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3月，来势汹汹的胡宗南部，在陕甘宁边区青化砭镇挨了一顿毒打，随即认定我军主力在延安东北方向，胡宗南急令刘戡率麾下6个旅，顺延榆公路进行包抄反扑。刘戡部一路追到神木，什么都没发现；于是又反过来扑到定边，又连根毛都没看见。扑空是正常的，因为我军主力早已实行战略转移了，中央机关也来到绥德城南的枣林沟一带。3月29日深夜，中共中央在曾经默默无闻的枣林沟，召开扩大会议，就中央机关留在陕北，还是东渡黄河等问题，进行讨论和决策。

    会议上，出现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是朱德、任弼时，代表各大解放区领导同志的电报意见，为了中央和毛主席的生命安全，建议东渡黄河，之后待在相对安全的晋西北、太行山等地区都可，这更利于对全国解放战争的指挥。

    毛主席对此表示非常的理解，这是可行的，安全性较高的；遇到回答，最怕的就是；毛主席紧接着说道“但是”：我留在陕北，才能拖住胡宗南，减少其他战场的对敌压力，利于其他部队打胜仗，这是从全局考虑的最优解。这样做的唯一弊端，就是极度危险，完全是走钢丝，稍有不慎，那将是万劫不复。

    经过激烈的讨论过后，选了个折中的方案：中央书记处的五大书记，一分为二，毛主席、周恩来、任弼时留在陕北，主持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工作；刘少奇、朱德东渡黄河，前往华北进行中央委托的指导工作；还有一支就是叶剑英和杨尚昆，转到晋北地区去，负责中共中央机关的后方工作。

    此次会议，还决定了保卫毛主席在陕北的中央警备团的兵力。毛主席坚持只要4个半连，其余的全部过黄河去。朱德强烈反对：“这绝对不行，太少了，装备又不好。”刘少奇提出：“再加一个团吧，这样我们也放心点。”毛主席坚持不要：“兵还是留在前方消灭敌人好，我们靠陕北的人民群众，自己能保护好自己。”

    枣林沟会议召开后的第二天，刘少奇、朱德、董必武、叶剑英等人，各自奔赴各自的去处；留在陕北的中央机关和4个半连的警卫团，被整编成4个大队，代号“昆仑纵队”，任弼时是纵队司令；为了提高安全性，纵队的主要领导都取了代号，毛主席是李德胜，周恩来是胡必成。毛主席、周恩来等人，在敌人的围追堵截中进行穿插；西北野战军放开手脚，四处痛击被分散了力量的敌军：羊马河战役、蟠龙战役，加上之前的青化砭战役，三战三捷，战果颇丰。

    5月14日，安寨县赵武洞镇上人山人海，陕甘宁边区的军民在举行大会，庆祝三战三胜的胜利。大会上，周恩来宣布：“党中央和毛主席都还在陕北，指挥战斗！毛主席请我转告大家，一日不消灭胡宗南匪军，他一天不离开陕北人民！坚持与边区军民一起奋战，同甘共苦！祝捷大会召开后，胡宗南收到了毛主席还在陕北的消息，大惊失色；远在后方的蒋介石听到这个消息，大骂胡宗南无能，连在眼皮子底下的中共首领都看不见、搞不定，并强制命令道：“损失三个师，也要抓住毛泽东！”国民党军借助美国人的最新科技——电台测向仪，发现毛主席在陕北的准确位置。于是，胡宗南让刘戡戴罪立功，率领4个半旅，突袭毛主席所在的王家湾。当时毛主席身边，只有4个半连的警卫团包围；其实，即便是4个半团作警卫，也不能正面打退来犯敌军，只能起掩护作用。形势严峻，毛主席、周恩来、任弼时在窑洞里，对着墙上挂着的军事地图，进行对策研究。敌人主力向西边来，毛主席坚持向西走，任弼时坚持向东走，双方争执不下。争执过程中，任弼时特别激动：“向西走，很可能撞上刘戡的4个半旅，即使避开，那也进入了马鸿逵的防区，他可是有八个骑兵团啊。”毛主席一边猛吸烟，一边听着，表情十分严肃。

    最后，毛主席说服了任弼时，一锤定音：“不渡黄河，最危险的地方倒可能是最安全的，置之死地而后生嘛。”此次转移中，毛主席率领的中央机关和“昆仑纵队”，在黑灯瞎火的暴雨下，最近时离敌人只有不到几百米的直线距离。大家的心，随着山下火龙般追军的移动，都快跳到嗓子眼了。毛主席却镇定自若，看起来很轻松，望着这雨，打趣道：“这雨下得好啊，再过半个月就可以收麦子了，我们能吃上新麦的白面馒头了。”毛主席的话，让大家焦躁不安的心，逐渐平静下来。快要天明时，毛主席带队继续转移，成功脱离危险，跟敌人的4个半旅擦肩而过。毛主席的谋略和胆识，实在是世上绝无仅有的顶级！前无古人后无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