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军开国上将一共57人，但1955年9月授衔时，名单上原本只有55位上将，还有两人是后来补上去的，分别在1956年和1958年单独完成授衔。这似乎有点奇怪，因为授衔工作其实从1952年便开始着手，为此还提前进行了严格的干部定级，总体脉络清晰，所以评衔尤其是评上将这样严谨的工作，不可能是临时决定、增增减减的。那为何后来还要单独追加两位上将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统一授衔后又被补授上将军衔的两人，是王建安和李聚奎。王建安在1955年9月授衔仪式进行时，正在青岛养病，无法出席北京现场，所以1955年没有授予他任何军衔。按照资历和战功，在第三野战军担任过兵团司令员的名将王建安，被授予上将没有争议。但是他被推迟授衔的细节，并不只是养病这样简单：当年有伤、有病、有事到不了场的人还是有的，这不影响公布评衔结果。

    解放战争期间，性格直爽的王建安将军曾有一次，因为对战术安排有意见，在三野野司与陈帅发生口角，顶撞了上级。由于解放军纪律性很强，不服从命令是很严重的，尤其是我军的高级将领，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主席也知道这件事，虽然没有直接干预三野的指挥，但是对王建安有了一个不太好的印象。1955年评衔，主席最终审定上将名单时建议拿掉王建安，只授予中将来提点一下他的言行习惯。

    按资历，是必授上将的人；主席发话，又不能不重新考量。负责上将授衔的是政工经验丰富的罗帅，老道的他权衡再三，用了一个折中的办法化解眼前的难题：让王建安先安心养病，授衔当天先跳过这个争议，什么军衔也不给，待合适时机、充分交流沟通后再给他一个适当的军衔。因此王建安当天没有到场，也没有在第一时间获得任何军衔。等到王建安康复后，已经是第二年了，主席没有再对补授军衔之事提出建议，罗帅明白主席已经重新思考了这件事，便提议补授王建安上将军衔，并获得了通过。这件事反映出了老帅的深思熟虑。

    另一名补授上将的李聚奎，则是另有原因。按照1955年授衔规则，原则上只给还处于军队系统内部的将领授衔，极少数过往战功特别卓著的除外。李聚奎资历很深，红军时就是军参谋长，抗战时担任386旅参谋长，解放战争期间在四野担任过后勤部长、野司副参谋长，按照革命履历完全可以授予上将军衔，也没有什么争议。

    但是李聚奎建国后的工作情况和上面提到的授衔原则有冲突：1955年他已经成为石油工业部长，属于政府部门的重要干部，不再符合军队授衔要求了。因此当年他没有授予任何军衔，并不意外。有意思的是，曾经长期在军队工作的李聚奎，1958年又因为工作需要调到了总后勤部当政委。回到了军队，还是这样高的军职，如果不匹配军衔是不合适的，况且李聚奎本来就是军旅出身的高级干部。因此在1958年专门为其补授上将，这是一个特殊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