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几个侧面谈《校花》的人物塑造

    柳泉居

    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存在，每一个独立存在着的人，又不可避免地与生活中的其他人发生着这样那样的联系。在《校花》中，徐伟成与孙有炳、张东旗、霍国强之间是这样，罗娟英、杨英、英兰之间是这样，这一群生活在改革开放第一个十年的高中生也都是这样。这些人物在特定时代的社会、自然环境里，活色生香着青春的活报剧。

    就独立的存在而言，徐伟成这个貌似的男主角，实际更是一个穿针引线的人物，他的行为举止，心理精神，通过与孙有炳的对比加以表现。这个对比，就是他们对罗娟英的态度以及这种态度导致的不同行为与处事方式。同是青春萌动期，同是对异性的追求，但表现各有不同。今天，竞争在社会生活中，已经深入到方方面面、角角落落、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在追求罗娟英的问题上，徐伟成与孙有炳之间，实际存在着一种竞争，虽然竞争在那时似乎刚刚在人们的思想深处有点印记。《校花》描写的那个时代，竞争还没有像今天这样达到白热化的程度，带着暗斗的意味，而这种暗斗，似乎也并不影响大家的正常交往，通过几个年轻的男同学对女同学的追求隐隐展现。表象背后反映了时代的思想观念的影响，这样的一种竞争，有别于当下商业竞争的你死我活，有我没你的残酷，是一种独特的存在。

    《校花》作为一部新写实主义小说，虽然与传统现实主义小说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别，但在本质上，就典型化的运用而言，应当是一种异质同构的关系，根基与指归的原则有着共同的理论基础与渊源，不同，更多地表现在形式因素上。写实非刻意标榜典型化，实则是典型化的方式与形式不同。就人物设置来说，《校花》表面的无中心，无典型，琐细，是带着发散性特定的一种典型化。需要聚合所有放在作品角角落落的点，也就是徐伟成、孙有炳，张东旗、霍国强，罗娟英、杨英、英兰等一干人物上，放在一个更广阔的时间、更宏阔的空间维度上，由作者与读者共同完成对艺术形象的塑造。正如有段名言说的内蕴，世界上最宽广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宽广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广的是人的心灵。因为作品是描写心灵的，形式上以每一个单个的为点，通过“我”（徐伟成）串联起来，这种形式与其内涵看似矛盾，可能是作者的有意为之，也可能是作品文字本身自然具有的意义。无论有意无意，客观上却达到了惊人的一致。现象的本身，强烈地暗含着时代影响的因素，这就是前边提到的貌似矛盾，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不能把新写实主义与现实主义完全隔离和对立起来，否则就有以偏概全的缺憾，甚至步入形而上的泥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