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什么都跟风，偷自行车也是，我们家属院顾师傅家总共丢了十三辆，仅他闺女一人就丢了七辆。为了防止丢车，力气大的小光回来就把车扛到六楼，有的不放心直接搬进家屋里，有的家三轮儿都进屋。弄得一到夜里每家都跟车棚子似的。有的老弱病残就买个狗链子把车锁到树上或电线杆上，有的车上四把锁。

    我因为有特殊的经历，对这种事儿还是有一些办法。我把我妈给我买的山地车大漆全部刮掉，泼上硫酸。有时出去忘带车钥匙，就把车把卸下来，弄得一个偷车贼给我座子上夹了张字条，上面写着：大哥，你哪个山头的，我想拜你为师。下面一行是他的PP机号。

    居委会于主任不知从谁那儿听到了这个故事，专门到我家取经。我说：“小偷偷东西是为了卖钱，我这个东西卖不上钱他就不偷了，这叫四两拨千斤。”那个年代为什么偷自行车成风？因为偷车价值不够判刑标准，派出所批评两句就放了，再有，二手车市场到处都是，政府不管，谁不偷谁傻帽儿。你以为偷自行车的都是职业小偷？中国老百姓每家都丢过四五辆，我问你，职业小偷偷得过来吗？全民皆偷。

    于主任从我家出来才醒过闷儿，他说：“你哨了半天也没告诉我怎么防偷。”

    我送他出来，说：“全民皆偷，防不胜防。”

    他唠叨：“老张看门儿，一过十二点就睡觉，大门如同虚设，厂长让我说他两句，他却教育我十句，他说，‘你给我这点儿钱就是睡觉钱，抓小偷那是派出所的事儿。’前几天周红家丢一辆新车到派出所报案，你猜派出所人怎么说？报也白报，偷车的太多了，抓谁去。前天老张跟我说：‘你告诉厂长，他要牛逼哪天夜里小偷来了我给他打电话让他抓来。’”

    我说：“老张说的有道理，晚上偷车的一出来至少两三个，他一个人如果管很危险，真出了人命厂子有说法吗？”

    “照你这么一说还没治了？”

    “当然有治。”

    “怎么治？”

    “我觉得……可以给老张安一个电铃，让老张看见偷车贼一来就拉铃，偷车的人心虚，听到铃声也就吓跑了。”

    于主任听了高兴地说：“太好了，这一下我就能向厂长交差了。明天我再给家属院儿开个会，让大家听见电铃响都出来抓小偷。”

    我说：“你开不开会肯定有人出来，起码有新车的人要出来。”

    他说：“铃就安在你窗户外头吧？”

    我说：“没问题。不过，我妈岁数大了，我问问她。”

    主任说：“不用问了，你妈最支持我们居委会工作了。听见铃你一定要下来啊，你是经过风雨见过世面的人，只要你一出马，我们就有底了。”

    我说：“放心吧，好狗护三村。我听了铃第一个到偷车现场。”

    电铃安了没有一个星期，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夜里响了起来，也搭上夏天开着窗户，这铃一响给我吓的心脏咚咚直跳：敢情这声音也太大了，震得我床板发颤！

    铃声就是命令，我抄起厨房里的擀面杖冲下楼去。于主任从居委会出来跟我正打一个照面。我问：“偷车的在哪里？”

    他说：“对不起，对不起！可能是哪儿连电了。”这时，后面围上来七八个人，他们有的手里拿着棍子，有的手里拿着铁锹，东一句西一句地发着狠话。

    这时，我妈在二楼窗口破口大骂：“小伟成，你这小王八犊子，挨千刀的……”

    我跟主任说：“这铃声也太吓人了。”

    于主任说：“不大呀，这是咱厂子上班的备用铃。”

    我说：“还不大，咱们厂区一百多亩地都听得真真的，今天别说了，把闸拉了。”

    于主任说：“放心，我已经把电断了。”

    我说：“我妈怎么说是我让安的铃呀？”

    于主任说：“咳，上星期安铃的时候，你没在家，你妈问我，我随口一说。”

    我说：“您真行，明天赶紧摘喽，要不我给你铲喽……”

    第二天早上刚上班，窗外的嘈杂声把我吵醒，我上厕所尿完尿，朝窗外的电工问：“卸铃呢？”

    电工说：“卸什么铃，于主任说给铃小锤上套两层胶皮套，再给铃外头套一个电表箱子，一是消音，二是伪装一下，要不小偷看见报警器就不来了。”

    我听了这个气，敢情还有怕小偷不光顾的人。

    电工在外头装完电闸箱子说：“下来看看吧，于主任给你写了一张表扬你的大字报。”

    我问：“贴哪儿了？”

    他说：“一号楼房山。”

    我进了厨房，扒窗一看，果不其然，于主任和一个老太太在表扬信底下聊天。听我爸说，这个于主任文化大革命时候就爱写大字报，他是厂子有名的写手。这家伙，洋洋洒洒一大张纸，全是对我的赞美之词，我边刷牙边看，看得我脸直发烧。我心想，这要贴在厂门口儿就更好了。

    我想起了小英雄刘文学和坏人做斗争的光荣事迹，越想越觉得亏欠于主任很多很多，我哪儿像他说的那么大义凛然呀。

    这时我妈在北屋喊：“你呆会儿下去跟于主任说，今天必须把铃给我拆了。”

    我走出厨房说：“我都应人家了，你给我点儿面子好不好？再有，人家让电工装了一个闸箱子，在铃锤上又套了橡皮套，我都怕听不见铃声了。”

    自那天看完表扬大字报，我天天梦见铃响。

    一天早上我给家里换完煤气罐，我妈从外面进来说：“刚才孙有炳来电话了，让你下午别出去，两点一个同学来找你，好像是个女同学。这不，你爸怕忘了还写了张字条放在桌上。”

    我从桌上拿起字条边看边说：“孙有炳没说别的吧？”

    “没有。”她去阳台把葱打开晒上，又说：“你兜里还有钱吗？没钱我给你拿十块，你把头理理去，大热天的也不怕起痱子。”

    听了我妈的话我心情大好。但我不能剪头发，胡子也不能刮。我要给她一点沧桑感，让她有感伤，有回忆。对了，我还没告诉读者字条上这个人是谁，她就是学生时代对我最好的钱君英。

    我自出狱那一天就想见她，可一直没有合适的机会。第二次见孙有炳时，我流露出想见钱君英一面的想法。今天见她要显出沧桑感的同时，还要装点儿假牛逼，如果不装我跟她的差距就太大了。她现在正上夜大，上完夜大就当副行长，他爸在行长这个位置上退下来之前，已经提拔了一大批中青年干部，现在北京有两家分行行长都是他爸的老部下。

    我们南楼和北楼之间是一片花园，花的品种有好多叫不上名字，这些花草都是家属院爱花的人们自发播种，我的北窗正对着一架紫藤，从我回来它就没完没了地开。这几天少雨，花朵有点儿往下坠，可能也是居高花自矮吧。紫藤下有一块青石和两个木凳，还有一个掉了漆的方桌，通往紫藤那里被人们踩出一条小道。一只粉色的蝴蝶拍打着翅膀在紫藤前挑选着花朵。

    我下了楼，侧身过了松树隔离带，低着头撩开一枝藤叶，用手擦了擦石凳，坐下来望着紫色絮状的花朵在风中任意轻摇。

    下午不到两点，一辆桑塔纳停在楼下。一个烫着长发的少妇下了车，她上身穿一件杏红色真丝背心，下身穿一条黑短裙，脚上蹬一双中跟皮鞋。她站在车旁，看我在花下欣赏着她。

    “看本小姐驾到还不迎接？”

    我听了钱君英的话三步并做两步走过去。她两手搭在小腹上，侧拧着身向我微笑。我突然大声说：“报告队长，犯人徐伟成求医。”

    她听了我的话大声地笑了起来。“你们在劳改队里看病就这可爱的样子？”

    我也乐了起来，“我们总场就有你这样一个女医生，常穿红背心黑裙子，外面披一件白大褂。”

    “今天看你这么尊重我，嗯，你说，奖励你什么？嗯，是喝咖啡还是坐车带你去兜风？”

    我说：“这车是你的吗？”

    她说：“单位配的。”

    “哇，你是什么官儿？”

    “再过一年，我开的车还要高一个级别。”

    我说：“开什么车？”

    “起码是个本田吧。”

    我上了她的车，看座位上有个大布娃娃，说：“这么大了还喜欢这个？”

    她坐在驾驶座上说：“孩子落下的，昨天非要让我带她去奶奶家，这闹哟！把它扔到后头去。说，今天去哪儿，我就是你的专职司机。”

    我说：“我想静一静，去一个没人的地方。”

    她侧头看了我一眼。

    “先带你去个地方吧。” 她转着方向盘说

    我俩出了大院儿向左一拐，过了铁道，顺着铁道底下的土路走了三里多地，在一中的南墙外一片树荫下停下。我俩都默默地下了车，她在后背箱里拿了两瓶矿泉水，随手递给我一瓶，自己打开一瓶，我也随着打开。

    我说：“拉我到这儿来想告诉我英兰的事儿？”

    她低沉地说：“讲完我会好受些。”

    我说：“我知道了会有同感。”

    “那我拉你到这儿来就没错。”她沉默了一会儿说，“你走的那年暑假，也是一个星期天，也是一个有阳光有微风的下午，英兰约我来这里采花。我来找她的时候，她在离我一百多米远的右边这条铁道上背对着我往西走。那天她穿了一件绿背心，下身穿一条红裙子。她不时地回头向我招手，这时后面传来了火车的汽笛声，我边下火车道边大喊着，让她快下来。

    “她下了火车道，却又上了新修的左边这条火车道继续往前走。当火车离我还有几十米远的时候，我才发现火车是行驶在新修的火车道上，我撕破了喉咙跟火车汽笛一起疯了一样叫，可怎么叫，她像没听见一样，安步当车地往前走。当火车接近她那一刻，她左脚离地，侧过身望着高大的火车头，她来不及害怕，火车就把她铲上了天！

    “那天的天真是太蓝了，像深深的海，她头朝下在蓝天中飞翔，她白皙的腿无力地伸展着，红色的裙子似盛开的鲜花，绿色的背心如花萼，她长长的秀发像被拨起的根须，在微风中飘扬。她没有落在铁轨上，可能在撞她的一瞬间她单腿着地一侧身的原因，她重重地落在了路肩上。

    “我惊魂未定地跑过去，血从她后脑流出来，她闭着双眼，很累很累地睡着，胳膊和腿极其不雅地摆放着，她的嘴唇画得非常鲜红，在那个时候只有晚上在舞场上才能看到。

    “火车上大概下来七八个人吧，他们七嘴八舌说着话，有两三个人还问我和英兰什么关系，我不假思索地回答。

    “听他们东一嘴西一嘴说了半天我才明白，敢情这条新修的铁道已经试车快半年了，再有一个月不到就要正式通车。现在可好，撞了人，奖金没有了不说，弄不好通车还要延期。”

    我说：“她在哪里出的事你还记得吗？”

    她说：“当然，在前面那根电线杆子前五米，怎么……”

    我下了火车道，在路边采着不知名的花草。她跟在我后头也采起来。我俩一人采了一抱，走到英兰出事的位置，她把鲜花放在两个火车道之间的路肩上，我也像她一样把花摆好。

    我俩默默地站在那里不知多久，东方传来了火车的汽笛声。她说：“下去吧。”我俩下了火车道看着火车呼啸而过。她捋好吹乱的头发说：“后来的事儿比我想象的要复杂多了。”我俩坐在旁边的土坡上。

    “刚开始是铁路警察找我问情况，完了是当地公安局找我问经过，接着是英兰他爸和吴姨找我帮助他们准备打官司的材料。铁路部门认定为自杀。英兰爸认为铁路部门有责任，既然是试运行速度就要在能处理紧急意外情况下运行，再有铁道试运行你有没有书面通知两边的居民，铁道两边安全防护措施做没做有没有等等。铁道部门除了验尸，也了解了英兰一些情况，他们还是认为英兰是自杀。从家庭情况到她不合理的避让选择，更重要的是发现英兰有怀孕的特征。两边最后可能都有妥协吧，铁道部门怕找麻烦，英兰她爸也怕公事公办，更怕弄出什么丑事儿，最后不了了之，可能赔了英兰爸七八千吧。听说英兰的妈妈还回来打打闹闹过，说她交着哺养费，赔孩子的钱也应该有她一份儿，再后来我就不知道了。”

    我听着她的话自言自语地说：“她怎么能怀孕呢？”

    钱君英说：“你走了以后，她当着我面掉过两次眼泪，她说你是一个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