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我从北京站口儿出来，看着攒动的人群，寻找着孙有炳，走到人群外围，依然没有见他的影子。仰头望了一眼钟楼，4点57分。

    说实话，我对孙有炳接站并不过于期待，从西宁到北京1500公里，从北京站到通县北苑20多公里，你也落一个接人，这不就是面子事儿吗？如果你真跟我瓷，像我们农场一个早些解除的犯人，开一辆皇冠把新解除的铁瓷接走，这才叫牛逼。这个事儿整个农场嚷嚷哄了，连队长都挑大拇指，我们犯人也有讲义气重感情的。

    看到马路旁停着一辆皇冠的士，我想，这肯定不是孙有炳打的车！我走过去，问出租车司机是不是等去通县的人，司机连头都没抬摆了一下手。听说这帮开出租的可牛了，他们主要在大使馆和北京饭店拉活儿，手里都有外汇券，像北京站这个地方，没有特殊人物根本不来。

    我回头看着旁边的电话亭，有要打个电话的冲动。我走的时候北京还没有电话亭，就是有通县也没有。我把印有北京两个字的旅行包放在电话亭门旁，看一个穿男人衣服的女人在里面不停地打电话。她左手扶着门框，不时地瞥着窗外。我想呆会儿这女人出来，该我打电话怎么拨号，怎么付钱，给谁打？给家里打，呆会儿坐上车一个小时到家了，有多少话聊不了。再有，临出来时给家里写了三大篇信呢。

    给孙有炳打？早上正是他忙活的时候。给罗娟英打？她在孙有炳的来信中问过我两次好，希望我多看一些书，以备出来之用。这么多年有她的话的信都让我翻烂了，这么早给她打电话，她父母接到我的电话是什么反应？非吓死不可！别再认为我是个逃犯。

    想到这儿我对打电话已经毫无兴趣。我望着广场稀疏的人群，想着孙有炳到底来不来接我，我现在走呆会儿这小子真来了怎么办？这小子会说，啊，这么多年的交情，我说接你能不来接你吗？你白等罗娟英多少次，让人家涮得跟傻逼似的，可等铁瓷一个小时都等不了吗？我被自己问得哑口无言。

    电话亭的门开了，那个女人脸上的肉横了我一下，我拿起旅行包没有进电话亭，向广场中央走去。

    从广场到长安街大概需要十几分钟的路程，如果公共汽车线路没改的话，我应该坐1路或4路到大北窑倒312路，赶上快车一站就到通县北苑。我伸长脖子四下寻找孙有炳的踪迹。这小子在信中说自己混得不错，在潞河医院门口儿做餐饮。听说婚也模模糊糊结了，不结也在同居状态，让我想象不够用的是跟他的姑娘竟是老孙家早点摊的二丫！更让我想不到的是这小子现在画国画，信里说前些日子还送给我家一幅四尺整张的花鸟画《群鹰图》。

    我把装满书的黄色旅行包重重地扔在地上。坐在旅行包上，从兜里掏出烟刚要点上，有人叫我的名字。我扬起头，一个又瘦又高头发很长很乱的人，站在离我五六米远的地方。

    “伟成，还认识我吗？”

    我脱口而出：“你是张东旗吧？张东旗……”因为太突然我根本想不起别的话。我刚想站起来，张东旗已经熟练地盘腿坐在了我的前面，他掏出火和烟，我随口说：“真是你，我有。”我赶紧划着火柴给他点烟，然后自己也点上一支。

    让我想象不到的太多了。我问：“你怎么知道我今天回北京？”

    他说：“所有人不知道，我都应该知道。因为你们从逮捕到判刑的公告，北京站口公告栏里都张贴。”

    我说：“这么多年你还记得我解除的日子？”

    他说：“头几个月碰着孙有炳了，说你减刑两年，今天应该到北京，不过他未必接得着你。”

    我不解地问：“莫非今天他有什么情况？”

    他说：“312从通县早上首发是5点10分，到这儿黄瓜菜都凉了。他要想接你就得坐昨天晚上10点40的末班车。昨天我特意在站里踅摸他半天。”

    我说：“我看到北京现在也有出租了？”

    他说：“早就有了，估计得有千八百辆，咱年级二班的康武就开出租呢。那都是大使馆的人才坐得起的。从北京打个出租回通县小100块。”

    我说：“操，这么贵，我从青海坐火车到北京，两天一宿才花了29块钱。”

    他说：“29块你知道怎么算出来的吗？”

    我说：“你说说。”

    他说：“中国的铁路一分钱一里地。29块钱就是2900里。”

    我听张东旗说得头头是道，心想，听说话这小子没什么毛病。可穿着打扮还是有点儿问题，长长的头发和胡子，上身穿一件油亮的薄棉袄，下身蹬一条运动裤，脚上穿一双很脏的皮鞋。

    “听你这么一说今天等孙有炳怕是够呛了。” 我收起目光看着他的脸说。

    他点点头，说：“跟我走吧！”

    我摇了摇头说：“我刚出来就被你收编了，还不如不出来。”

    他伸伸懒腰说：“我请你吃早点。”

    我说：“还是我请你吧，哪天碰到孙有炳一说你请我吃饭，还不……”我停顿没有往下说。

    他看着我，嘴角往上翘了翘说：“我问你，你爸一个月挣多少钱，能拿小300元就不错了。你知道有一年要饭经历的人一个月收入多少钱吗？告诉你，轻轻松松3000元。”我瞪大眼睛！他说：“别这么瞧我，走吧，就在这儿吃点。”说着我跟着他进了广场东边的早点铺。

    我俩要了两个油饼、两碗面茶、两笼包子、两个茶叶蛋，又一人打了二两散酒。我俩把点好的东西端过来放在里边一个桌子上，他又向柜台里嚷：“把门关上，没看苍蝇全进来了吗！”

    一个四十多岁的妇女放下手里的活计把门关好，嘴里嘟囔着什么，但从往这边看的那种眼神我确定她认识张东旗。我看着张东旗说：“你那么能挣钱干嘛不穿得干净点儿？”

    他把嘴里的食物全部吞下，拉长了脖子说：“我洗得比你还干净，穿得比你还好，我再骑一辆一发250摩托车，跟你要钱，你给吗？”

    我点头“哦”了一声。

    他说：“我真正要饭的行头没穿出来，穿出来那惨相，这么说吧，跟演员一样，也得化妆。”

    我听了这话来了兴趣，但又不好直问，就像他问我在里边挨不挨打、罚不罚跪一样。我说：“张东旗，刚才听你一说收入，我真吃惊不小，可凭你的家庭背影这也不是你的选择呀？”

    他听了我的话把筷子放下，从兜里掏出烟点上，然后将烟推到我的面前。他深吸一口烟，鼻子里喷出两股浓浓的烟雾，说：“这不是我的选择，这是我妈的选择。”

    我紧闭双唇，鼻子里长长出了一口气，说：“你说的我好像懂了。”

    他说：“自从给家里点了一把火，心中的家就没有了。那天我朝什么方向出走到现在都无从记起，头几天路过什么地方，吃的什么东西，睡的什么地方都没有印象。总之，一条街一条街，一个村一个村，一个镇一个镇穿行。搭过马车，坐过拖拉机，扒过货车，蹭过公共汽车，跳过火车，还上过轮船，当然不是逃票，是给人家干点儿杂活。冬天睡觉就找车站，供暖沟，夏天找防空洞、公园儿、电影院。电影院不白睡，要帮助打扫卫生。”

    他说到这儿将勺子放下，把剩下的油饼一口吃下，又抿了一大口酒说，“告诉你，要饭不是一点儿学问没有，要好喽一年攒个万八的，要不好混个吃喝。我刚出道时就犯过傻，有一次我在大华影院看到我前排有俩搞对象的正腻腻歪歪，我小声说：‘大姐，我已经三天没吃饭了，可怜可怜我吧！’女的刚想掏兜，男的转过头说，‘你三天没吃饭怎么还有钱看电影啊？’”

    他说到这里我俩都笑了。我从烟盒里抽出一支烟，刚想再抽出一支他摆摆手。我点上烟，他说：“要饭的乞讨时从不抽烟，但他们都会抽。我们在一起喝酒最低一瓶起步，我们喝醉了没有耍酒疯的，这是行规。”他看了一眼酒杯里的酒，说，“有一次在复兴门医院门口儿，我跟一个妇女讨钱，我说，‘阿姨，我已经三天没吃饭了，行行好，救救我吧！’那个妇女看我盆里的毛票和钢镚当时就给我跪下了，说，‘大哥，我老爷们已经五天没醒过来了，你先救救他吧！’她手紧紧握住我讨钱的盆。我说：‘这是我要了两天的钱啊。’她说：‘明天你还能要得到，今天我再不交医院钱，医生就拔管子了。’她看我一时语塞把我讨钱的盆往衣襟一倒，嘴里连声说‘谢谢大哥，谢谢大兄弟，今生报不了您的大恩大德，来世一定报答。’那一天我赔了好几块钱。”

    我说：“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嘛。”

    他说：“那里的钱原本是我放进去的。”

    我笑着说：“敢情要饭的也有本钱？”

    他说：“小鸡不撒尿，各有各的道。要饭也有很多门道，在什么地方要，跟什么人要，见什么人说什么话。有一次我在……嗯，大概就在这前头一点碰到一对恋人，我走到姑娘侧面说：‘大姐，我已经三天没吃东西了，可怜可怜我吧！’女的看我两手捂着肚子哈着腰，男的赶紧翻兜找零钱，并用一只手按住女的胳膊说：‘我来，我来。’这时我身后闪出一个孩子说：‘大姐，我已经七天没吃饭了，救救我吧！’男的迟疑着跟姑娘说：‘兜里就八毛钱零的了，先救七天的吧。’”

    他说完我俩相视一笑。

    我说：“这么多年过去了，为了一段感情值吗？”

    他回忆着说：“这么多年，有时一想也很迷茫。为了爱情放弃亲情，放弃责任，放弃尊严，我也经常问自己，就因为自己收获了痛苦，就要转嫁到自己的母亲身上吗？为了放弃一份感情，就要放弃自己的一切的一切吗？头些年我也试着改变自己，到货场干上几天活儿，干得我四肢抽筋，只有喝水的力气。我一次次自拔，又一次次沉沦下去。我深深地知道，我不是一张白纸了，我已经臭名昭著，众叛亲离。自尊自爱、自强自律都与我为敌。这么多年我不止一次在深夜回到我们大院，在远处凝视着那束灯光，我真无法面对这一切。在我无地自容一点儿力气都没有的时候，我想起了罗娟英，就是这窗户里的人让我失去了真爱，是她逼我走上了这条路。

    “我想起罗娟英在我怀里撒娇的样子心如刀绞。她像一朵璀璨的鲜花，长在我的身躯里，不知怎么凋谢。我时常感觉到她的气息，这种感觉让我狂躁不安。有一次她去我们院儿找我，我出去时看毛军正和她纠缠，我过去和毛军打了一声招呼，说这婆子是我带着呢。罗娟英看我来了就跟毛军翻了脸，旁边的小四说：‘怎么，因为一个女的还跟军哥翻脸不成？’我说：‘哪里哪里。’罗娟英听我说这些怂话当时就哭了，她怪我为什么不跟毛军翻脸。我看着毛军的背影说：‘我跟毛军家就住前后楼，怎么翻脸？再有他爸比我爸还大半级。’我说，‘你穿那么花的衣服站在大街上能不出点事儿吗？’

    “那天我给她讲了一个多小时毛军他爸对我家的帮助。为了弥补我的过错，星期一大人一上班我就去她家帮她洗衣做饭，第二天她给我讲她父母表扬她的话，她妈说饭有点儿硬，如果火小一点儿饭不会起嘎嘎，洗衣服像衣领前襟袖口儿要多搓几下，污渍就洗干净了。她爸说，做的饭不难吃，有点儿嘎嘎有嚼头，洗衣服抓重点也未必全对，起码在工作上不能这样，重点就是面子工程，这是我们共产党人非常反对的工作态度。你学的知识有重点？没有，要有直接学重点不就结了。所谓的重点就是投机取巧。她非常过瘾地讲着她爸的话，我也模仿着列宁，用手托着下巴。”

    他又点上一支烟说：“我想罗娟英，罗娟英也想我。我感觉中她经常在我身边说，虽然我们分开了，但我永远珍藏这份感情，我们的心依然连在一起，我的身影不是依然陪伴着你吗？再有，为了我的幸福我有了新的选择，难道你不高兴，你不祝福我吗？我生气了，我不理你了……”这小子肉麻地学着罗娟英说话，而且，还学着罗娟英忸怩作态的姿势，左手捂着肚子，右手搭在肩膀上。

    我瞧着他不男不女的怪态差点儿没把刚吃的东西吐出来。我喉咙有点儿发热，后脖梗子有点儿发凉。这时我想起黑格尔的一句话，人和动物的区别就在于理性和感性的分离。那么正常人和精神病人的区别不也是理性和感性不能融合在一起吗？不管是不是，这小子神经有问题是确定无疑了。

    我看桌上已吃得爪干毛净，想说我该回家了，可他兴致不减，涛声依旧：“在一个雨过天晴的傍晚，我路过一个村子，在一个副食店垃圾桶前停下，那天我没想捡什么，只是我的习惯而已。这时一个少妇手里拿着半盘饺子从店里走出来，睁大眼睛朝我说：‘吃吧，这是孩子剩的。’她看我没有反应，把饺子放在窗台上，低头自言自语地说，‘你不常捡别人的剩饭吗？’我走过去拿起窗台上的饺子，为了感谢少妇，我故意吃得狼吞虎咽，吃完还咂摸咂摸嘴。

    “少妇以为我还没吃饱，又从屋里拿出一个维生素面包放在窗台上说：‘吃吧，不吃今天就过期了。’我拿起面包捧在手里，说来也怪，我被女人所害，可要出来的钱和饭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女人所赐，你说我是该恨她们还是爱她们？我吃完面包女人又放窗台上一支烟和一盒火柴，怜悯地看着我。正好有几天没抽烟了，我点上烟深深地吸了几大口，为了更享受些我蹲着靠着墙，脚跟抬起。女人问：‘大哥，从哪来？’我说，‘北京。’她摇头说，‘北京人还有要饭的？听说话不太像。’我说，‘我全国各地哪儿都跑，所以说话南腔北调。’她问我家里还有什么人，我听了一时很伤感。她说，‘大哥，对不起。’我说：‘不关您的事儿。’她回到店里，拿出半瓶白酒和一袋花生米放在我的面前，一个十二三岁的女孩儿又拿出一只杯子，我说不用了就对瓶吹吧，女孩儿拿着杯子愣愣地站在那里。妇女说‘拿回去吧。’等孩子进了屋，说，‘我们那位身体一直不好，但他很努力，结果积劳成疾，去年这个季节去了……’

    “我一边喝酒一边听着她的故事，在她讲述的过程中，她总盯着我的眼睛，我因为喝着她的酒听得非常认真。但我心里想，就你这么平淡的故事，能打动我吗？不过，一个少妇这么近距离向我倾诉，在我的人生经历中还是第一次。我合上双眼，品味着酒中的故事。她问：‘明天你去哪儿？有没有饭吃？’我说：‘去哪儿不确定，饭应该没什么问题，讨不着好的讨赖的。’她听完进了店，一会儿和孩子走出来递给我一大堆食物。她说：‘我和孩子给你选了几样快过期的食品，如果要到好吃的就扔了。’

    “她又说了很多，什么在电视里看大城市单身女人活得很放得开，很精彩，他们偏野山村寡妇生活怎么艰难，村长怎么刁难他们孤儿寡母。她看我有些醉意，最后说让我再吃得饱一点儿，我因为喝了酒真吃不下去了。

    “她从兜里掏出两元钱非让我带在身上，我看她颤抖的表情说：‘大姐，我还没要您就给我，您真上道呀！大姐，您有什么事儿让我帮忙就痛快儿说吧，今天就是违点儿法我也豁出去了。’女人听了这话掉下眼泪说：‘大哥呀，千万别多想，什么事儿也不求你办，我送的不是钱，我是想看你有什么反应。’我听了她的话，脑子有点儿发懵，怎么着，还要把我领回去当孩儿的爸爸？如果那样我倒没什么意见，在这儿重新开始新的生活也不坏。我心里正琢磨，她说：‘刚才你从这里一过孩子就说，妈妈，是不是我爸回来了？我出门一看，可不是，你的个头长像甭提多像了，刚才讲那么多就是想看你有没有反应，没想到……’

    “晚上下起了小雨，我躲在她家放柴火的屋子里，那天的雨很惬意，像呢喃的音乐，嘀哒嘀哒滴滴哒，妙不可言。我躺在暖暖的草垛上，两手垫在后脑勺下，想着这几年的风风雨雨，想着刚发生的一切。大约十一点多钟柴门开了，她送来几件她爱人曾经穿过的衣服。我说，‘大姐，让我留下吧，给你当牛做马也行。’我说完这话女人当时扶着柴门就哭了。

    “那一天我在她的指导下，洗了三遍澡，刷了三遍牙。那一宿我俩谁也没睡着。我无数次给自己打气，张东旗，你现在就过去，用手先摸她，如果没有什么反应就上床，上床后搂她十分八分的，如果半推半就就抱紧她，如果反抗很强烈，别找寒碜，连夜扯呼。我这么想了一千遍，夜里还上了三趟厕所，可就是没敢撩开她的门帘儿。鸡刚叫头遍她就起床了，她走到我的床前，看我的被子没盖好，给我掩了掩被子，她刚想离开，我又把被子踹开。她刚想再一次给我盖被子，我突然用脚把她勾在床上，猛地一起身，吓得她瘫成一团。

    “我一下把她薅到怀里，她像一只瘟鸡，脑袋耷拉在我的胸前，我忙三倒四起来。她瑟瑟地发抖，我气急败坏恼羞成怒，为了显示自己，我脏话连篇，大开大合，生猛粗暴，也可以说是残忍。我为什么这样，是第一次爱的失败？我为什么不考虑她的感受，是男子汉的气概？我像一摊烂泥一样躺在床上。她轻轻地从我身下抽出身子，下地做早饭去了，看着孩子吃完饭背着书包出了家门。她坐在门槛上说：‘吃完早饭就可以上路了。’

    “我听完她的话，好像早有了准备似的说：‘你是我一生中遇到的最好女人，甚至胜过我心中的她，可我呢，却是世界上最让人失望的人，你就是留我我也没脸呆在这里了。’她无奈地摇了摇头：‘昨天我在想，是老天爷把孩子她爸又赐给了我吗？可我错了，你跟他差得太远了，你太像那个狗村长了，和你干完那事儿，我一辈子都不想了。’听完她说的话我浑身冰冷，老天爷赐给我那么优秀的女人，那么可爱的孩子，我他妈却认为人家有求于我。在干那些自己都感到可怕的事情时还骂人家是破烂货，我像在对卖大炕的吴妈一样，干完那事儿还让人家打水给洗，我不是傻逼一个吗？我认为人家缺这个，缺一个掌门立户的男人。你说，我怎么有那么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想法呢？

    “还有很多奇怪的理由，我这么多年流浪的生活就是让自己的母亲后悔，让罗娟英愧疚，让我生命中两个最重要的女人一生中时时产生巨大的压力，我要让她俩跟我一样永远生活在自责与痛苦之中。”

    张东旗今天跟我唠叨个没完没了，我想是多年的一种压抑的释放，抑或找一个倾听者吧。我没有问他，倘若回到感情的起点，你还会这么选择吗？未必。如果……他不横刀夺爱，我跟罗娟英又会怎样？今天的神聊真他妈的荒诞无稽。

    我说：“天不早了，跟我回通县。”

    他说：“等我把这两个女人全部忘掉，忘得一干二净。”

    听着他乱七八糟浑身都是理的话，我心里想，我早就不看好他跟罗娟英的关系，一个父亲是县委军代表，母亲是263医院的头头，一个父亲是红旗厂的副厂长，母亲是县工具厂的科长；一个大骄傲，一个小娇气，一个针尖，一个麦芒。再加上张东旗他妈起刺儿，能好得了才怪。现在好了，张东旗破罐子破摔，看他的样子也许常年不洗一把脸，手一会儿抠抠这儿一会儿挠挠那儿，身上兴许还有的虱子

    我正想着张东旗开始不自在起来，他抓抓前胸，挠挠后背，说：“虱子跟人一样，太阳一出来，就开始活动，这虱子都是在收容所里招的，大城市收容所还可以，小城镇收容所男女就关在一起。八几年来着？哦，八六年，我跟现在北京站很有名气的二胡陈在侯马关在一起，这个二胡陈在收容所里很吃得开，工作人员一没事儿就叫他出去拉两段，这小子在所里还能喝上两口。二胡陈对我不错，他下一站想到北京发展，他说北京才是大展宏图的地方。我们天南海北地聊，这块料一聊起女人，文学大师都不在话下。他说他在米脂有个相好，身上的味道比小鸡炖蘑菇还香，她的乳房比刚出锅的馒头还暄，她的屁股比痱子粉还滑溜儿，她每天最少要他五六次。这个陈半瞎子每天睁眼说瞎话，而且说到细致处还问一个女疯子听了舒服不舒服。

    “那个女疯子手挠墙皮，啊啊叫个不停，然后褪下裤子两手翻弄下身，露出底下那东西好像一只鲜红的牛眼睛。她口齿不清地叫着一个叫春春的男孩儿，那男孩儿向她爬去，我上去一脚将男孩儿踢出老远。女疯子和春春嗷嗷大哭，她下了炕，一手提着裤子，一手拍着门，大声喊叫，‘有人耍流氓了！’”

    一个收拾碗筷的妇女在我俩身边走过，她轻蔑地看了张东旗一眼，又撇了一下嘴，意思说，你他妈的都混成这样了，还吹牛逼呢。

    张东旗视而不见地继续着他的传奇故事，“所里来了不少工作人员，让女疯子把裤子穿好，一个岁数大的工作人员喝斥她几句，女疯子说，‘你个戴眼镜的老东西，你最能，你玩人玩后头。’屋里憋不住一阵笑，女疯子也伸出舌头咯咯大笑。这时所长来了，让所有人散去，他朝屋里的人说，‘她再犯病你们同屋的不能袖手旁观。’说完从窗台上拿过一团擦自行车的麻丝扔进屋里。女疯子低头开始发抖，嘴里不停地说，‘别塞我嘴里，我再也不敢了……’她一头扎在床上角落里，哇哇吐着酸水。”

    我看他停顿下来忙问：“后来呢？”

    他说：“当天那女疯子就被遣返了。”

    我说：“你的经历能写一本书。”

    他听了来劲儿地说：“派出所拘留所我都去过。”

    我说：“怎么？是打架还是耍流氓？”

    “我们是给打架耍流氓顶罪。八九年那场乱，我进过北京炮局，不知怎么搞的一进去就发烧，怎么吃药也不退，烧得我胡说八道。”

    旁边桌上有人笑。

    他撩一眼揪揪鼻子，“有一天，一个姓殷的管教，外号叫老阴怂对我说，‘你不老想看病吗？领导给你安排了北京一家最好的医院。你小子真有福气呀。’当天下午我被送进了精神病医院。”

    我问：“呆了多长时间？”

    他说：“没多久，就仨月。”

    我说：“听话口儿没呆够。”

    他说：“当然没呆够。”

    我说：“里头肯定不错。”

    他说：“告诉你，那里头人百分之八十没有病，都是心病，他们怀疑身边的人，怀疑社会，这么说吧，所谓的精神病，就是周围的环境太不宽容造成的。真正有精神病的人他们也治不好，我没听说过世界上谁能治好精神病，如果谁能治好精神病，他就不是人，他就是神。”

    我说：“你说句良心话，你自个儿有没有问题？一点儿点儿。”我没敢说他有没有精神病。

    他说：“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是社会的不宽容造成的我们被精神病。”

    我说：“你身边人的心胸、气量、见识有局限，社会像你所说的不宽容、不友好、不善良等等都存在，现在改变不了，将来也改变不了。你能不能改变自己一次，你回你的家，我回我的家？”

    他低下头说：“不是我不想回去，我无数次地回去过，可我一走近家门那一刻就非常狂躁。”他说，“老天爷把一个世界上最完美的姑娘赐给了我，又被最爱我的人生生地拆散……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