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中秋节，杨冲再次来到我家，他没有什么打算。父母和所有的家人都坐在一起，商量着我的婚事。有人说现在社会上实行旅行结婚。母亲接受新鲜事物的能力强，对此表示赞同。因为杨冲没有钱，办事能力又有限——当然好人也到不了我，我始终这样认为。因为就连姐姐提出的叫他们单位上来辆车拉嫁妆的这唯一一个要求都做不到。

    姐姐说：“都大龄青年了，给国家提倡的晚婚晚育都做了贡献，房子他们不管，只来辆车就那么难吗？那边来辆车，把所有的嫁妆一车拉了去，又省事，这边还有面子，多好呢！”

    但杨冲支吾着没有下文。我们也就什么要求都没有了。

    母亲说：“到明儿可是一个好日子，又是八月二十六，又是十月一。旅行结婚就旅行结婚吧。”看来母亲也是急于把我嫁出去了。

    我和母亲说：“就旅行结婚吧！去济南！”其实我哪有那外出的雅兴？再就是没钱，旅什么行？“旅行结婚”不过只是个说给外人听的冠冕堂皇的理由和借口，更是糊弄家人的“创可贴”罢了。由此我有了自己的打算，只要合法地离开了这里，我去不去济南那谁又知道呢？

    于是紧锣密鼓地所有家人开始忙碌起来。姐姐叫着我一块去供销社商店给我买枕巾，床单，还有她家里存放的一条一直没舍得用的，也给我备着；弟媳去给我买脸盆梳子镜子肥皂盒茶叶盒牙膏牙刷和袜子毛巾之类的东西；母亲将两个毛巾被都给了我，这是我们兄妹四人中其他三位谁也没有摊上的。原说母亲想盖其中的一条的，后来母亲想了想，说：“还是给二闺女留着吧！”至于其它的棉袄棉裤成对成双的，都早已备好；还有“两铺（两床褥子）四盖（四床被子）”，里里外外全部一新。至于硬件嫁妆，母亲一时为了难，母亲说：

    “大闺女走的时候，才四件嫁妆，两把新式椅子，一个三抽屉桌，一个带底座柜子。孩子都是一样的，我这当娘的，不能偏向了呀！”

    姐姐一旁听着，说道：“俺不在乎，社会也不一样了呢！给俺妹妹多少东西俺都不攀！是心里话！”姐姐从心里不赞成母亲的想法，看不惯母亲为了她的儿子们，能多留点儿什么就多留点什么。我却什么都不在乎，与爱情相比，其它什么都不重要，有爱情就有了一切，没有爱情，一切都是摆设、白费。

    父亲哥哥和弟弟在商量着说：要是去百货大楼里买嫁妆，去了就能接着买了来，省时间，也肯定好看；要是图实用又结实的话，就要找木匠现做。想要什么样的都和人家说好就行。只是明天就去旅行结婚的话，有点急，嫁妆肯定是打不出来。

    母亲说：“明儿迁就好日子，先旅行结婚，一个星期后打出嫁妆来，到时候二闺女再回来，和嫁妆一起再过去。定在八月二十六，也是好日子。”

    这样的出嫁方式，听都没听说过，独一无二到奇葩。但也只能如此了。于是这个中秋节就里里外外地格外忙了，我和杨冲去我们镇上电影院路口拐角处的大服装店给我买了一件上衣，他帮着挑的，是一件外翻毛的网状结构的粉红毛衣。是他付的钱。也给他买了一身西服，配上领带，再去鞋店给他买了一双皮鞋，是我付的钱。因为我不会做鞋子，当年姐姐的柜子里放了两双鞋子给姐夫，一双是单的，一双是棉的。到我这里也就省事多了。好不容易给他赶织的毛衣毛裤毛围脖，他都毫不在乎，说：“你都打了一个月，我们班上的小董一天就能织一件毛衣。”让人心凉。不过现在不用买，给他留着压柜。

    我买了一双黄灰相间的布单鞋。能不买就不买，免得该花钱时拿不出钱来还要和别人伸手来要。

    我想把我的书都好好收拾一番，这些书，也许就是我未来最好的陪伴者……

    里里外外忙活了一天，累了。这一夜，他在我的床上，各自和衣而卧，他想和我说句话，我都懒得听……我觉得我的婚事都是好窝囊！与我们的家庭不配，与我们家人的热情不配，与我守身如玉多年的初嫁不配！

    第二天上午，我和杨冲一人背着一床被子——去了就要接着用上了，用新包袱提了些零碎的临时用得着的东西。弟媳给我梳了头，要戴上一朵花，再在胸前的衣服上别上一朵花，说这样到了车上别人一看就知道是旅行结婚的。杨冲西服领带新皮鞋和新衬衣都换上了，也在胸前别了一朵花。我却觉得自己有点像不正当女人的感觉。

    母亲撵着父亲领着侄女去送我，弟弟和弟媳各自提了东西准备送我去汽车上。杨冲是笑着的。

    临出门，我看了一下母亲对她说：“娘，你别挂着我，过几天我就再回来……”

    母亲说：“哦，你走吧，大了，我不挂了……”转眼已是百感交集……

    一路上，面对车上投来的不同目光，心里感到五味杂陈。到了第二次换汽车，听到车站门口路边的店里，放出的是李春波的《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我禁不住内心的痛。想到的是我的偶像之恋亮哥。那是一种纯粹的情感之恋，不掺一丝杂质……

    而杨冲是没心没肺地自顾自地高兴着……

    四五个小时的车程过去，当下了汽车的时候，才忽然发现，姐姐从她店里给我称的十斤糖块，又拿的两条烟——我已付给她钱，都已放到母亲那里去了，我们竟然忘了带！只好我在路口看着被子等他去路边店里再买。我告诉他要买红纸的，喜庆。他却买回来绝大多数是蓝纸的绿纸的，还有黑纸的，粉红色纸包装的却极少，而大红色纸包装的更是少之又少。令人堵心！又嘱咐他去买一挂爆仗。

    这时又一辆汽车过来，从汽车上下来两位民工样的四十多岁的人，其中一位在到达一处新地方的新奇里左右看着。当看到眼前的我的时候，审视着，怀疑着，一边怀着不怎么善意的笑，然后接着回答自己的疑问：“哦，是结婚的！”才释然。

    到了出租屋里，开开房门，放下东西。然后放了那一挂刚刚买来的鞭炮。在鞭炮声里，先是房东家的和她七岁的女儿过来了。接着有一位干净利落，白净的皮肤，头发全白，穿着华贵，看上去富贵大气的老太太，颤着小脚——三寸金莲，却是青鞋白袜子，紧赶慢赶地笑着过来了：“放鞭（炮）呢？啥事？”看见穿戴，又道：“哦，结婚呢？”

    然后左右看看，就不再说话了。又有一位一米五左右的女子，黑黑的皮肤，眼睛瞪着，圆圆的，抱着一个一岁左右的女孩儿也来了。于是，我适时按照老家的传统将糖块洒向院子。三个大人和房东家的女儿都在院子里抢塘。抢着抢着，老太太与皮肤黑的抱孩子的妇女抢到了同一块，两人谁也不让谁。老太太说：“俺给俺的孙女子吃去呢！”

    年轻些的抱孩子妇女就觉得：你一个老太太急火火地抢啥呢？又不是小孩儿！俺抢了是给孩子吃。所以，老太太占了上风，毕竟年轻些的女子抱着孩子不方便。看她的样子，很是生气，把眼睛也就瞪得更大，怒视着老太太。

    在这死寂里，我因此看见了一点点活力。于是我立刻道：

    “不争啊，这里还有。来，都拿去。吃了不够再买去。”

    于是房东和她的女儿，黑皮肤的抱孩子的妇女，老太太，前前后后地就都到了屋里，看着屋里简单的家具：一张七百二十块钱的双人席梦思床，一个写字台，两把大折叠椅，一个用来吃饭的小圆桌。老太太得了些糖，就赶紧去把包着被子的包袱打开，一边说：“铺铺床，铺铺床了！”于是她就和女房东两人自动地忙活着铺床了。

    抱孩子的妇女因为刚刚又得到的一些糖，一时让心理得到了满足，所以，脸上又是笑着的了。

    她说：“俺家妍妍她爸爸和她这叔叔是一个单位上的。”

    “哦，是啊？”我轻轻地表示了一下疑问，于瞬间，也感到了一丝亲切的暖意，不再倍觉孤单。

    老太太这时候问我：“床底下放啥？”

    “哦，放上枣和栗子。”我忽然想起母亲嘱咐过的话来，临出门她告诉我说：“去了把枣和栗子放在床头上。”

    可是问杨冲把枣和栗子放哪里了？

    杨冲说：“枣，在路上吃了——饿了；栗子，还有几个。”

    老太太一听，急忙说：“你说，你这个孩子！怎么一个人在路上就吃了哪？”

    老太太又说：“还有花生呢？”

    我没想到会那么麻烦：“哦，不知道还要放花生？可能和我们那里的习惯不一样呢！”

    老太太说：“那是啊，是要花着生呢！不能光生男孩，也不能光生女孩！”

    抱孩子的妇女——妍妍她妈把眼睛一瞪说：“嗯，你想得好！还花着生？都叫生一个呢！没看见到处挂着广告，只生一个好？”

    老太太不再言语，妍妍她妈似乎也终于报了刚才没有抢过老太太那一块糖的“仇”。

    铺好床，她们也就离开了，妍妍她妈一边走一边还说：“叫你花婶婶快点儿给你生个小弟弟！叫你花婶婶快点儿给你生个小弟弟！”

    这一些当地人的口音很有意思……

    她们走了，一切又归于沉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