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拉开了抗日战争的序幕。民族危机之下，爱国之士纷纷主张停止内战，建立合作，统一抗日。但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政府却仍然对中国共产党紧咬不放，实行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激起了社会各界乃至于国民党内许多有识之士的反对。最终，蒋介石的倒行逆施迫使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国民党将领发动“兵谏”，将蒋介石扣押于西安，提出“救国八项”，要求蒋介石联共抗日。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如今，在谈论其历史意义时，人们通常将西安事变作为抗日战争期间中国政治局势变化的一大标志。但对于当时的中国共产党，西安事变带来的影响更是直接涉及到军事力量的改组：达成政治上的国共合作后，红军正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即后来耳熟能详的“八路军”。

    当时的八路军主要首长，有总指挥朱德、副总指挥彭德怀、参谋长叶剑英、副参谋长左权，以及政治部主任任弼时。八路军麾下的三个师，分别是第115师——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第120师——师长贺龙、副师长萧克 ，第129师——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其中，副参谋长左权在1942年日军对太行抗日根据地的“扫荡”中，为掩护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等重要机关的转移而不幸牺牲，而政治部主任任弼时因高血压病反复发作，工作操劳，未能及时治疗，最终于1950年病逝。

    其余的九位首长，在1955年新中国的首次军衔授予中，有八位都被授予了元帅军衔；但剩下的这一位，不仅未被授予元帅，连大将的军衔都没有被授予，而是被授予了次一级的上将军衔，他就是曾担任120师副师长的萧克。  

    “粟裕震大将，萧克压上将。”1955年的授衔中，备受争议的两位将领，就是粟裕和萧克。在之前的文章中，我们已经讨论过粟裕被授予大将而非元帅的原因，（刘少奇推荐粟裕授元帅衔，而周总理为何否决粟裕力推陈毅？）这一次，就让我们来分析一番，抗日战争中，履历比肩元帅的萧克，为何最终仅是被授予上将？

    高开低走，解放战争中离开部队

    与元帅军衔的评定一样，55年的将军授衔中，其余军衔的评定同样是要从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三方面来详细考量一位将领的军事履历的。

    萧克的军事履历，还得从北伐战争说起。当时的萧克刚从黄埔军校毕业，加入了叶挺所部，一路北上，势如破竹。在这位共产主义革命先驱的影响下，萧克于1927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南昌起义时，萧克担任71团4连连长。这一职务虽然并不算高，但却奠定了他作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的深厚履历。

    南昌起义失败后，萧克回到家乡——湖南省嘉禾县。尽管在当地展开党的地下工作，组织建立了中国共产党南区支部。尽管这支部队战力低、装备差、军事素质不强，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些零散的、地区性的武装力量仍然是土地革命早期重要的一部分。而一手创建这支队伍的萧克，自然也称得上功勋卓著。

    湘南暴动后，萧克便带领这支队伍上了井冈山，与毛主席、朱德元帅的队伍会师。部队的壮大使得他有了发挥才能的战场，正值用人关头，萧克的职务升迁很快，到了1934年，他已经从基层的一名连长晋升为了红六军团团长。

    正是在这一年，面对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共中央最终做出了长征的决定。萧克带领红六军团转战十一个省份，耗时两年一个半月，最终抵达陕北。根据后来的资料统计，这支作为先遣力量的“英雄部队”，是长征时间最长的一支部队，其中艰辛可想而知。

    1936年，根据中央指示，红六军团与贺龙元帅率领的红二军团整合编为红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萧克任副指挥。这一年，萧克29岁，成为了红军中最年轻的方面军领导人。由此可见，萧克在土地革命时期的履历之深厚、功勋之卓越，不但大将中的不少人逊他三分，甚至和一些元帅相比也不遑多让。

    如前文所述，当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时，作为红军主要领导人之一的萧克，顺理成章地当上了八路军第120师副师长。若是照着这一发展趋势，莫说是大将，连元帅军衔，他也是可以一争的。然而，随着时局的变化，萧克的军旅生涯似乎也走上了下坡路。

    红军改编后，其主要作战方向也发生了变化，其中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建立敌后根据地。由于萧克过去出色的履历，他很快被中央派出开辟冀热察根据地，担任冀热察挺进军司令兼政委、军政委员会书记。这可是个建立功勋的大好机会——冀热察包括冀东、平西、平北三地，面积着实不小，且地处华北、伪满之间，如果成功建立根据地，堪称是一把插入敌人心脏的利刃。此前既然已有聂荣臻开辟晋察冀根据地的案例在先，挺进冀热察的任务，看起来大有希望。从延安出发时，萧克自己也曾赋诗言志：“建立挺进军，深入敌心脏。放眼冀热察，前途不可量。”

    但这一回，萧克的工作并不顺利。他刚一接手冀热察挺进军，就得到了日军攻下广州、回师华北的消息——这意味着挺进军原定的向冀东扩大发展的战略不得不暂时搁置，转而巩固平西，战略上转为防守。由于平西、平北、冀东之间联络困难，萧克困守平西期间，其他两地大多都是由各支队的八路军战士自行发展、管理党组织。比如冀东，几乎是由挺进军第十三支队司令员李运昌全权指挥，萧克并没能真正发挥他作为挺进军司令的作用。在这样工作不利的形势下，冀热察挺进军仅仅维持几年便被撤销，冀热察地区也就此划归晋察冀根据地管辖。而原先有望建立、管辖一方军区的萧克，也被调任为晋察冀军区副司令。

    也许是在冀热察的工作成绩不佳，再加上解放战争中英雄猛将辈出，萧克尚未在解放战争中参与几个战役，就被派去创办华北军政大学。尽管平津战役后他重新回到部队，此时担任的却是第四野战军的参谋长，比起军区副司令的职务，可以说是降低了一整个级别。参照解放战争中其他几支野战军，其参谋长在55年也多被授予上将、中将的军衔。由此可见，萧克的军旅生涯虽然开始得轰轰烈烈，后半段却并不非常出彩，而这就影响到了他的军衔高低。

    “站队”错误，政治问题影响军衔

    在往期文章中，我们讨论了粟裕被评大将军衔而非元帅军衔的原因，基本是从军事履历方面进行分析。其实，元帅、大将、上将等头衔，虽然是军衔，但与政治也并非全无关系。在我军的人员设置中，向来有政委、政治部主任等职务，这都反映了我军强调政治工作、从严治军的理念。而萧克将军最终被授予上将军衔，除了军事履历，也有政治层面的因素——在晚年的回忆录中，他提到，自己犯了政治上的“站队”错误。

    第一次，是在1929年，在陈毅与毛主席竞选红四军前敌委员会书记中。选举前的红四军第七次代表会议中，陈毅批评毛泽东搞家长式管理，指责朱德有旧军队习气，只讲“江湖义气”，不做政治工作。对于陈毅的错误批评，毛泽东极感失望，一气之下，要求离开红四军，到漳州一带去“做地方工作和养病”。受到红四军七大决议的影响，萧克在竞选中将票投给了陈毅。事实上，虽然陈毅作为此前的红四军代理前委书记，在军中有广泛的支持，但不少有主见、有政治觉悟的将领都认识到他对毛泽东的反对是错误的，这其中就包括后来被毛主席大为赏识、一路重用的林。最终，毛泽东仅以一票之差，落选了前委主席的职务。林与萧克当时在军中地位相当，虑及毛主席后来对林的信任和欣赏，可以见得，萧克的这一次投票，让他失去了一个在毛主席心中留下好印象的机会。

    第二次“站队”错误，则发生在萧克带领红六军团长征时期。到达四川甘孜时，领导红四方面军却违抗中央北上指令、坚持南下的张国焘派了代表来找萧克谈话。这位代表的谈话大意，是反对了中央的北上决定，并坚持声称四方面军选择南下才是正确的，萧克对于这一席话，既没有支持，也没有表示反对。然而，正是由于他的“不反对”，或许给毛主席留下了印象不好——张国焘这样擅自违抗中央命令的行为，是分裂红军的严重罪行，而萧克没有表态反对。从中可以看到，如果说第一次的“站队”还只是没有认识到陈毅对毛泽东的错误反对，并不算非常严重的政治错误，那么第二次的“站队”就显然是反对中央、分裂红军的严重问题。在这样的政治问题下，即便军事履历过关，考虑到元帅、大将军衔必须起到的表率作用，萧克显然已经不符合这一条件了。

    总结：1955年的授衔中，萧克的上将军衔，一直为世人所争议。然而，如果从军事和政治两方面都做出客观、全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萧克的“第一上将”之衔，是毛主席和中央军委经过深思熟虑后给出的最合适的军衔，也反映了从严治军、重视政工的一贯作风。同时，以萧克将军的履历而评上将军衔，也使得一众力争大将军衔的将军心服口服，确实谈得上“萧克压上将”一说。1980年，萧克当选为政协副主席，成为副国级领导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