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办起了大食堂，各家各户的锅“夯锛锒铛”（全部）被收去大炼钢铁了。有些食堂不是一个生产队，而是几个生产队合并在一起。靠近食堂的生产队每一家都住了几户人，一起住一起吃，没有个人的私产，一句话“跑步进入了共产主义”。社员们的生活采取供给制，吃饭不要钱。当时的宣传口号是：粮食由我管，生活由我包。放开肚皮吃饭，鼓足干劲生产。

    在虎头拐子还流传着许多的顺口溜，我记忆最清楚的是：

    吃饭不要钱，

    想了几十年。

    如今来实现，

    快活似神仙。

    那些不住人的屋子，也被推倒墙头，土墼连同“千脚土”（屋子里的地面土）被当作肥料，全部运到地里垩田去了。秋天台风一到，到处是墙倒屋塌，断壁残垣的。大食堂开办的头几个月，还可以满足社员们统一在食堂里吃饱，后来，粮食越来越少。

    1959年春，在青黄不接的时候，由食堂统一煮饭，各家各户去食堂领饭回家吃。每天供应熟饭（大米饭和萝卜菜饭）的数量越来越少了。其主要原因大概是吃“大锅饭”、刮“浮夸风”、全民参加大炼钢铁、领导瞎指挥，又加上风灾、水灾、旱灾、虫灾等自然灾害，造成粮食欠收。

    在《镇志》材料搜集中，我走访了许多老人，其中我的堂舅张现开在回忆“共产风”时说：1960年秋末，他家六口人，每餐向食堂领半斤大米饭、半斤萝卜青菜饭（少量的米加上胡萝卜、青菜）。全家人每餐分到的熟饭数量还不够一个大孩子吃一顿饱。经常由孩子去食堂领饭，孩子领着饭在回家半途中就吃光了，当时的人只好吃树叶、青草、米糠等。由于饥饿，后来就出现了许多“黄肿病”人，村庄里天天死人……讲到这里张现开泪流满面，泣不成声。因为他的妻子和大女儿都在“饥荒”中，被“黄肿病”夺走了生命。

    后来的张现开还算幸运，在最艰难的时侯，他被选进大食堂里做了炊事员。

    1961年寒冬的一个早晨，雪花漫舞，寒气逼人。生产队食堂里照例煮好两大锅青菜胡萝卜稀粥，还未听到开早饭的钟声，张现开便在灶堂门口打起了盹儿。朦胧中他被“唏唏嘘嘘”的声音惊醒，睁开眼睛一看，只见锅台前有一个男子抱着小女孩。他一边用水瓢舀稀粥往饭罐子里装；一边朝嘴里猛灌，因为粥太烫，喝得太快，被呛得连连咳嗽，稀粥四溅……透过雾气，张现开看见男子抱着的小女孩一身翻絮露花的棉衣，一双露着脚趾的破鞋，一双没神的眼睛陷进“山坳”里，看她瘦骨嶙峋的模样，怪可怜的。还没等张现开站稳脚步，男子“扑通”一声跪在他的面前，结结巴巴地说：“大…哥，行…行好吧，我是…是找孩子她娘的…实在饿得没有…办法，才来偷吃的。我的老父亲已经几天没有吃东西了……”

    张现开看着眼前这个男子和小女孩，可怜巴巴的样子，心一下子软了下来。他什么话没说，拿起瓢把罐子里的稀粥舀得满满的，递给男子，让他们去活命！男子深深地一鞠躬，胆怯地走了。

    男子刚走出食堂门，就被生产队长碰见了。生产队长不问青红皂白，夺下男子的粥罐子，就往张现开的脸上砸，还恶狠狠地说：“来了一个逃荒的，你舀一罐子粥；再来一个，你再舀一罐子，难道你忍心让队里的人全都饿死吗？”

    小女孩被队长吓得哇哇直哭……张现开自知理亏，含着泪水没有说一句话。

    没有过多久，张现开“下岗”了，下岗的主要原因就是他“心太软”。这个决定是生产队委员会研究的，就因为张现开的“菩萨心肠”，使他们家失去了“锅上有人可乱端”的优越。从此，他们一家人更是饥饿难忍。

    张现开不因为“下岗”而改变自己与人为善的性格。他干脆与那男子一家三口，过起了同甘共苦的日子。

    那男子叫赵由平，他鬓角的头发略微秃进去一些，眉毛浓黑而整齐，一双眼睛没精打彩的，脸上有几颗“星星”，穿一件破旧青布棉袄。小时候，我叫他赵叔。后来，庄上也有人叫他赵麻子。

    小女孩叫赵萍，脸盘白白净净的，眉眼清清亮亮的。脖子上系一枚“太平钱”。一笑起来，嘴瓣儿像恬静的弯月，说话唱歌的声音，简直就是个“百灵鸟”，好听得很。我们都喜欢叫小女孩萍儿。

    张现开儿子张春，比我大些，我叫他表哥，有时也叫他春儿。萍儿比春儿只小一个多月。他们二人经常在一起捉迷藏、躲猫猫；一起掏萝卜，挖野菜……不多久，春儿与萍儿就成了一对形影不离的好兄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