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那时候的孩子，兜里没什么钱。家里有条件的给个五六分早点钱，夏天给上三分钱买一根冰棍儿就不错了。我那时候比一般孩子来钱的道儿多不少，上高中时我哥我姐早已工作，家务有不少都是我做，星期一到星期六每天我妈都给我一毛钱让我买菜，我一般就买五分钱的菜，留下五分自个儿支配。有一次我看小齐售货员倒路沟里几筐菜，我站在沟上看了看有的表面还可以，我叫过红旗厂傻子刘炳全，给了他一分钱，让他下沟给我挑拣了一网兜菜，挑拣的什么菜我已经记不清了，可那天我妈骂我的话还言犹在耳：你心瞎眼也瞎，人家给你装什么你都要啊！啊？败家的玩意儿。那天我妈足足骂了我半个小时。可我摸着兜里省下的一毛钱，暗自心里那个乐呀。

    我爸让我打酒也是，给我钱让我到十三店打一斤酒，我打四两，回家的路上兑六两自来水，弄得我爸酒量猛涨，一边喝一边吧嗒着嘴说：十三店的酒越来越淡。有一次我爸喝酒和大老王较劲，人家喝一斤仅红了红脸，我爸喝一斤不到就钻到桌子底下。从那天起我爸把买酒这美差交给了我弟弟。长大后我弟弟跟我说：“哥呀，你做什么事儿就是太过，没个度，还记得小时候咱俩给爸打酒不，我也兑水，我一斤只兑二两。”

    我还有一项收入，让现在人说就是收保护费。那时候钱君英家生活条件好，父亲是银行领导，姐姐也工作了。我经常找她吹牛，从托儿所吹起，最后话锋一转：“记住，哪个女生欺负你跟我说，外校的小玩儿闹截你跟我说。”像这种关心的话一般说两次就跟她要一回钱，有时候我忘了要钱她还主动找我说：“哎，上次你怎么没跟我要钱？”说完就给我甩过一盒大前门，我接过烟抽上一支，把烟圈吐在她脸上说：“以后别买大前门了，我爸过春节才买半条大前门，我不能超过我爸。以后给我买绿叶的，九分钱一盒，或买春耕的，一毛四一盒。”

    她听了噘起嘴说：“我就给你买好烟超过你爸，以后买的比这还好，买牡丹的，怎么样？”你说她贱不贱吧。当然，我也需要很多付出。像课间时翻墙出去给她买高粱饴、酸三色，冬天放学帮她垛白菜，她自行车双铃丢了，我给她偷个双铃配上等等。

    上高中以后我烟瘾更大了，正常的来钱道儿已经满足不了我的需求，我和孙有炳、霍国强开始到两个厂子里偷铅偷铜，偷到铅字放在铁锹上，搁在火上烤成铅饼再卖；偷到铜片用锤子把成品砸成废料的形状再卖。我们大概两个月行动一次，有时偷多了能卖三四块钱，那可不是小数目，相当于现在好几百。我们一般选在星期天行动。

    我跟孙有炳那一次偷的是向阳厂制型车间。我俩从厂子厕所墙外翻入男厕所，女厕所隔一道墙就是制型车间后院。我俩翻进去，在院子里找了半天，找到了一块二十斤重的铅锭，我和孙有炳把铅锭抬到对着北墙的雨水口，准备天黑再拿走。我俩顺着原道，翻出女厕所外墙时被保卫科陈大驴发现，陈大驴“嗷”地大叫一声：“站住！到厂子里干什么来了？”陈大驴这么一叫唤，我俩撒丫子就跑，跑进男厕所，一踹一蹬就上了墙。从墙上跳下来，跑过一片开阔地，拐过杨富店小吃店向学校杀了下去。跑过学校过了马路顺着红旗厂北墙进了鱼庄，穿过村过了五里店到了通县火车站西站。

    我抬头看了看大厅里的表，已经是下午五点多了。我俩出了大厅上了货站，像没头的苍蝇到处瞎踅摸。一个穿制服的铁路工人在远处向我俩喊，意思是让我俩快点儿离开这是非之地。我俩跳下站台，穿过铁道，向北边走，过了西马庄铁道桥我俩停下来，默默地望着通惠河的黑水。

    “歇会儿吧。”孙有炳坐在桥的台阶上。

    我说：“陈大驴认得我，肯定找我家去了，家是回不去了，往西走过八里桥就是朝阳，往东走是东关，往北走是顺义火车站。”

    孙有炳朝着河水嘀咕：“去顺义最保险。”

    我听了他的话，一脸茫然，顺义虽然挨着通州，我毕竟没去过。我只在1976年唐山大地震去沈阳路过顺义火车站，印象早已经模糊不清。我朝孙有炳说：“那就顺着铁道走吧。”孙有炳拍了拍屁股上的土，使劲搓着两个手心。我看着由远而近的火车，载着一节车一节车货物飞驰而过，不胜感叹：“我要是飞虎队就好了，扒上车弄它两箱饼干面包什么的多来劲儿。”

    孙有炳躲着那些晒出松油的枕木说：“弄那么多你带得了吗？弄点儿饼干就行了，弄面包一天就馊了。”

    我听了他的话，舔着嘴唇说：“先别弄饼干了，先找点儿水喝是真的。”我俩停下脚步，四下张望。火车道两边种的全是玉米，东边离玉米地不远处有一个村子，房上有几缕炊烟一卷一卷的，像青灰色的麻花，烟囱是红肠色的砖砌成，上头收口处坐着一个粉肠色陶管。我猜想着那几户人家在吃什么，这么热的天，别问，肯定吃的是过水炸酱面。我吧唧着嘴说：“咱们也找点儿什么吃的？”

    我俩四下张望，不约而同地下了火车道，过了路沟一头钻进玉米地，我找到一个缨络娇嫩的玉米棒快速劈下，手僵硬地扒开玉米，我暗笑这个动作怎么像电影里日本鬼子祸害中国花姑娘的动作。我为什么也有这个动作？是饥饿对食物近在咫尺的渴望？我张嘴啃一口，又甜又香，大口地咀嚼，玉米浆溅了一脸。孙有炳也满脸飞白，我俩不禁互视而笑。一阵风起，玉米叶飒飒地响起，透过玉米秆玉米叶缝隙，夕阳的血红洒在了玉米地里，将一撮撮粉红缨络染得仿佛女孩儿的脸，让我感到一丝温暖。我俩每人啃了两穗嫩玉米，又撅了两根甜玉米秆，嚼得我嘴里木木地才停下来。我说：“有炳，甜东西吃多少都不解渴，还是边赶路边找点儿水喝吧！”

    沿着铁道我俩一人在一根铁轨上走着平衡木，有一搭没一搭地闲扯着。夕阳西下，余晖洒在遥远的天际，一片灰红，远方有几座烟囱耸立，那可能就是北京二热发电厂吧。地平线下的北京城被一片墨绿淹没了，高高的白毛杨蘸泡了墨汁戳在那里，阳光的味道这时更加浓郁，淡淡的星星眨着眼仿佛跟着我俩往前走。

    走到一个路口，北面的路上传来一段唱词：“饱也唱，饿也唱，唱就唱李家庄有个李三娘……”月光下唱歌的老者牵着一头牛走上铁道。我上前两步讨好地问：“大爷，这么晚了，刚收工啊？”

    老人警惕地正视我一眼，说：“收什么工，还得遛它一个晚上。”说完老者回头看了一眼老牛，老牛不时地向后坐着屁股，还不时地向上扬着头撩着老者手里的缰绳。

    我说：“大爷，这么晚了，怎么还遛牛呢？”

    老者审视我一眼说：“你是哪村的学生？”

    我马上答：“后面那个村的。”我怕老者再往下问是哪儿家的，马上又说，“今天考试不及格，怕回家早了挨打。这不，溜达一会儿再回家。”

    老者点点头说：“早点回去，省着大人惦念。”

    我看着老者腰中插着的烟袋锅说：“大爷，您还没告诉我为什么这么晚了还遛牛呀？”

    老人“唉”了一声说：“甭提了，下午刚把它骟喽，你不遛它两天它一痛坐在地上刀口就开了，就是不开感染是跑不了的。”

    我摸着牛背上渗出的汗水，说：“为什么骟牛啊？”

    老者带气地说：“骟牛，这社会，人都骟，甭提骟牛了。我七个儿子，三个被骟，一个儿媳妇被骟，还有一个再过两年生了孩子，不知道他俩谁被骟。”

    我手搓了一下脸挡住笑，强制自己别笑出声来。“大爷！你那两个儿子呢？”

    “那两个还没娶媳妇，娶完了，日完人，同样下场。”

    我说：“计划生育是国策。”

    老者抬高了声音说：“什么国策？刚解放，想着和台湾早晚有一仗，接着就是抗美援朝，没过几年苏联又闹掰了。怕打起来人手不够，让你可劲儿生。前些年和美帝建了交，又和苏联缓和了，看仗一时半会儿打不起来了，这几年人手富裕了就不让生了。”

    我惊讶老者有这么深刻的见解，我说：“大爷，您真是了不起的人，您怎么能知道这么深的道理呢？”

    老人不屑地说：“什么高深道理，我哥八个，四个当了共产党的兵都死在战场上了。一个当了国名党的兵去了台湾。就因为这个去了台湾的哥我们家划成份成了待定户。待定户你懂吗？”我和孙有炳使劲儿地摇头。“就是给你定台湾特务家属也可以，给你定烈士家属也可以。”老者说完走到路沟边尿了长长的一泡尿。

    看着老者的背影，我心想，这也就是在八十年代，要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这言论或多或少有一点儿问题。我想跟老者要一袋烟抽，又一想人家不知道嫌不嫌我脏，现在要有一张卷烟纸就好了。我看着老者腰间的烟袋锅，看着吊在裤带上长长的烟袋，还是没有说出口。

    我俩告别疲惫的老者和可怜的老牛，在路上东一榔头西一杠子瞎聊，但都回避着下午偷东西被陈大驴追得满世界跑的事儿。我说：“霍国强最看不起你了。”他说：“罗娟英更看不上你，你还不如罗娟英一小脚趾头。”我真想用更狠的话说他两句，可找不着合适的词儿。

    孙有炳说：“看你脸憋得通红，像是要拉屎，先说好，我可没有纸啊。”他说着凑近我说，“哎，你知道农村人拉屎用什么擦？”我看了他一眼想说用玉米秆刮，又一想，这么简单的问题我要回答不是弱智吗。我正想着他又说，“告诉你，用劈两半的玉米秆刮，霍国强就会这一手，他在咱学校的茅房里给我们做过表演。”

    我鄙视地看他一眼，说：“喂，呆会儿我拉屎没纸，你给我刮喽怎么样？”说完哈哈大笑，笑得我口水流进气管咳嗽不止。他大骂着我，说：“你就是霍国强的一条狗，他让你咬谁你就咬谁。”

    我听了这话，上前一把揪住他的脖领子，向前一跨步，一个进身，一扭胯骨轴子，一个背胯把他摔倒在地上，接着迅速地把他的脸摁到了被太阳晒了一天的铁轨上，大喝道：“你这个大眼贼，骂我狗，还是霍国强的一条狗，霍国强在我这儿鸡巴毛都不是。”

    孙有炳在底下拼命地挣扎，不时地大叫：“烫死我了，烫死我了！火车来了，火车来了”

    我抬头一望，后方有一束强光像手电筒一样从远处射过来。我赶忙松开他，跳到路肩上，瞧着火车“咣当咣当”在我俩身边飞驰而过。我眯着眼睛，看见前面路肩有一个人影手里拿着一盏灯晃动，火车飞驰着从那人身边掠过。我俩掸下衣服上的尘土，想着前面的人一定是夜间巡道工，果不其然，那个师傅离我俩还有十几米远就打起招呼，他点头哈腰地说：“两位辛苦了！”

    听人家挺客气，我俩回着同样的话：“您辛苦，您辛苦！”

    等我俩走近，他狐疑地说：“你俩不是公安局的？”

    我上下打量着他，为了壮胆我说：“我俩下午跟同学打架，把人家脑袋花了，不敢回家，拍挨打。”

    他说：“我以为你俩是警察呢。”

    我说：“怎么，这边有人破坏铁路？”

    他说：“不是，前面不远涵洞下发现一具女尸，我们路警已经看过了，下午和县公安局联系了，不知为什么还不派人来验尸。”听说前面有死人，我俩吓得不敢走了，又充满了好奇感。

    我说：“就您一个人不害怕呀？”

    他说：“常年一个人走习惯了，那还怕得过来。”

    孙有炳翘起大拇指：“您真棒！”

    他往前望了一会儿：“这里是巡道的交接点，每天北面那个巡道的要在这儿和我交接。他妈的，这小子过了半个小时了还不到，兴许害怕死人不敢过来。”

    我气愤地说：“大叔，您查完了您这边回去不就结了。”

    他听着我的话，把工具袋往地上一放，坐在旁边的石台上，从兜里掏出烟荷包卷上一支烟，深深地抽了两口，长长“唉”了一声说：“你们不知道，巡道的有一个规定，超过半小时如果对方不交接，我必须继续向前检查，如果不向前检查，出了事故我占一半责任。他妈的，你说这小子坑人不坑人吧。”

    我坐在他前面说：“大叔，这还不好办，我俩正好向前赶路，我俩陪你去找他，不过，我俩也走累了，得喝点水，抽袋烟。”

    巡道工从工具袋里拿出水壶，说：“有多少都喝了吧。”说完把荷包袋递到我手里，打开信号灯照着。

    我喝了几口水，给孙有炳留了一半，我从巡道工手里接过一张卷烟纸，从荷包袋抠出烟叶卷了足足一大炮，孙有炳也卷了一大炮。我划着火柴把烟点上，小小地吸了一口，尝着烟劲儿大小。

    抽了一口烟，我说：“大叔你这个卷烟纸有点儿厚，赶明个我给你找一本印废的毛泽东选集，那纸不薄不厚卷烟才叫棒呢。”

    孙有炳也帮腔说：“大叔，他说话是真的，他爸是向阳厂管查大页，凡是印的有质量问题都要挑出来。”

    我越听越不对劲儿，用眼睛瞪着孙有炳，意思你再说就露馅了，他愣没看见似的还自顾说：“让他给您提拎一捆来，够您卷一年烟的。”

    我听到这儿过去狠跺了孙有炳一脚：“抽烟还堵不住你的嘴。”孙有炳“哎哟哎哟”闭了嘴。我把烟屁股弹了一道红红的弧线，落到路基下，说：“大叔，咱们赶路吧。”

    我们没走多会儿就到了涵洞，我用眼睛向下扫了一眼，真有一张草席鼓鼓的盖着东西，别说了，那一定是巡道工刚才说的女尸。一阵凉风从沟下吹上来，我浑身一机灵，孙有炳缩着肩膀，我俩想细看看又不敢，都不自觉地加快了脚步跟上巡道工。又往前足足走了一里地，在一个路口才碰上对方辖区的巡道工，他坐在路边抽着闷烟，看我们过来，远远地就站起来叫着：“陈师傅，我终于把您给等来了。”

    陈师傅看见年轻的巡道工破口大骂：“小马，你这个兔崽子，刚接你爸班儿几天，你敢耍老子。不看你爸的面，非活劈了你不可。”

    叫小马的赶紧说：“陈师傅，不是我耍您，您有所不知，今天不是我的班，是临时把我调到这班儿来的。我到晚上吃完饭才听说这个涵洞又死人了……”小马说着带了哭腔，“这不是欺负人是什么？”

    陈师傅看样子气还没有全消，说：“死人怕个屁！我还以为你被火车碾死了呢，差点儿报了案。”

    小马听陈师傅左一句右一句地数落他，拉着哭腔着说：“是人都欺负我……”

    我一瞧僵在这儿了，赶紧上前劝陈师傅：“得了，您别生气了，这么晚了，我们仨给您送过涵洞还要赶路呢。”

    陈师傅说：“这么晚了，你俩也该回家了，省着家大人惦记。”

    我说：“我俩商量好了，呆会儿我俩陪小马回顺义火车站。明天在顺义县城玩一天再回家，那时候我们家大人估计气也消得差不多了。”

    我们四个人在路肩上鱼贯地走着聊着，路过涵洞都屏着呼吸，只听见走路的嚓嚓声。过了涵洞不远陈师傅停下来说:“就送到这儿吧，你们回吧。”

    我说：“那咱们后会有期。”我和陈师傅握了一下手，孙有炳上前也握了一下。小马打开信号灯，目送陈师傅消失在夜色中。

    我们仨往回走过涵洞，三个人不怎么害怕了。小马打开了话匣子，说他听他父亲说这个涵洞早年是个河道，六十年代后就断流了，涵洞的坡上有个娘娘庙，听说当年香火很旺，修这条铁路时娘娘庙“破四旧”给拆了，自那以后这就没有消停过，经常离奇地死人，而且还闹鬼。我说：“马哥，别聊瘆人毛的事儿了，聊点儿正经的，有水吗？”

    小马把工具袋往肩上背了背说：“早没了，刚才等陈师傅的时候都喝完了，不过，这儿离扳道房不远了，呆会儿到了那儿想喝多少喝多少。”

    他这么一说我流出口水，反而觉得不怎么渴了。我说：“那给我俩卷袋烟吧。”

    小马放下信号灯转过身把烟盒和纸给我俩，我俩一人卷了一炮烟，小马把火柴递到我手里。我把烟先给孙有炳点着，然后给自己也点上，听着小马继续海聊。

    听口气小马这个人极其简单，在家行五，没上完高中父亲提前一年退休，就是为了让他接班儿，他刚上班一个多月。我一算这小马也就和我们差不了多大，一聊到这儿份儿上，我就更随便了。我们仨有说有笑到了马桥扳道房，小马推开门，从里头拿出半缸子水，倒进了葡萄架底下的压水井。他熟练地压着水，孙有炳拿缸子接着水，喝完一缸子又接了一缸子，他喝了两缸子水，我也喝了差点儿两缸子水。在我的记忆中那水拔凉拔凉甜滋滋的，从那以后再没喝过那么凉那么甜的水。我俩接着水管子洗了脸，洗了胳膊，冲了脚，最后冲了头。我坐在石头台上，看着星光下小马单纯的眼睛一闪一闪的，说：“顺义火车站到了，我们到你那休息会儿？”

    小马说：“值班室只有凳子没有铺。”

    我说：“那你呆会儿下班在哪儿休息？”

    小马说：“我家离车站不远，下了班就直接回家了。”

    我说：“我操，那你上班困了怎么办？”

    小马说：“上班困了也得忍着，如果上头领导查着上班睡觉那就肿了。”

    我说：“那呆会儿我俩到哪儿睡觉？”

    小马说：“候车室里有长椅子，不少等车的在那儿睡觉。”

    我说：“在候车室睡还用跟你说你呀，随便睡就是了。”

    小马把井台上的缸子放回屋里，出来说：“那不一定，每年逢年过节礼拜天也紧着呢，这么说吧，就是我们路警和派出所不管你，车站的乞丐跟你找茬儿你也受不了。”

    我一听还有这么多道道，得，真是虎落平原被犬欺。

    我和孙有炳跟着小马来到顺义火车站，进了大厅，小马四下张望了一下，走到一个脏兮兮的乞丐身旁，跟那个乞丐说了两句什么，那个乞丐看了我俩一眼点点头。小马走到我俩身边说：“都说好了，你俩找个干净椅子睡会儿吧。”

    我不屑地看了一眼那个乞丐，心说：小马，我俩沦落到被乞丐保护的份儿上了吗？你他妈的让我们跟你去你家住就不行啊。我回头看了一眼孙有炳，说：“马儿，多谢了，后会有期。”

    小马说：“快睡吧。”说完他看了看墙上的表又说，“你们还能睡几个小时。”

    我说：“你还有多少烟，全给我俩留下吧。”

    他从兜里把烟盒掏出来，把烟沫儿倒在了我的裤兜里，最后把火柴和烟纸都给了我。我们互相告了别，看他走出大厅，我和孙有炳小声说：“小马没拿咱们当朋友。”

    孙有炳说：“大夜里的，两个陌生人，和你走几里就成铁瓷了，可能吗？你要是潜逃的杀人犯，把你领家去，人家不就成了窝藏犯了吗？”

    听孙有炳这一说，我的心里好受了很多。是啊，落魄成这个样子，就是朋友又怎么帮你？把你带回家，他同意了，他父母干吗？我俩的父母找来埋怨人家，人家说什么？我躺在一条磨得没了漆的双人椅上想着，孙有炳在我对面的双人椅上躺下。我俩一字而卧，孙有炳说：“先睡一觉，有什么话明天再说吧。”我把胳膊垫在脑袋下，一会儿就麻了，翻了一个身，仰面朝天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墙犄角挂着蜘蛛网好像老男人的胳肢窝儿，外面的火车轧着铁轨连接处“咣当咣当”地响，我两眼直勾勾看着车灯照着一块墙皮从头顶上飞过，然后灯光填满我的眼睛，晃得我动弹不得。那天我做了好多梦，我梦见铁路派出所把我抓了，一个雷子问我家住哪里姓甚名谁，我一一交代。雷子说：“你小丫挺的坑蒙拐骗抽，溜门撬锁拍婆子干哪一行的？”

    我说：“我绝对没拍过婆子，不信你查，我还没开鞘呢。”

    旁边的母雷子就笑：“没开鞘就不能拍婆子砸圈子？有人一辈子不开鞘照样攮人。”说完母雷子朝公雷子挤眉弄眼一阵坏笑。

    俩雷子给我做完笔录，通知我爸厂领导，厂领导亲自到我家找我爸我妈，让他们跟着一块儿来顺义领人。我爸当时只穿一件跨栏背心，打开衣柜翻找衣服，左一件右一件，我妈在一头破口大骂：“这个挨千刀的，随谁呀，啥时候学会偷东西了。”

    我爸说：“看他皮肤的黑劲儿随你。”

    我妈说：“我家祖上三代也没有偷东西的。”我爸说：“我听你说过，你来北京没路费，偷过生产队里的山楂让我爷给卖？”我妈说：“那不是你逼的吗，如果你给邮路费，我能干那事儿吗？你办的缺德事儿还有脸说？嗨，大热天的穿个汗衫就行了，穿个洗得发白的工作服装穷啊？”

    我爸说：“你懂个屁，我穿工作服代表我是工人阶级，毛主席说工人阶级领导一切，警察也不敢小视我，我穿旧工作服，说明我艰苦朴素，我没教育好孩子说明我是大老粗。”

    他俩越吵声音越大，直到把我吵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