姑姥娘一直参加生产队地里的劳动，每年过秋——我大约从六岁半那年开始，到上小学和初中放秋假的时候都去。总是在一开始忙秋的时候就被母亲给送到姑姥娘家去了。小小的我跟在姑姥娘身后，陪在姑姥娘左右。

    每天早上，天还不亮，生产队长就围着他们那个小村子“吱吱”地吹过了那种铁片子的三遍哨子之后，就又挨门挨户“乒乒乒乓乓乓”地拍着大门在叫了——长辈的，该叫大叔的叫大叔，该叫大婶的叫大婶，同辈的该叫大哥的叫某某大哥，比自己小的，就直接叫了名字……大家才懒洋洋地从各自的家里陆续出来了。此刻天就开始有一点麻麻亮了，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就都朝地里出发。没睡醒的还有的打着哈欠，睡醒了的，也蔫头耷脑的，毫无生机可言……

    而我自己，就觉得头有点大，晕晕乎乎的发木，脚下像踩着棉花包。

    家离地大约有好七八里路远，比从我家到我们那里的地还远好多，我又跟在姑姥娘身后走在那沙子多于泥土的羊肠小道上了。我从天还不是太亮时的模模糊糊中开始，长时间地看着姑姥娘背着草筐，在我身前不远处一左一右地来回晃动着她高大的身躯，我们彼此并没话。但走着走着就会听见她先是重重长长地叹了一声，接着就会听见她半是自言自语，半是说给我听似地无奈说道：“唉，葫芦老了能锯瓢，人老了，有什么用呢？”一字一顿。然后发出一种半是呻吟半是号子般的声音，似乎在努力给自己鼓劲……

    后来我算一算姑姥娘那时也不过才五十几岁的年纪。

    到了地里之后，有社员已开始行动了，在土质较好的地里，男劳力（整劳力）开始刨带瓜秧的地瓜，妇女们（半劳力）的活儿是摘地瓜，并把地瓜隔段距离打成堆，再隔段距离再打成一堆。

    在那些人当中，看上去只有姑姥娘和另一个老太太年龄最大。那另一个老太太干瘦的样子，满脸皱纹，个子也不太高，也是和姑姥娘一样都裹了小脚。可是姑姥娘永远是一张平和的四方大脸，还带着些红润，脸上也依然有几个不仔细看就看不出来的麻子。依然高大的身躯。

    有时我会盯住她看：这么好的脸怎会命不好呢？

    姑姥娘是唯一坐在新鲜的刚刚刨过的地里摘地瓜的人，她那时就已穿上了自己缝制的薄棉裤。因姑姥娘为人好，在她前面刨地瓜的，或是邻垄摘地瓜的年轻些的人们，在干好自己的活儿的同时，就帮姑姥娘这边把刚刚刨下来的地瓜拉到她的跟前，堆放在那里。这样姑姥娘就会少挪一个地方，省了来回跑，减少了劳动量。地瓜堆也在她一伸手就能扔到的位置，是其它地垄里的人提着三系子筐过来倒——这工序姑姥娘又省了，直到将大半沟子的地瓜刨完摘完时，才起身挪一个地方。于是姑姥娘刚刚坐过的那里，就成了一个圆圆深深又平滑的小坑。

    我的活儿是：看见姑姥娘近前带秧的地瓜堆得多了，我就站在姑姥娘不远处帮忙用力摘地瓜；看见摘得多了、堆放的带秧的地瓜少了，我就再去忙着到整劳力身后往姑姥娘这边拉刚刚刨下来的地瓜。在来来回回的忙碌里，就会有一种收获的喜悦，还带着一种当时虽说不上来却完全能体会的温情——来自他人的关怀弱者的温情，以及对我这来自“城里”的小劳力的钦佩与仰慕……

    当一块地里所有的地瓜都刨完之后，就在地里放个大磅秤，用荆篓盛了在地瓜地里过称分地瓜。队长、会计、保管员都到了，指挥的指挥，念名字报斤两的念名字报斤两，过称的过称，又彼此监督着。但分到每个人手里往往就变成了很小的一堆儿，每一堆儿的最顶上还有一张被一块地瓜压着的写有名字的小纸条，无疑，写着谁的名字，那就是谁家的地瓜了。一个村子，同姓的人很多。

    等忙着分完了，有弄回家去的——用两个三系子筐挑，或者用适宜于山路行走的独轮车来推；有就地擦成地瓜干直接晾晒在那里的。我的任务就是将姑姥娘擦下的地瓜干一片片均匀地摆开来，直蹲到两腿发麻。幸亏中间有端地瓜干的来回趟，算作休息，每一次只端一小条编筐子。摆好后两天翻一遍，没雨，三五天就可以拾回家了；有雨就在雨前或雨中赶紧拾起来。

    有不愿多擦地瓜干的就多留些鲜地瓜，放到自家的窨子里随吃随拿。

    他们那时交的公粮都是花生米，而且一定是干净饱满最好的，只有实在不够了才用地瓜干来补上。所以交上公粮后也就不剩什么花生了，即使剩也只是边边头头、瓜瓜扭扭的，能到就近的油坊里换上一两斤花生油就很不错了。往往从刨到摘到分到晒到扒再到交，只是过过自己的手而已。

    不过看上去，整劳力多的人家就不一样了……

    刨花生和刨地瓜所有的工序是一样的。

    每天披星戴月地下地，然后又是披星戴月地回家。往家走时，总有人用小推车捎姑姥娘一段路，或给她捎着东西——一捆地瓜秧，一筐草或者一些花生秧，回家由表姥爷喂那一大一小两只古铜色的山羊。

    常常干活之余，姑姥娘的邻居们会偶尔壮着胆子问些我们镇子上或是我的一些事情，但多数时候只是带着一种未知的向往笑看着我。他们是友好亲切的，永远把我当城里人一样待。姑姥娘因我这“城里”的小亲戚也会被高看一眼。因那时常住姑姥娘家，我就有了前文中也提到过的那个固定的玩伴，名叫兰兰。      

    兰兰比我大一岁，按辈分排，她叫我姑姥娘为大嫂。在不去地里劳动的时候，兰兰就会到姑姥娘家来找我玩，我想得叫她一个什么才好。分析来分析去我叫她什么都觉得别扭，我和姑姥娘商量着：也叫她姑姥娘？可是她又不是叫我姑姥娘为姐姐；已经叫她母亲为老姥娘了，要不叫她姥娘？可是哪有小孩子就当姥娘的？要不按年龄，叫她姐姐？可是，明显的已经差了辈份了！到最后只好直呼其名了。不过她也高兴，但也总是用怯怯的神态笑看着我，黑红的脸膛上永远是有些害羞的笑容……

    兰兰的父亲早先和我表姥爷一块给生产队当饲养员喂牲口，我表姥爷年年被生产队评为“五好社员”，光奖状几乎帖了一整面墙。可是那一天我表姥爷在家，正好是兰兰的父亲值班，他不知怎么看见生产队的窗台上有淘丼时淘来的一枚手雷，当时几个人在地上画着楚河汉界，用石子儿做象棋下着玩。兰兰的父亲和其中一人打赌，一个说那手雷不会响，另一个说会响。其他人在起哄看热闹。结果说不会响的兰兰的父亲用锤子砸了，就被当场炸死了；说会响的那个，也炸去一根胳膊。兰兰那时还不足两岁……

    忙完秋天地里的庄稼，又开始和姑姥娘下地去翻找那些不小心落在地里的花生或地瓜了——包括烂地瓜。烂地瓜弄家来晒上，花生就攒着。

    我好久都在想着燃烧中烂地瓜那不大的火苗，发出的蓝蓝微微的光，偶尔还会发着绿微微的光，竟是那么好看。

    忙完整个秋天我又该回我的家了——我也的确想家了。开始还是我姑姥娘往回送我。姑姥娘会在我家住一夜，那是还有我奶奶，我奶奶看不起我母亲的这些穷亲戚，而姑姥娘的自尊心是很强的。她一定不会空着手去我家的，实在而善良的她，会担心我母亲因为她而再吃我奶奶的气。估计这也是后来她不去送我的原因了之一了，而年龄和身体则是另一方面。毕竟十多里地，她的脚那么小，走路费劲。这时候去我家带的礼物就是用小表舅上学时用过的破旧蓝书包提一下边边头头、瓜瓜扭扭的带皮花生了。

    姑姥娘只住一夜就走了，而我从心里总是感到和她亲不够，她实际一直都在扮演我姥娘的脚色。

    我就底气很足地和弟弟就迁就母亲不在家，偷偷把挂在墙上的蓝书包拿下来，挑了两个仁的，偶尔发现一个三粒的，就像获得了一个什么宝贝似的。

    可是人穷有的时候真的会志短。姑姥娘那里的日子，没有我们镇子上的日子好过一点；姑姥娘家的日子更是没有我们家的好。临近年底提前约好，母亲会把我家的十斤二十斤玉米或小麦偷偷交给我家同一个院的西邻方大娘，托她到集上交给我姑姥娘。然后姑姥娘为了看我母亲一眼，就再背着刚刚得到的从我们家拿去的粮食——只换一个外包装，到我家坐坐吃顿饭，和我奶奶说是来我们镇的集上籴粮食了。母亲也不做声，但心里却是忐忑的。毕竟明人不做暗事，一旦不得已做了，内心就会备受煎熬，还怕我奶奶一旦发现了，引起婆媳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