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有炳跟我爸谈了几次，他出钱，我出力练个西瓜摊儿。我爸无奈，勉勉强强答应下来，并一再嘱咐我俩好好做生意不要惹事儿。孙有炳从南街鲍鸡头那儿买了一辆平板三轮儿，我到我们厂借了一块百孔千疮的毡布，又从厂子找了十来根木杆子，瓜摊儿就搭在十三店对面马路边。棚子搭好，我从厂子要了两块报纸板子，用砖搭了一张床，看着毡布上大大小小的窟窿，我回家把单人床上的塑料布撤下，系在床上以防雨水。孙有炳从县供销社花了一百二买了一台秤。第二天上午，孙有炳从富壕上了一车西瓜。

    我问：“卖多少钱一斤？”

    他说：“六分钱上的，先卖两天一毛五，卖到一半的时候降到一毛二，收尾的时候六分也卖。开头两天卖得一般，降到一毛二，销量明显大了起来，收尾卖一毛时又慢了下来。

    在练西瓜摊儿的日子里，同学之间除了孙有炳，到我这儿来得最多的就是杨英。九十年代初小公共在北京悄然兴起，杨英和他爷们东挪西借买了一辆半新不旧的小公共，她爷们开车她卖票，外代做保险。每天晚上她一收车就到我瓜棚来买西瓜。有时就地宰杀，大口咀嚼，然后托着剩下的半个扬长而去。杨英的小公共上车就一元，从通县到终点大北窑两元，就这消费水平普通工人天天坐也坐不起。杨英经常给我讲北京大街上的所见所闻，上至中央，下至老百姓的柴米油盐酱醋茶，没有她不知道的事儿。其中，罗娟英的许多情况都是她跟我说的。

    杨英毕业以后，考进了科学院图书馆；钱君英进了她父亲就职的农行；罗娟英考了纺织学院。

    刚上一年学，北京一个文化团体招模特，应该就是中国第一批模特吧，罗娟英和几个大学同学一起哄报了名，报名二千多人，只取十名，最后录取了十一个，她榜上有名。又过了半年她上了当时的《精品》杂志封面，就是后来改版的《时装》杂志。自成了封面女郎，她凡人不理，见谁都扬头，这都是杨英说的。她结婚一个同学没叫，她离婚的时候同学都知道。好事儿不出门，坏事儿传千里。

    听杨英说罗娟英离婚原因让咱们老百姓的女人说就是吃饱了撑的。那个男的比罗娟英大十几岁，是电视台的摄影记者。蜜月一过，上班的头一天那男人就给罗娟英自行车上绑了一个小孩儿的座椅。这让罗娟英感到很羞辱。接着是男人经常跟踪罗娟英，并偷拍和罗娟英说话的男人，PP机一天查一次，罗娟英每次出差演出，男人请不下假来陪同就不让她去。让罗娟英一说就是一点儿私人空间都没有，她感到无比的压抑，两人不到一年就离了。

    离婚以后罗娟英疯了一样在外头游荡，只有睡觉才走进家门。一次去西藏取外景，她遇到了另一个男人，这个家族在西藏很有背景，听杨英说这个贵族的儿子很爱罗娟英。罗娟英举过一个例子，她爱吃什么不爱吃什么男的都了如指掌，每次在外头吃饭，贵族儿子都把她爱吃的菜尽量多点几个，就这样罗娟英也没跟小贵族过上几年。

    罗娟英说这个小贵族不正经，我认为这可能是民族习俗，这小子经常带罗娟英去高档娱乐场所，一点就五六个俄罗斯大妞陪酒。一个大妞一小时一千五百元，五六个大妞一晚上多少钱你一算就出来了，玩儿完得罗娟英屁颠儿屁颠儿地去结账。你说这是什么民族风俗，女的再好也是男人的附属品。前一个男人太自私，后一个男人太放荡，一紧一松她在中间，总之没让她过上正常女人的生活。

    在一个天高地阔的下午，罗娟英看着远处的羊群对小贵族说，她要走了，她要重返T台，她要过正常人的生活。贵族也没怎么吃惊，只是跟她说，走了以后就把他忘了吧，千万别说这段生活经历，说出去她会有许多麻烦。关于给罗娟英多少钱，她给人留没留下孩子不得而知。

    星期天上午十点，正是红旗厂向阳厂及周边农村到十三店买食品及生活用品的高峰期，当然也是我卖瓜的大好时机。我给几个围观的男女老少普及着挑西瓜的知识，现在我还记得，嗯，西瓜纹炸开要清晰；瓜瓣底部要凹一些；放在手里不能压手，不能发飘，压手不熟，发飘就娄了。嗯，还有，用手一拍要有颤的感觉。那天我正忙得不亦乐乎，有人叫我的名字，我扭头一看，罗娟英和她妈正朝我微笑，我先叫了一声阿姨，然后惊喜地望着罗娟英说不出话来。

    “你先给人家称西瓜。”她说。

    我慌乱地给人家忙活起来，在忙活的同时不时地看罗娟英一眼，生怕她跑了。你说也怪，我越想停下来人越多，真他妈烦人。罗娟英说：“你把你的笔和记账本拿来。”我将记账本递给她，她在本上熟练地写了两笔还给我，说：“收好，上头有我PP机号和家里电话，以后常联系。”

    她妈说：“哎呀，啧啧啧，孩子这些年可受苦了。不过，嗯，还没怎么瘦，比上学时头发短了。哎，这样小伙子多精神，你妈你爸身体还好吧？”我不时地点头：“嗯，你们厂子大杨师傅还好吧？”

    “还好还好。还记得大杨，有心。好小伙，准能找着好对象。”她妈磨叨着。

    罗娟英埋怨着说：“妈，您越说越远了，人家正忙着呢，咱们走吧！”

    我忙说：“拿个西瓜走。”说着给她挑了一个大西瓜，她推脱了半天最后说：“太沉了，拿个小的吧，就那个吧。”我顺着她手指的方向，故意给她拿了一个中不溜的。她妈埋怨地说：“人家这么不容易还白吃人家。”说着接过西瓜。没走几步，罗娟英接过她妈的西瓜，将西瓜托在耳际，她的腰像一条麦穗鱼一样在扭动，宽松的长裙在她修长的腿间欢快地跳着舞蹈……

    进了三车货后，我俩已经挣了七百块。

    星期六的下午孙有炳备足了货，说：“今天我在这儿睡吧，你回家睡去，明天一千多斤够你忙的。把三轮车骑走，我睡觉有点儿死。”

    回到家我冲了个凉水澡，不到八点就躺下了，躺下就睡着了。大约一点多钟，电铃骤响，我从厨房拿起擀面杖，冲到楼下朝院儿门跑去。看大门的张师傅看我拿着擀面杖风风火火地跑过来才从收发室里探出头说：“今天偷车的人来得最多，我看见就三个。我看一小子蹬个三轮车，从院里骑出去，三轮车上少说也有七八辆山地车。”

    我听了心里一恍惚，别是我的三轮车，想着跑到我家楼底下，得，放三轮车的地方空空如也。甭问了，我的车不但被偷，还当了作案工具。你说倒霉不倒霉吧，我就骑回来一晚就被偷了，怎么向孙有炳交待呀？再有，院里丢车的人还不恨死我，没有我的三轮车当作案工具，也不至于丢那么多车。我听着人群里议论纷纷甭提多恼火了。

    回到家里，从八仙桌上拿起烟，还剩一颗，把烟盒攥了攥扔到烟灰缸里，狠狠地吸着烟，可能是肺里进的烟太多了，有要炸开的感觉。我看了一眼床，豪无睡意，轻轻地打开房门，慢慢地关上，走到传达室门口儿，屋里有两三个烟头交替闪烁。不用问，屋里的人肯定是丢车的。本想同命相怜打声招呼，一想算了。

    打开挂着的大门锁，心里的气又来了，这个大门比没有大门强不了多少。看门的为了夜里睡觉不被人打扰一直不锁大门。院里下夜班的上早班的有烂七八糟事儿的，自打自开回头挂好锁即可，你说这能不丢车吗？

    走到火车道桥洞时，风带着青草的味道扑面而来，向远处望去，木材厂方向有点点灯光，上了高坡，翻过低矮的铁路栅栏，站在路肩上看着我家楼房，这是我走了近十年唯一的改变，农机修造厂已经破烂不堪。小时候我们在铁道上玩，经常能看到高大厂房里的灯光，现在却一片漆黑，木材厂也一样，自我回来就听说，停产三四年了，最近听说厂领导要参股和香港一个公司合作。南边坡下这片三角地小时候夏天积水冬天当过溜冰场，现在当了堆废土的垃圾场。

    望着远处的天空，回转身，在繁星和没有睡着的虫鸟注视下，沿着路肩往回走，回到院儿里天已经有点儿泛白。风儿停息，小树林里偶尔有鸟儿拍打翅膀的声音。我掉过头看时，发现铁栅栏外头有人影晃动，他一会儿站住，双手插在口袋里，和我刚才一样仰望快要逝去的繁星。

    从漫不经心的举动到毫不犹豫的姿态看，这小子对周边环境很熟，他走到铁门前，熟练地打开倒挂的门锁。我想大喊一声，可手里什么家伙什都没有，我顺着花台猫腰向家跑去，进了家门从厨房抄起菜刀转身出门下楼。这时铃声大作，我身上像装了弹簧一样冲向院门。

    赶到收发室前已经聚了三四个人，有俩年轻人揪住一个家伙。我看见被揪住的家伙眼睛都气裂了，我跑过去，举起菜刀，照这家伙脑袋劈去。这家伙被砍完当时就愣住了，血从他头顶一下流了下来，所有揪他的人都松开了手，一瞬间，空气像凝固了一样。于主任跑过来看到这一幕当时就傻了，于主任简单地问了两句转向我，说：“怎么办吧？你就是个惹事儿的衙役。”

    我说：“给丫挺的送派出所去。”

    “这样派出所收吗？”于主任叫着两个小伙子，“去，看他能走不，能走给他推出院儿，让他赶紧走。”

    两个小伙子往外推着偷车的嫌疑人，看着嫌疑人出了大院儿，于主任说：“快把大门锁上。”张师傅迅速将门锁好。于主任走到一号楼底下，抬着脚尖撕着表扬我的大字报。他回头看了我一眼“唉”了一声。

    三轮车丢了孙有炳并没有怪我，我也自觉，得了，就从卖西瓜利润里扣吧。自从丢了三轮儿，我俩生意也开始走背字儿。那天他进了半车桃，我数了数二百多袋，孙有炳码好最后一袋桃，说：“该着咱俩发财，我走到北苑汽车站南口儿，正碰上这帮卖桃的车坏了，在批发市场这一袋最少得十元，我五元一袋就搞定了。这些桃就一个毛病，熟得有点儿大发了，你今天别的什么都别干，八元一袋给批出去。”

    我听了以后也无比振奋，我捋胳膊挽袖子开始忙活起来，我俩一直忙活到三点多也没卖出多少。大概原因有两个，一个是桃熟得太大发了，根本无法保存，二一个这儿也不是批发市场，这儿都是现吃现买的主儿，再有，在那个年代不是每家都有电冰箱的，起码我家就没有。

    到了下午五点多钟，我们又打开了十几袋，有一半的桃都长出了毛，这时我有了一点儿醒悟。我说：“有炳，咱们八成是上共军的当了。”

    他低下头坐在床上说：“三轮车也没了，这么着，你跟商店这帮人熟，去借一个推车来，傍晚偷着给倒了吧。唉，共军太狡猾了。”

    第二天中午，我在十三店买烟，刚收起烟和找的零钱，一个人从后面锁住了我的脖子。我从眼角儿的余光和后背贴在对方的体位，感到这小子比我要高上一头。我紧缩脖子，肩膀向上端着，两只手扒着后面人的胳膊喊：“操，谁呀？松开！”

    后面人没有说话，胳膊虽然没有再收紧，但也无法挣脱。我想，可能不是仇人，可看到柜台里售货员惊愕的眼神，心里一沉：八成是遇到麻烦了，不会是我砍的那个偷车贼报复我吧？我双手突然向上一托，下巴向脖里一缩，嘴照着这小子胳膊就是一口。这小子“哎哟”一声放开了我。我撤后几步一回头，同时做出一个防御动作。

    “操，你真咬啊！”

    我脱口而出：“霍国强！”

    “出来多长时间了？”

    我说：“快两个月了吧，听孙有炳说你在刑侦呢？”

    “他妈的，刚封闭培训了三个月，调321了。”

    “321干什么的？”

    “特务队，今天有外勤才披上这身。他妈的，大热天，哎，有事儿吗？”

    我摇摇头：“和孙有炳弄了个西瓜摊，没什么事儿，有事儿我回家叫我弟帮看一下，他正好放暑假没事儿。”

    “没事儿跟我走，带你去个地方。”他说着也买了一盒烟，把烟打开抽出一支递给我，我给他点上，然后自己也点了。我俩出了商店，坐上他的三轮儿挎子，到我家把我弟喊了下来，交代几句，我俩扬长而去。来到西关一个叫香蕉发廊的门口儿停下，他从腰里拿出对讲机，说了现在的位置，然后拉开发廊门。一个浓妆艳抹的姑娘迎了上来，嗲嗲着说了一句什么没听清，反正是好话，霍国强头也没回地介绍说：“这是徐哥。”

    “徐哥好，我叫江雪莲，您以后就叫我雪莲喏。”她很南方地说。这个姑娘穿平底鞋也有我这个头，中长发，发型是当年很流行的中分，上身穿一件绿色宽带跨篮背心，下蹬一条白色收口儿磨沙真丝裤，人长得不错，美中不足就是脂粉抹得太厚唇线纹得过重，每说完一句话就把嘴团起来，怎么看怎么有点儿像鸡屁股。我坐在门旁的双人沙发上，看着雪莲给我俩沏茶倒水，我问霍国强：“你怎么混上这身衣服的？”

    霍国强说：“高中一毕业我妈在塑料二厂退休，我接了她的班。刚进厂三个月就跟车间主任打起来了。保卫科解决完，人家不要我了，没办法，保卫科长刘叔说：‘让你妈赶紧给你联系车间，联系好了赶紧滚蛋。’我妈说：‘我只是一个普通工人，又退休了，到哪找关系？你让刘叔找吧，他好歹是个科长。’说完，我妈又骂了我一大顿。刘叔给我联系了印花车间和透明片车间，人家一听家属子弟，没有一个爱要的。没办法，我听我妈的，早晨一上班我就给保卫科打打水，给刘叔沏沏茶。”他喝了一小口水继续说，“一天刘叔到收发室处理门卫和外头人打架，对方推搡了刘叔，我上去就将那小子摁在了双人椅上。刘叔处理完打架，在回保卫科的路上说：‘大强，你天生就是干保卫的胚子，跟我干吧。’干到第二年正赶上公安局招人，刘叔说：‘你不是爱当警察吗？’我说：‘警察没咱们厂滋润。’他说：‘你跟我干一辈子也出不了头，你不是干部级。你干警察就干部级，不爱干调到哪单位起码是干部。公安局的盘子大，兴许你能混个一官半职。’”

    我说：“当警察挺适合你的。我们厂的王姨正联系让我到塑料二厂上班呢。”

    他说：“去那个厂干吗？不如自己干点儿什么。”

    我说：“这是我妈给联系的。因为迟迟没信儿，前些日子我爸还给北京市市长写了封信呢。”

    他从桌上捡起一个橘子边剥皮边说：“工厂干什么劲儿呀，自己干什么一个月不弄个千八百块。”

    我说：“我爸就怕我惹事儿，练这个西瓜摊儿还勉强同意。”

    霍国强把橘子皮扔到桌子上说：“既然这样，你先办着，办不成再找我，我给你找北苑派出所所长。”

    我欣慰地说：“打仗亲兄弟，办事儿老同学。”甩完这句话我还想再夸他两句，最少一句，可一时想不起来。我为了不冷场起身把虚掩的门又关了关，转过身讨好地说：“咱班女同学你跟谁走得最近？”

    他说：“哎，你说也怪，上学时天天做梦都想约她们，自从上了班，可能也忙点儿，一年到头也想不起来几次。怎么，想谁了，说吧！”

    我说：“别别，你约她们能帮她们办事儿，我约她们是给她们找事儿。哪天一传出去，大晚上跟一个劳改犯在一起，让自己的老爷们知道了多没面子。”

    他说：“昨日黄花今不在，谁约谁还不一定。”

    我不知道这句诗出自于哪个名家，还是霍国强自个儿编的。我没话找话说：“我那个初恋现在怎么样？”

    “你说罗娟英吧？”我使劲点头。“当模特呢。”他说。

    我说：“就在T台上走走就挣钱？”

    他说：“中国没有专业模特，都是业余的，她有一个工作。”

    我问：“你们有联系？”

    他说：“时不常能碰到，你回来了，组织组织。这个人听说失踪过几年，后来听说嫁给一个西藏贵族的儿子吧，这个贵族在中央都挂号的，听说给人家生了一个孩子后让人家给蹬了。从西藏回来以后，她出手非常大方，有一桑塔纳。”

    “你怎么知道得那么详细？”

    他说：“今年三月份开两会，我在民族文化宫执勤，她正好从文化宫出来，跟她匆匆忙忙聊了两句。”

    我不知道怎么突然想起张东旗，随口说了一句：“祝她幸福吧。”

    霍国强说：“她折磨你那么多年，还想着她。哎，你怎么净问女生啊？”

    我说：“男的孙有炳都跟我聊了，张东旗要饭呢，王大力在五建，魏生京当了村长。”

    他说：“张东旗是个异端分子，他有不安定因素，是我们监管对象，那年学潮有他的录像，他经常跟上访的搅在一起，每年‘两会’我们都收容他。有一次碰见这小子，他还给了我一个小册子。哦，好像放在这个抽屉里。”他手指着桌子。

    雪莲嘟嘟囔囔地帮助翻弄起抽屉，她找了半天找出一本薄薄的书，看了一眼霍国强，然后递给我。我本无心看书，无奈霍国强和雪莲开始打情骂俏，不知道他俩啥关系，不好跟着掺和，无聊地翻起那本薄册子。说句心里话，张东旗写的这些烂七八糟的我还真看不懂，举几个例子读者也可以猜一猜。

    树与笼中鸟

    你犯了什么罪

    没有回答

    你不想出来吗

    没有回答

    它凝视着落叶

    树

    倏然变成了巨大的网

    我到现在也不知道臭丫挺的写的什么意思，不过他有的诗我还是模模糊糊能看懂。

    像他在外面流浪的诗：

    天上的星星

    亮不过一盏油灯

    硕大的夜

    盖不住一声蛙鸣

    坐在你的回忆里

    望着你最初的容颜……

    还有《致老王》：

    每天

    把白天的话

    白天的脚印

    连同夜

    扫到一块儿

    堆起来

    然后

    点上一支烟

    抽完夜

    一辆行李车飞过

    将扫过的影子

    一节节搅碎

    火车的蒸汽

    烫弯了一个视线

    我把小册子合上，抬起头问霍国强：“这小子在北京站跟我海聊过一次，好像没提过他会写诗。”

    “跟这小子接触你要注意，你底儿掉（北京土语：知道对方的老底。例句“把那小子调查了个底儿掉”），别让他把你刮进去。”

    我说：“他都混成这样了还写什么诗呀？”

    霍国强说：“这你就不懂了吧，写诗的都是疯子，这是我们局一个哥们儿说的，他也写诗，写的是古体诗。他看了张东旗一首诗，说这小子有点儿诗才。”他拿过小册子给我翻着，“嗯，就这儿首。”

    葬  花

    在一个雨意涟涟的日子

    不知为什么

    你要去葬花

    但去路悠悠

    你需要经过

    霜雪寻梅的意境

    你需要面对

    落花人独立

    微雨燕双飞的情节

    在一个雨意涟涟的日子

    不知为什么

    你并不孤独

    只有点点冷然

    所有的风景都在岔道上

    所有的往事都转过身去

    所有的细节都向你漂移

    在失真的空气里

    在凝固的小溪旁

    在你蓬勃之年

    你手握的篮子里

    只是空有余香的标本

    在那坟前

    你没有选择的

    成了花的墓碑

    看到这儿我说：“这小子说的有点儿哲理。”

    霍国强说：“神经病人说的话都是有一套理论的，应该说他们的话最接近真实，因为他们的话都直接反应在本质上。但人类社会是需要伪装的，我们日新月异的奇装异服伦理道德就是最大的伪善。”

    “这么深刻的理论从哪儿背的？”

    “审案子审的，正常人那儿审出实话来，难！神经病人那审出假话，更难！”

    我“唉”了一声，自言自语：“如果他没有感情上的挫折，这小子兴许能当个团长旅长了。”

    霍国强说：“这就得怪他妈，他妈发现他和罗娟英谈恋爱以后，为了拆散他俩才让他当的兵，要不他也能考上大学。算了，别聊他了，这就是命。四班的大包前几年被车撞死了，还不知道大姑娘什么滋味儿，跟谁说理去？跟你好过那个二尾子英兰不知中了什么邪，好没影儿的（北京土语：意料不到；突然，突兀）就卧轨自杀了。”他看我低下头说，“算了，今天咱们找几个同学一块儿聚聚。”

    我说：“时间还早。”

    他叫雪莲把旧茶倒掉，重新沏壶茶来，雪莲从窗台上拿起一盒茶叶说：“就沏这个啦。”

    这时霍国强的对讲机响了，他说：“你先喝着，我出去一趟。”说完他出了门，上了三轮儿挎子，他的大屁股把车座子包得严严实实，随着一组噼里啪啦的巨响，三轮挎子像一条被惊吓的驴狂奔而去。我回到屋里看了雪莲一眼，无聊地点上一支烟，雪莲把沏好的水给我倒了一杯，说了几句客套话，便坐在椅子上翻弄起一本美容书。我吹着杯子里漂浮的茶叶，一人喝起闷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