他叫做亮。我们所有的家人，在不当着他的面而谈论他时——不是背后说长道短，而全是溢美之词，则一律都叫他“小亮”。这或许是因为，他永远长不大而总是处在一种青春年少的状态吧，即使是他到了三十多岁的时候，依旧显示出一副他那个年龄独一无二的精神气质，皮肤白净，微笑和蔼，有礼谦虚，一副儒雅之态。

    以前说过，亮哥的家在镇子中心最繁华处的镇医院家属院里，他父亲王叔就是该医院的院长，母亲文姨是妇产科大夫，他们家都是居民户口。我们家则是在镇子的最东北角，那时除了父亲一个人在城里工作是非农户口之外，其他人都是农业户口。从我们家往东不远靠近大坝的地方，有宽阔的河流，有大片的柳林，空气清新，风景优美。

    哥和亮哥上初中和高中的那所学校，是省级重点中学，就设在我们那个文化古镇上，也是后来我就读高中的学校。平日里，只要是不上课，亮哥和我哥总是形影不离，在我家和他家之间织布似地来回穿梭，也去坝上跑着玩，两人还会用一个三叉网去河里捞鱼，捞鱼少了的时候，两人就以为是网子的原因，于是回到我家，两人商议着如何把网子做得更好一些，然后想象着这样就一定会捞好多鱼。

    我最早模糊的记忆里，也就是两个少年忙忙碌碌、来来往往跑着的身影。所以我自然不记得亮哥第一次来我家究竟是什么时候。只记得文明礼貌的他，逢年过节时总是早早地来到我家，遵照传统礼仪，过年的时候来拜年，过节的时候也来串门。每次都是他和我父母打过招呼之后，就稳稳地坐在我家堂屋里我父母的床沿上，并没有多少话，或者从不主动说些什么。母亲问他一句他就答一句，不问，或一时想不起来问他什么的时候，他就只是微微笑着，一直那么安静地坐着，一副白面书生谦逊少年微笑着的样子，就留在了我的记忆深处。在他坐过好久之后，就又约着我哥哥去他家，然后变着法儿把我哥留在他们家吃饭。而他在我家吃饭也就是有过那么一两次，还是在我记得不是很清楚的时候。而每留他一次都是要费好大的劲儿。

    那一年我奶奶还活着的时候，我母亲因为没日没夜地操劳，人变得没力气，脸色蜡黄。哥就对亮哥说：“我娘病了，能不能叫你爸爸找个医生给我娘看看？”“行！”亮哥痛快地应了差使，回家后和王叔文姨说了，就为我母亲找了一个老中医，母亲原来是得了肝炎！幸亏看得及时，又加上老中医医道高明，母亲竟也渐渐地好起来。并且从此按照老中医的叮嘱，每年春来的时候，去坡里拔白蒿吃，叶子可以馏成小豆腐，或者烙成鸡蛋饼子吃，根部则是和圆圆的大红枣一起泡水喝。“二月里的茵陈，三月里的蒿，四月里就把柴来烧。”只吃到清明节之后再也不能吃了为止。并且十病九养，在于平常的调理保健，不能劳累过度。此后母亲按照老中医的教诲去做，竟再也没犯过此病，每年吃白蒿的习惯一直延续着，有病的治病，没病的防病，家人也都养成了这个习惯。

    在我家那个不大的四合院里，有一棵高高大大的枣树，从春天开始，“枣树发芽儿，麦子露芒儿（娃儿音）；枣树开花儿，麦子进家儿。”严格按照时令来长。小麦收获进家的时候，有风刮过，就会落一地枣花，小米粒一样大小，小米粒一样金黄，直把地上铺了密密实实厚厚的一层，像是一张黄黄的大地毯。夏天来到了，枣叶和青涩的果实占满了枝杈间的空隙，树头也就全部充实起来，那棵枣树就成了一把大大的遮阳伞，将我家的整个院子几乎全部涵盖了。“七月十五红鼻儿枣，八月十五打光了。”到秋天就该是收获的季节了。树上的枣子又大又脆，就因太脆，一旦落地上往往就会摔成几瓣，或摔成网状，就见有汁儿从里面渗出。所以那枣是万不能用竿子去打的，否则就没一个是囫囵的了，只能爬到树上去用手一个个地摘。

    每当这时候，亮哥总是责无旁贷，他和我的家人一样喜悦着，因为他也是亲眼看着枣子一步步长起来的。他和哥哥每个人的脖子上挂着一个大大的布兜子，一人站在一个大大的树杈上，一只手扳着树枝，腾出另一只手就去摘。待布兜子装满了，送下树来再爬上树去摘。

    很快我家的簸箕里，筐子里，竹篮里，甚至脸盆里，就都满满的了。若是还有的话，就在当门里随便铺一件什么东西再倒上去，便到处都是枣子了。

    整个摘枣的过程，我和姐姐弟弟就站在大枣树下，看是否有不注意时自己掉下来的，随时做着捡拾的准备。而母亲早已准备好几个大坛子，打算把枣用酒泡起来，留待过年的时候再吃，称为“蒸（读去声）枣”，有地方叫“醉枣”，别有一番风味。忙完了之后，亮哥就要离开，母亲已经给他准备出一些大些的好让他带着，但是他并不拿。看上去又并不急着离开似的，却瞅着母亲一不注意，只是大声告诉母亲一句：“大娘，我走了！”便“忽地”不见了。母亲就感到特过意不去，却又一时无奈，只好撵着哥哥再去他家，送上枣子的同时，还会有月饼一块儿送上。

    紧接着，亮哥的母亲文姨就又拿着月饼再加点别的，也来我家串门了。这样一来二去的，两家大人也就成了好朋友。其它的枣子母亲便都送了邻居或亲戚朋友，无论是城里的还是乡下的。

    亮哥来我们家摘枣，不知道有几年……

    十六岁的我开始读高中时，从哥哥口中零星得知，亮哥高中毕业后赶上最后一批知青下乡，亮哥就在我们同一个镇子上他姥姥家所在的大队“下了乡”，工作在大队卫生室，当时叫赤脚医生。三个月后，亮哥就招工去了几百里之外的小城LG，在那里刻苦自学，并得到单位上领导的积极支持和照顾，为他创造了当时最好的学习外语的条件，一个人守着一台彩色的大电视。不久他就去了省立医科大学。上学期间，他就给省军区一位首长治好了疑难杂症。首长感激之余，一心想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他，“当时可把我给吓坏了，拔腿就往外跑”，这是他后来守着我哥说过的话，调皮地笑着，仿佛又回到了当时的场景里去了。他母亲和我们家人把这当笑话的同时，大人们就说他傻。据说他还给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裘派传人方龙翔治过病。每次去，方家待他为座上宾，令他感动，为那一家子的人品。说人家没有一点架子……

    这一些传奇故事像神话，对于当时的我来说都充满了无比的羡慕与敬仰，甚至成为一种诱惑。

    大学毕业后，亮哥分在离我们镇子三十公里的地级市大医院里工作，来我家的时间就少多了，但是过年过节他还会回到镇子上自己的家，也大部分时间来我家度过。他的父母也常常来我家玩，象走亲戚似的，文姨来了之后，就像夸别人家的孩子一样那么夸亮哥，说他如何爱学习，爱钻研，就是不知道谈恋爱，也不知道愁，还整天笑呵呵的。文姨自豪着，又略显抱怨的口气。

    我读了电大新闻专业之后，一天亮哥和他早已在城里工作的弟弟来我家玩，他弟弟高大魁梧，大头圆脸，也是白皮肤，长着一副油头滑脑的样子，即使说话一本正经，看上去也像是在调皮，是个明显的话唠。他建议我说：

    “现在，学法律专业更好一些，经济社会了嘛，打官司的多，考个律师证，会很吃香……”然后说他单位上某某某、某某某就在学习法律，滔滔不绝地谈些文化人的话。

    而亮哥相对于弟弟来说，身材没有那么高大魁梧，倒像他是弟弟，弟弟成了哥哥。他一言不发，只是爱看着我，令人不好意思……

    就在我渐渐地将吴远兵给我造成的情感伤害，用我的拼命学习将要成功转移的时候，来年的春节我哥加班，不能回家过年，自然不能去亮哥家拜年了，哥哥就特意嘱咐我嫂子：“得去小亮家拜年，人家来了咱不去不好，一定不能抹了这个脸！大过年的！”

    亮哥已经又像往常一样来我家拜过年了，嫂子就想带着我一块去亮哥家回拜，我那时是很想去他家的，可是我又怕见到他。嫂子不知是没有看出我的心事，还是故意而为，非得叫着我一块去，我又找不到拒绝的理由。于是到了医院家属楼亮哥家一楼的院子里，只见亮哥完全没有了在我家时的正襟危坐，而是正和他弟弟家六岁的儿子在院子里乱跑，玩打架，捉迷藏，大笑。那年春节下了大雪，亮哥赤着手攥了雪蛋蛋和侄儿玩打雪杖，他又是一个快乐的少年了，而且他是那么爱孩子！

    当我和嫂子跟着他进屋的时候，也才知道他家不只是平常看到的弟兄三人，而是还有一个在北京当兵的大姐，女儿七岁，才刚刚上小学，就是一个看上去高贵大气的小公主，却漂亮而任性。北京大姐对我们的到来似乎有一点不屑，叫亮哥给外甥女去端漱口的盐水，亮哥那么耐心地端过盐水后，接着给我们端了瓜籽和花塘来，又去泡了茶水，我和嫂子觉得坐得别扭，不久在我的一再建议下，就出门去我们本家拜年去了。只是当我和嫂子走出亮哥家的篱笆院墙，看见文姨已经回屋去了，而亮哥一人还在门口注视着我和嫂子的背影，久久地不肯回屋去，那一刻的亮哥是少有的凝重的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