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中，我只休息了四天。 今天是最后一次休息，也是待在日本的最后一天。

    昨天下午下班前，荒井和周姐给我们发了工资，一年的工资全部在一张存折上。看着手中的存折心里涌起无限情愫。她们三个人在讨论着谁挣得最多，我听着她们的议论，感觉这些已经没有意义了。我除了生病休息了半天外，上班时间几乎和她们差不多。所以我们一年工资也没什么大的差异，一两千日元罢了。

    “你们还有没有用完的日元，今天可以用完了。到了中国派不上用场哦。”工资发完后，周姐对我们说。

    “是的哦，今天晚上我们去超市。”张伶俐对孔兰说。

    “恬恬，晚上我们一起吧。”曾秀丽拍拍我的肩膀。

    “不了，你们去吧。”我摇摇头，晚上我打算带唐爱梅去超市，她是个路痴。我知道，我走后，她独自去超市的可能性几乎为零。这段时间里，只要我去超市，她从来没有落下过一回。她早就跟我说了，等我回国之前一定要带她去一趟超市，她要将回国的东西也买了，我买什么她就买什么。

    早上，我们刚起床，周姐就到我们宿舍了。这是惯例，每期生走的前一天，周姐都会带着到市里逛逛，看看买些什么带回去。我们跟周姐在市里逛了几家超市，我买了几套资生堂的洗发水。周姐告诉我们，这是日本的一大品牌，中国也有销售，但是价格比日本贵了很多。我们都买了几套，带回家送给至亲好友，礼轻情意重。

    平时我已经在日本的百元店买了小零食，日本的百元超市很多，商品的种类也多，有零食，有日用品，统一价格一百日元，相当于国内的十元超市。百元超市对我们来说是经济实惠的地方，也是我和唐爱梅常去的地方。

    中午的时候，社长和菜地老头，已经在宿舍附近的中式餐馆等我们了。社长请我们吃饭，为我们送行。这家餐馆是家中国餐馆，菜地老头带我们来过一次，请我们吃了扬州炒饭。

    这次社长帮我们点了几样他觉得味道不错的菜推荐我们吃，还一直夸：“好吃。”我看着眼前几小碟子，拉面，饺子，麻婆豆腐…都是太普通的家常饭菜，过了明天，我就可以天天吃到了，想想都开心。

    饭后，周姐送我们到宿舍。跟来时一样，交代着我们一些回去路上该注意的事项。让我们将清洗干净的被褥和物品整理好，放在各自房间里的柜子里。下一期生来便可以直接取用。

    唐爱梅上班去了，我整理好自己的行李，将剩下的油米和冰箱里不多的几袋真空包装的咸肉留给了她。当初盼望这包裹的急切心情，和收到包裹时的兴奋历历在目，仿若昨天。还有她拼命让我带回家的柿子，我只拿了几个，其余的全放在她床头了。

    我将穿过的几件衣服也留下了。我希望这些东西或多或少对她能有点帮助。就像当初小霞回家时一样，她给我留下的不多的食物，救济了我很长一段时间。这里用救济这个词真的不为过，哪怕送我的半袋盐，半瓶酱油，对我来说都是很珍贵的。在日本买什么都贵，除非是打折后的商品，萝卜，盒装拉面，有时候只有一百日元。已经很便宜了，相对国内的还是贵了很多。这些酱油之类的瓶装调料都是在日本买的，剩下的也都是送给关系不错的人。

    我将柿子用衣服包裹好，希望能顺利的带回去。收拾妥当后，我环视着整个房间，一年了，这里陪我度过了三百六十五个春，夏，秋，冬。还记得墙上挂着的日历，是去年过年的时候社长送我们的，一个宿舍一本。当时我们还商量着挂到什么地方，找了半天，在我们房门后面看到一颗钉子。最后决定将日历挂在了我们房间，这日历就成了我用来记录归期的法宝。

    每天下班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在当天的日期上画个圈，表示今天结束了，离回家的日子近了一天。看着画得满满的一页圈圈，心里仿佛被这圈圈诅咒了一般，慌慌地。

    这顶灯的拉绳，还是我某件线衣上拆下来的。那次，夜里唐爱梅起床上厕所，迷糊中半蹲着拼命拉灯，刚拽着线的尾巴，可能没睡醒，还是着力不够，人一软，跌倒在床上。“砰”地一声响，吓醒了睡梦中的我，我急切的爬起来，拉灯，摸了半天，也没能找到灯的拉绳。唐爱梅迷迷糊糊地对我说：“别找了，绳子在我手上。”

    第二天，下班后，到处找绳子接灯开关，也没能找到。最后，我想到了我唯一一件旧毛衣，也是六期生留给我的。拆吧，是它派上用场的时候了。唐爱梅跟我一起拆了它，用了一个晚上的时间，将灯的拉绳接好。因为断的线太让人纠结了，它正巧断在了灯罩的边缘，接它就必须小心翼翼。动作猛了，怕线头断了。动作快了，肯定接不上去。唐爱梅看着我接的很累，一个劲抱怨自己的粗心。我安慰着她，我们房间的灯终会亮的。她听着我的话，呵呵傻笑。

    “我说，孔兰，你们打算将存折放哪里？”当我的思绪满房间飞的时候，听到张伶俐问孔兰。

    “我在这里。”孔兰得意地说。

    “你放这里啊？你这口袋什么时候缝上去的？”张伶俐很是惊讶。

    “孔兰，你也太神了吧。你什么时候将外套里面缝了一个口袋了？”曾秀丽问。

    “这件衣服我是从家里带来的，出来前我就缝好了，一直没穿，就是准备回国时穿的。”孔兰得意洋洋。

    “乖乖，你真牛，曾秀丽你准备放哪里？”张伶俐问曾秀丽。

    “我啊，不知道呢。我放袜子里怎样？”曾秀丽想出这一招。

    “至于吗？那样不搁脚啊？”张伶俐很不霄。

    “可是，要不然呢，包里不能放，行李箱里也不能放。”曾秀丽嘀咕着。

    “呼啦。”房间中间的移门被拉开了，曾秀丽问我：“恬恬，你打算怎么处置你的巨款？”

    “我还没想好呢，就放随身的挎包里呗。”我说。说实话，我还真没考虑过这个问题。

    “那不行，我以前在家的时候听老乡说过，我们那里的一个女人，也是从日本回去，当时她的钱就放随身的挎包里，刚下飞机还没出机场，包就被抢了。你说都冤啊。她还不像我们只有一年的工资，人家可是三年的工资。真要把人给急疯了不可。”曾秀丽说着摇摇头，叹着气，拉上门。

    “真有这么严重？”张伶俐跟我的怀疑一样。

    “真的，我觉得我们还是小心点。毕竟辛苦了一年了。”听着曾秀丽的话，想想真对。

    我该怎么办呢？以前在家里开店的时候，每次去进货的时候，都听到有人的钱被小偷摸走了。后来就有人想出个法子，将钱包缝在腰间。还有人将钱放在内裤里。这些方法倒是挺安全。可是我既没有现成的钱包可以缝在腰间，又没有带大口袋的内裤。

    “怎么办？”我坐在床上想了半天，也没想到好点子。索性不去想了，最后决定，将我的存折放在从百元超市买来的小包里挂在胸前抱着。这么想定了，我用卫生纸，将存折包好放进了卫生巾的包装袋里，然后又放在了包的最底层。才将一些生活日用品放进包里，看着自己收拾得妥妥当当的行李，开心地笑了。我终于打完日本这一仗凯旋了。

    晚上，唐爱梅下班后，我带她去了不远处的大超市，她也为她12月份的归期准备着。她说，今天她不买，我回去了她会后悔的。她害怕自己出了门，就找不到回家的路了。在我们几个人中，她是最放心和我去超市的。九期生也没人敢独自出门，八期生也都是一起出门。以前我和小霞去过几次超市，自己单独也没去过。我的方向感很强，去过一次，第二次肯定能顺利找到。这应该是唐爱梅常常说佩服我的一个理由。

    在超市我也没买多少东西，主要就是将钱包里的零钱花了，留了四五百元没用。我想让它们跟这钱包一样带回中国做个纪念。想想手中小巧的钱包。还是刚来一周后，“别岗”武中送我们的。

    那天中午吃完饭，在食堂我们掏出本就不多的两张两千日元，给周姐帮我们买大米的钱。因为害怕丢了，我们都小心翼翼地护着。张伶俐和孔兰装在塑料袋里，我和曾秀丽是用纸包着。坐在我们身旁的武中看到了连说，不行，不行。

    第二天中午，饭毕，她找到我们拿出四个漂亮的小钱包给我们，让我感动了很久。这个钱包陪着我度过了一年的日本时光，也是一个日本老人对我们的一份情。不管是怎样的一种情，我都将记住她，谢谢她对我们的关心。

    明天即将启程，这一晚我和唐爱梅聊了很久。她们三个人也跟我一样，叽叽喳喳说个没完。聊得最多的话题就是明天下飞机后，家里谁会为自己接机？家里的父母孩子期盼的眼神，以及此刻恨不得天亮的焦虑。仿佛又回到当初来日本前的那个夜晚。激动的心情难以言表。只是当初是囊中羞涩的不安，如今是满载而归的喜悦。

    我跟唐爱梅约定，等她回国时，不管我怎么忙，都一定到市里接她。我们几乎聊了一夜，仿佛这一年还没聊够。又仿佛我们这一别就是永远。我对她许诺国内我们一定再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