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家，自打爷爷在1940年的春天，于内外交困的不幸生活打击下，失去了生活的勇气，在国仇家难里看不到希望开始，整天无心于生意，而是喝酒赌博，三天俩醉，两天仨倒，一把麻将牌把最后一处房产输掉，又死不瞑目地去世之后，撇下怀有七个月身孕的我奶奶和十一岁的我父亲，寄人篱下，住在别人家的牛棚里、秫秸圈里，我奶奶独自生下遗腹子的叔叔没有成活。此后，奶奶与父亲相依为命，父亲又面临着成家，和奶奶在集上拉茶炉子之后，又到处打短工，自己辛勤劳作积攒下一点钱，就和邻居方大娘家一块买了陆姓家族的一块闲置场院地，总共六间屋的面积，两家一分为二，各是三间屋的空儿，盖起三间草房，总算安定下来。

    方大娘家在西边，我们家在东边，两家院里没有隔墙，就像一家人一样处着好多年。再后来张绳匠家的老三——送上门来的媳妇的三大伯哥又在我们家的东边买了相同的地，做了我们家的东邻。中间打了隔墙。

    父亲盖的三间草房，已有几年了。父母结婚的时候，西边的两间房是一个通趟的，父母就住在这个通趟里。东边那一间是独立的，奶奶住着。中间用竖起的一领箔做了隔墙。

    这几年下来，草房子早已漏雨，每逢天下大雨，外面大下，里面小下，外面不下了，里面还在下，盆盆罐罐甚至用来吃饭的大碗都拿来接雨，滴滴答答，叮叮当当作响，要看漏雨的情况，随时还要移动着盆盆罐罐，来接漏得最厉害的地方。人比雨还忙，外边雨下完了，屋里的人还在忙着处理盆盆罐罐和积水，尤其是夏天雨季来临的时候。

    这样，到了1956年的春天，日子在行进中渐渐地趋于平稳了，有二哥哥长着，母亲的身体也比以前好多了，一家人还是带出了精气神儿。父亲就又用平时节省下来的钱，请了几个人来帮忙，把低矮潮湿的草房翻盖成了青瓦的稍稍大一点的房子。从年轻时就享受惯了的我奶奶，这一下又找到了感觉，高兴起来了。抽空就抱着我哥哥，里里外外地盯着房子打量了又打量，端详了又端详，半是自言自语，半是对我哥哥说：“哦，臭小子哎，咱家住上了大瓦屋呢！是俺这个大孙子给奶奶带来的，俺这臭小子有福气呢！”

    “臭小子”是奶奶给我哥哥起下的乳名。在口头语中，加了儿化韵还好点儿，去掉儿化韵总是令人觉得不堪，多年后哥哥也嫌弃自己这小名了：“干吗给我起这样的名字呢？”奶奶对哥哥做了解释，后来母亲对我转述，说是二哥哥因为大哥哥的早夭，更显得金贵。农村人本来没什么文化来起好名字，可是，只因为内心里感到物极必反，越是金贵，就要越起一个人人想不到的名字，而且越难听越好，孩子好拉巴。相信命，在无形之中就被这极其难听的名字给罩住。再说一个男孩子，也没有那么多的讲究。可是顾及到已经懂事的哥哥的面子，母亲也有段时间感到，这样的名字，的确不好听呢！还不如东邻居张绳匠家老三的儿子——狗剩的名字好听点儿。那是狗剩上面有六个姐姐，到了狗剩这里终于换了性别，盼星星盼月亮一般，如获至宝，一样金贵着呢！

    我们那个清口镇，早就说过，是处在津浦铁路线上，属交通要道，曾经是战略军事要地。自1913年铁路建成通车以来，更已是商贾云集，生意兴隆的商贸之地，火车站上进货出货，天天忙碌着。到1957年的春天，已建成小有规模的五大公司：粮油公司、百货公司、盐业公司、土产公司和农资公司。

    父亲他们干得最多的活儿，是属于运输粮油、土特产等，后来就将粮油公司和土特产公司都划归在县外贸公司的名下，属于其子公司。而在这五大公司之外的搬运工会，进了城里，在原来的第一运输公司之后，成立了县第二运输公司，老百姓口头上简称为：二运。这一个运输公司里的人，都是我们镇上和镇周围村庄里选出来的精壮小伙子，在进城之前，在我们镇上也是非常有名的。平时他们除了干活儿之外，年呀节的，或者比较清闲的时候，就自己搭戏台子唱戏。在繁重的劳动之余，博大家一笑。既放松了工人们自己的心情，同时也娱乐了工会周围的群众的心情，丰富了彼此的业余生活。

    那时候有一个工人名字叫岳茂兴的，他是当年一再追求过我母亲却终于无缘的岳老三——岳茂胜的大哥。人长得圆脸，大眼睛，高高的个头儿，白白的皮肤，活泼，幽默，平时就是爱笑的人，被称为“笑瓢子”，一时成为名人，提起他，镇里镇外没有不知道的。挑大梁的岳茂兴擅长唱青衣和花旦，扮相俊美，活泼有趣。演过《打金枝》里的升平公主，唱过《断桥》里的白娘子。一个人还常常同时演两个人的角色，这时候他又会演一演小生的角色了。唱念做打的，还挺像是那么回事儿。当时有句顺口溜儿在群众当中流行，叫做：工会里的戏是真好听，出来进去岳茂兴。

    意为全是岳茂兴一个人的事了。

    每当工会里又要唱戏的时候，工人们回到家就会告诉家里人前去观看。我干姨领着他的两个儿子，我母亲抱着我哥哥，他们也一起去看过戏。只是当戏唱到热闹处，我母亲脸色会有凝重的时候，我干姨就在一边猜想，我母亲的心里是否又闪过了那个会造笛子也会吹笛子的岳茂盛的影子？因为岳茂盛和他大哥岳茂兴兄弟俩长得也最像，性情也有许多相似之处！只是自从他被孙大爷爷老两口拒绝了向我母亲求婚之后，他就像变了一个人，成为一个不会笑的人，成为一个自己爱喝闷酒的人。尽管岳茂盛也早已结了婚，并且一连有了两个女儿。

    1957年我父母不过二十七八岁的年纪，只有我哥一个孩子。春天，搬运工会在通知大家随单位搬到离家不足三十华里外的城里去的同时，也发动大家回家去做家属的工作，动员一块儿进城。说好了单位上给安排房子，还能够立刻给办理城市户口，家里有几口人去几口人，去几口人就给安置几口人。我父母自然十分高兴。但是当我父亲做我奶奶的思想工作时，一下子卡了壳。只听奶奶出来进去、里里外外地看着我家的新房在嘟念：“我这十多年住人家的牛棚、秫秸圈，好不容易住上了自己家的大瓦屋，我哪里也不去！”再劝，奶奶依然坚持她的：“打死我也不去，谁爱去谁去！我就是死，也要死在自己家这大瓦屋里！”

    和我父亲同在搬运工会的干姨夫，回家做干姨的思想工作时，一下子就做通了。而且干姨的公公婆婆——孙大爷爷夫妇，因为不只是干姨夫这一个儿子，所以很痛快地支持干姨和两个孙子跟着我干姨夫一块儿进城，而他们留下来，守着三儿媳四儿媳在家。干姨的三小叔子已经在我们那里的铁路上做了搬道叉的工人，四儿子则是随百货公司也进了城。

    这一次，干姨带着她的两个儿子，随着干姨夫，高高兴兴一同进城去了。临行前，他们夫妇带着两个儿子还专门去我家，动员母亲一块儿去，相互好有个照应。奶奶一听，立刻不高兴了。他们也自觉感到是在讨了个无趣。

    干姨他们走的那一天，大包袱小兜搂的，收拾好了所有随身带的物件，用地排车都拉到了火车站。我母亲抱着我一岁半的二哥哥，去火车站送干姨……

    一向要强，做事追求完美，对外面的世界也有一种强烈而美好向往的母亲，对此事纠结了好久，但是有奶奶压着，有我父亲压着，而我父亲又特别听奶奶的话，我母亲说话根本不当话，也没有她说话的权利，一点儿家都不当呢！除了无奈还是觉得无奈……

    可总起来看，愿意全家搬进城去的还是占少数，约四分之一，还是像我父亲这样的多：家继续留在镇子上，只光杆司令随整个单位搬迁去了城里。

    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我奶奶了：

    从旧时代过来的我奶奶，难免有着旧时代的烙印：小脚，没文化，所以没有什么眼光，只是顾着眼前的利益。没名字，独立性差，性格懦弱又固执，一有什么事儿，先是张开大嘴就哭，传统观念又极强。她约有一米六七的个头儿，五官还算周正，黑白各半的头发很厚实，长到腰间，窝成一个馒头样儿的头发卷糊在后脑勺上。外面罩着一层青线织就的网子，卷的上和左右三个方向，各插了一个灰白的\"U\"型卡子，仿佛是铝制品的，泛着一层微光。她的左眼眉开头处挨近印堂穴的位置，有一个明显的像大粒花生米一般个头儿的黑头大痦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