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时任解放军第一任总后勤部部长的杨立三，因脑癌医治无效，不幸去世。他的追悼会在12月7日举行，周总理万分悲痛地来到了八宝山革命公墓，在会上周总理亲自致悼词，表达他对杨立三的哀悼、缅怀与敬意。

    此时，我国还实行土葬，11日起灵时第一个执绋的是周恩来，他坚持为杨立三抬棺，伤心地说道：“无论如何我都不会忘记杨立三同志的救命之恩，我必须要送他一程，不然就是死人都会说话的。”

    绋，特指出殡时拉棺材用的大绳，执绋送葬表示和死去的人关系亲密，以及对死者的尊重和敬意。

    我想大家都很好奇，为什么周总理会说杨立三救了他？他们之间究竟发生过什么，让二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接下来，小编带大家了解一下吧！

    杨立三抬周恩来过草地

    1935年8月，红军开始过草地，即使正在生病中的周恩来也不得不跟部队一起前进。此时周恩来的身体已经极度虚弱，又因连续多日高烧，经常昏迷，已有很多天没有进食了。大家看到周恩来这个样子都很难过，却又无可奈何。

    长征路上，周恩来即使病重，依旧没有停下革命的脚步。每到一个地方，周恩来就随便找个地方坐下来，一刻不停地处理各军团发来的电报，研究敌情、回复电报，每次等处理完事情天就亮了，还没休息又要开始和部队一起行军。

    甚至有时候过度劳累，睡眠不足，走着走着就会昏倒在路上。杨立三看到后，赶紧将周恩来扶到担架上，让他休息。当周恩来从迷糊中清醒，看到自己躺在担架上后，立刻要下来。

    因为这件事情，杨立三甚至和周恩来吵了起来，周恩来看着因为气愤而憋得满脸通红的杨立三，严肃地说道：“现在是红军长征路上，路途艰险，我们的担架是留给最需要的人用的。”杨立三听到周恩来说的话，也只能无奈地让他步行。

    可这次周恩来的病情来势汹汹，最初医生以为就是行军路上常见的疟疾，但几天过后仍然高烧不退。医生再次诊断，发现周恩来肝脏肿大，皮肤发黄，最后确诊为肝炎，此时已发展成了阿米巴肝脓肿。

    由于长征途中没有良好的医疗条件，药物也非常稀缺。为了给周恩来降温，医生让通讯员去60里以外的高山取来冰块敷在肝部，可却远远解决不了问题，行军路上，这该怎么办呢？

    彭德怀面对这种情形也是焦急不已，思索一阵后，毅然决定：“抬！”因为彭德怀在革命道路中通过实践，充分了解到周恩来对革命队伍的重要性，所以他知道无论如何都要把周恩来抬过草地。

    决定好了，彭德怀立刻找来参谋长萧劲光，嘱咐道：“周恩来同志因为生病，无法行动，我要你立刻组织一个担架队。我们就算是丢掉一些装备，也一定要把周恩来同志抬出草地！”

    萧劲光接到任务后，马上从部队里挑人组成担架队。当时干部团团长陈赓知道后主动找到彭德怀和萧劲光，要求担任担架队队长。杨立三知道后，也坚决要加入担架队。

    陈赓却严词拒绝了，劝道：“杨部长，你的身体不是很好，就不用参加了。要是你自己一个人能过草地，我一定请你喝酒。”杨立三坚持要加入担架队，坚定地对陈赓说：“你说话算话，我不仅一个人安全过草地，我还要抬着周恩来同志一块儿过去，你等着吧！”

    陈赓听了他这话也是哈哈大笑道：“好！杨部长，我等着，要是你能抬着周恩来同志一起过草地，我一定请你喝酒，让你喝个够！”

    这注定是个艰难的行军！尤其是在8月份，草地地势低洼，无比泥泞，而5月到9月又是梅雨季节，很容易让人陷进泥沼。在下大雨时，杨立三和陈赓赶紧拿出油布和斗笠全部盖在周恩来身上，他们自己却毫不在乎，淋得像落汤鸡。

    杨立三撑着病体抬周恩来过草地，两天他的肩膀就被磨烂，脚和腿部也被刮出了一道道口子。加上一直泡在雨水、泥水里，伤口变得红肿溃烂，虽然让他感到一阵钻心的疼，但杨立三却一声不吭，一直默默坚持，如果不是同行的伙伴发现，谁也不知道他的伤势。

    大家伙儿都劝他不要再抬了，可杨立三根本不听，依旧轮班抬担架。周恩来看着杨立三和红军战士们这样为他受苦，内心很焦急。一次次想从担架上下来，都被他们劝阻。

    就这样，经过七天七夜的艰难行军终于把周恩来抬出草地，但一出草地，杨立三就病倒了。周恩来看着杨立三虚弱的样子很感伤，说：“我永远不会忘记，我能够出草地，是你们拿命把我抬出来的啊！”

    除此之外，杨立三作为“后勤之父”，在漫长的革命斗争中留下了许多感人肺腑的故事。今天，来为大家讲述其中几件事情，你或许就能明白周恩来如此重视他的原因了！

    设计制作革命军军旗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举行“八七会议”，会上确定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开展土地革命的总方针。8月30日，再次确认将集中力量在条件较好的城市发起起义，像平江、安源等地，并由毛泽东来领导此次起义的一切工作。

    会议结束后，毛泽东立马来到安源，召开有关秋收起义的军事会议。在会议上，他们决定要公开打出革命的旗号，组建第一支工农革命军。随着革命形势不断发展，毛泽东在秋收起义前向中央指出：我们已经不需要再打着国民党的旗帜了，我们要打出属于我们中国共产党的旗帜，只有共产党的旗帜才是人民真正的旗帜！

    因此在起义前夕，组织交给杨立三和何长工两人一项特殊任务：设计制作革命军军旗。对于能够设计、制作共产党旗帜，两人都非常高兴和荣幸。但要设计成什么样子，他们毫无头绪，加上情况紧急，留给他们的时间不多。因此他们首先征求身边人的意见，综合大家的建议连夜干起来。

    其实把这项任务交给两人非常合适，何长工和杨立三是老乡，彼此熟悉，有默契。何长工曾在国外留学，见多识广，对别国旗帜也有了解。杨立三则一直在国内革命，了解我国军旗的样式，两个人能够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做出适合我军的旗帜。

    经过他们几夜的奋斗，终于设计出了工农革命军的第一面军旗，其意义非同凡响。设计的这面军旗总体是一个鲜红色的长方形，红色象征中国革命；红旗中间是一个大大的五角星，象征共产党领导；五角星里面镶嵌着镰刀和斧头，象征工农群众永远团结在一起；紧靠的旗杆上还有一条十厘米宽的空白，上面写着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的番号，威武非常。

    旗帜设计出来时，所有人都赞叹不已，非常喜欢，众人一致认同它为我军的旗帜。确定下来后，召集所有裁缝师傅，紧急赶制军旗，其中主动加入的就有40多位师傅。最终在起义前夜，他们终于赶制完成缝制了共100面崭新的军旗。

    我军护送军旗挂在修水县城最为醒目的位置，这面旗帜激励了无数战士和万千革命群众，大家同气连枝，共同为革命奋斗。工农革命军正是在军旗的指引下一往无前，奋力拼搏。此后，工农革命军的军旗样式也做了多次修改，但组成军旗的图案：五角星、镰刀、斧头以及鲜红的颜色都没有换过，一直保留至今。

    在抗战最艰苦的时期造出“饻”字

    或许很多人都不认识饻字，它的发音读“西”或“系”，是后勤部部长杨立三发明的，而它诞生在抗日战争中最艰苦的时期。那么这个字的来源是什么？又为什么会诞生呢？

    当时处于战乱，还有连年大旱和蝗灾，导致农民们都没有收成，让食盐和一些日用品的价格疯狂上涨，给工人带来了极大困难。那时的年代实行半供给制半工资制的制度，其实就是衣服是公家发放，但伙食是工资制。

    过去工人都是靠工资生活，但因物价上涨连自己也养不起。尽管后面工厂有给工人们涨工资，但依旧是杯水车薪，工资赶不上物价上涨，很多工人都情绪激动。

    作为后勤部部长的杨立三立志改变这种情况，经过反复调查研究，最后他决定将以货币为单位的计量方式，改为按实物为单位计量发放工资。这个实物的选择，经过大家一致认同定为小米，将各种费用都换用小米的数量来表示。

    用的人多了就需要一个字来表示这种计量单位，于是杨立三就取了“食”和“衣”，两者相结合就成了“饻”，音就取了他口头常说的“系数”的“系”字读音。

    而且杨立三还统一了计量单位，让大家换算更为便捷。统一为一饻是小米2斤、小麦2斤、食油5钱、盐5钱、中等白土布1方尺、煤1.5斤。一个“饻”节约一点用，甚至能成为一家三口一日的开销，让更多家庭吃得起饭。

    至于用“饻”发放工资的方法，按各地各种实物每个月15日的市场价格换算出每饻价值，再算出每人应得的工资，最后发放到他们手中。党中央为了确保价格真实合理，在各个单位都成立了由党支部、行政后勤以及工会组成的三人小组，每个月都要按时去市场调查情况。

    以饻为单位拟发放工资的办法受到了工人们一致好评，尤其是携带家属的工人，他们的生活得到了保障，工作积极性也大大提高了。这种“实物分”制度直到建国后物价稳定才取消。

    1953年，中央召开的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在5月6日就此次会议的议题以及一系列准备工作专门致信杨立三，表示：在5月20日召开的会议上，军费问题，杨立三应参加。句话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对杨立三的看重。

    成功组建国家食品工业部

    新中国成立后，杨立三被毛泽东任命为国家食品工业部第一任部长。因为食品工业部刚成立，一切都需要杨立三去完善。之前杨立三就是长期搞后勤工作的，并且完成得非常好，有管理军队里军需工作，像面粉厂、饼干厂等经验。

    虽说如此，但一直在军队里工作的杨立三，对国家食品工业部应该怎么搞，他也很苦恼，可党把任务交给他那就一定要好好搞。为了搞好这个部门，杨立三主要有两个办法，首先找了许多国内外有关粮食等方面的书籍，学习、研究有关这方面的知识；再选出自己想要的骨干干部，搭一个大框架，再去下面进行研究，有针对性地提出问题、解决问题。

    然而新中国刚成立，到处都缺人才，要去哪里挑选骨干呢？最后，杨立三还是去了最熟悉的地方——部队，选了宋裕和来担任副部长。其实他和杨立三一样，都是军队的老后勤，而且对于宋裕和，杨立三再相信不过了。

    早在苏区杨立三工作时，宋裕和也在那儿工作过，两人干的都是后勤工作。红军长征到陕北时，宋裕和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粮食局局长；抗日战争时期，先后担任新四军军需处长和供给部长。能够把他调到工业部当自己的助手，杨立三更有信心办好食品工业部。后来，杨立三又调来了一批骨干，最后招收了一大批从大学毕业的青年学生。

    为了解决食品工业部办公场所位置的问题，杨立三每天亲自带人到处考察场地，最后在北京一个老胡同里看中了一处住房，与当地政府联系出钱买了下来，当作他们办公的地方。

    最后中央确定食品工业部的任务是代表国家管理粮食加工业、油脂加工业、烟草加工业以及糖类、鱼类加工业，将它们暂时成立为五个业务组。除了这5个业务组外，还另外加了一个办公厅，一个干部组，都是工业部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了更好开展食品工业部的工作，中央还特地派遣了两位来自苏联的顾问，一位是克里瓦赛耶夫，还有一个是巴洛夫。两人都是有关食品制作的专家，他们的技术也为工作顺利展开，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和帮助。

    在食品工业部工作期间，还有一段佳话，就是杨立三确立“八一粉”的事情。在过去的标准面粉是每百斤小麦出精粉70-75斤，剩下的25-30斤麸（fū）皮都去喂了牲口。杨立三觉得这样出粉率太低，加之也有些浪费。为此，杨立三还专门找研究这方面的人员和专经过他们夜以继日反复研究和试验，最后成功将小麦的出粉率提高到81斤，还保留了面粉营养价值的问题，有效缓解了有关粮食短缺的问题。后面，这件事情还专门作为一个提案上交到政务院进行讨论，很快就获得了好评，一致通过了这个提案。“八一粉”正式诞生，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它一直是享誉全国的面粉。

    不占任何便宜

    新中国成立初期，有关部门根据杨立三的级别以及工作需要，按规定给他配备三个人员，但杨立三却坚持不同意：我不需要这么多人为我服务。最后只要了在工作上帮助他的通信员和警卫员，而且这么多年他和夫人李琴依旧每天在食堂吃饭。

    1    1950年，杨立三因病住院，但心里惦记工作，没等痊愈就出院了，每天继续工作。秘书处的同志看到他这副拼命的样子很担忧，就给他送了点水果，却被他严厉批评了一番：“我们没有这样的规定，无论是谁都不许再这样做了。”

    食品工业部管理着很多工厂，一些新服装和食品生产出来后，工厂想送一些给领导干部试穿试吃。杨立三知道后很生气，如果要试，应该拿给人民群众去试，人民说了好才是真好。所有领导干部吃了、穿了都一定要付钱，绝不占国家和人民一点便宜。

    10月，杨立三长期疲于工作，身体早就不行了，但为了工作，他一直强忍病痛。这时，他正忙于制定新的军队有关财务工作，为即将实行的薪金制、军衔制做准备工作，每天投入工作，都顾不上休息。

    没过多久，杨立三在工作中总感到力不从心，很是疲惫，甚至左耳边起了个疙瘩，还导致左脸麻木。李琴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催促他去看看，但杨立三总以工作原因为由不断推辞。李琴只好假装自己不舒服，一定要他去看病。好不容易到医院，李琴赶紧将他拉去做检查。

    医生给杨立三检查过后，建议他马上去北京的医院做进一步检查。谁知，经过一系列检查后，初步怀疑是癌症，但暂时无法确诊。中央军委知道后，立刻决定要送他去莫斯科的医院接受治疗。

    可杨立三听到中央军委的决定时，表示自己并不愿意去苏联。因为去苏联治病，花费太大，只想在国内治病，不想给国家增添负担。最后还是在周恩来和各军委领导的一再劝说下，才好不容易同意去苏联治病。

    到了苏联的医院后，经过进一步检查和专家会诊，确诊为恶性脑瘤晚期。疾病不断折磨他的身体，却摧毁不了他的意志，积极配合医生治疗。即使是在病中，杨立三也保持军人的生活习惯。

    在莫斯科，他们饮食习惯都是西餐，虽然杨立三不喜欢，但因为身体原因还是吃了。可李琴却看出来了，便提议去大使馆吃中餐。谁知杨立三马上摇摇头，说：“千万不要这样做，那样太麻烦别人了。有口饭吃就不错了，以前饭都吃不起，慢慢我就会习惯了。”

    驻苏大使夫人刘英也表示愿意每天提供一顿中餐，但杨立三还是拒绝了。后面还是刘英又表示可以让李琴带回医院吃的时候，杨立三才同意，不过还是特意提醒李琴一定要付钱。

    1954年，杨立三因病情加重，在莫斯科不幸去世。就在他逝世的前一天早晨，医生照例询问情况时，杨立三的回答依旧是：继续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