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奶奶一个属相，都是属大龙的，也就是我出生的那一年，我奶奶正好六十岁，比我大整整一个甲子。到他六十六岁生病的时候，记事晚的我几乎关于奶奶所有的印象，都是她生病后坐在床上的样子了。

    那一天在生产队菜园劳动的母亲像往常一样，浇菜、拔草、割韭菜、拔葱、割芹菜等等，我在一旁看着母亲学着母亲，也帮着母亲干活。不远处的大水井上的驴被捂上眼睛一圈一圈地拉着水车在转，清凉透彻的水“咕嘟嘟、抽儿——”从井里不断被抽上来。另一个在菜园里的杨希遥二大爷去集上卖菜了。我奶奶这时候颤着小脚来到菜园想从母亲这里买一毛五分钱的韭菜回家去包鸡蛋韭菜水饺。母亲告诉我奶奶：“光我自己在这里，咱得避讳一点，我管账，别叫别人说出什么来了。娘，你还是去集上买吧。”

    说到这里，我奶奶倒是理解支持我母亲。于是我奶奶就去三四华里外的集上买韭菜去了。

    正在集市上摆菜摊的杨二大爷看见了，就对我奶奶说起我母亲：“三婶子，叫您老人家说说，他大婶子这人也简直是忒实在了，咱自己的菜园，在家门口不就是图个方便吗？自己吃点菜还这么难吗？还得让您老人家亲自往集上跑。”

    我奶奶也是觉得我母亲有点过分。但是也没怎么表现出来，就回家了。到家之后，奶奶就觉得心慌气短，心里憋得慌，从此，奶奶就赖在床上了。母亲开始在心里总是埋怨奶奶懒，其实奶奶不动好好的，一动就憋得难受。母亲不知道的是，奶奶得的是肺气肿。只是我父亲不在家，我母亲里里外外地忙，也是没办法，心里多少以为我奶奶那是没日没夜抽烟抽的，咳嗽有痰憋得慌，是常事。

    这时候的牛大喜已经在正式娶了第三个妻子后，有了一儿一女。可是他所不知道的是，他第三任妻子，因为他的不在家，正和一个说不上媳妇来的“地主羔子”名叫大安的有了私情，大安年轻气盛，中等偏上的身材，壮得像一头牛。常常借着在生产队干活，帮牛大喜家的，一来二去的两人就发展到那层关系。但大家都心知肚明，只有他牛大喜不知道。

    当他牛大喜回家来了，那大安自然会老实几天。可是牛大喜最小的妹妹知道她嫂子的毛病，就整天和嫂子闹别扭。不过她那时候在大队部的缝纫组干活，并不常常在家。农闲时，一等她不在家，那叫大安的就会去了牛大喜家——即使是大白天——也常常是大白天。

    久了，就会有人故意从牛大喜的孩子身上找乐趣，问三问四的。牛大喜的两个孩子之间才相差一岁，都正不懂事，有啥说啥。大安去了牛大喜家，然后每人两块糖就把牛大喜的一儿一女从家里哄出来，死死关上大门……风言风语自是不断

    牛大喜开始不知道自己的妻子和妹妹这姑嫂俩究竟是为什么这么闹别扭，就以为是为些生活琐事呢。于是这边劝了那边劝，最后当然是劝不下来，姑嫂俩就在自家院子里大吵着，谁也不让谁。可牛大喜还是为了自己的面子，来把气撒在小妹妹身上。有一次我就亲眼看见兄妹俩一直吵到自家大门口外，只听那牛大喜说：“听别人说？那管什么事儿呢？兴许是别人故意挑家不合呢！再就是你嫂子真有什么，有我这当哥的在，也到不了你来管她！说她！”

    惹了许多人来看，那时就有我在场了，远远地以童年的眼神往这边看着。先是牛大喜，接着是他妹妹扭扭头看看我了，总是不光彩的事情。后来才慢慢意识到这一点，就赶紧回家去了。

    而牛大喜的第二任妻子这时候领着两个孩子，还在租房住在董老大家里，他倒是对这小小姑子也不错的。大小姑子已经出嫁到镇子东北方向六里地之外的松子村去了，只这小小姑子听人说也是一个“老闺女”了，自己一间屋，没有其他亲人了，只和这嫂子算是亲人近人，以纯洁姑娘的身份又怎能看得起他这样的嫂子，对哥哥更是看不惯，结了离离了结，最后弄了这么个不正干的小媳妇！

    每次，我母亲和父亲闹了矛盾，父亲动手打了我母亲，我母亲就会坐在东屋的小门台上伤心哭泣，一心想把我们都舍掉，然后去东北，或者想领着我们去找我舅。在痛苦矛盾里，母亲每一次又都拿不下一个可行的方法。她为了这个家一心一意，却得不到父亲和奶奶的理解与疼爱，她只有哭了又哭，哭了又哭，明明是火爆脾气，却得不到丝毫的发泄。这时候，那个牛大喜的小妹妹就会来我家坐在母亲一侧，陪着我母亲哭……

    而牛大喜和那第二任媳妇也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这牛大喜一回到家里，就会有焦头烂额之感。

    只是不知道他对休我母亲是否可曾后悔过？

    那牛大喜的这个小妹妹是由我母亲一手带大的，一直对我母亲有很深的情感，老嫂比母嘛！而小时候我也不懂事，她家院子里也有一棵大枣树，方大娘家比我大一岁的英子姐姐，郝大娘的二孙女小二妮子、三妮子，还有送上门来的媳妇的三女儿比我大一岁的三风等等好几个小伙伴，一到秋天就会到牛大喜的院子里去拾枣。我家虽然也有枣树，可是我家的是长枣，牛大喜家的是圆枣。因为形状不同，便多少吸引了我。

    而我碰见牛大喜的时候，总是很自然而响亮地叫他一声“大哥”，他也就答应了：“哎——”也无别的话，或者一句：“哎，玩吧！”我倒是没叫过他小妹妹姐姐的。这样想来，是否在无意中有点向那牛大喜来替母亲示威呢？

    但是当一次刮风后，我终于和小伙伴们吃上他家的枣子的时候，我感到那枣发艮，而且一点都不甜，和我们家又大又脆又甜的枣子根本没法相比，这一下对我失去了吸引力。于是我就看着别的小伙伴吃。而逢这时候，正在母亲曾经结婚时住过的房子里做缝纫活的牛大喜的小妹妹，就会盯住我看好久，我偶尔看见过她那爱恋别样的眼光，当时的我什么都不知道，只是后来才联想起来的。她对她哥哥休了我母亲是怨恨的。而现在的嫂子又是这个样子，她又如何能和嫂子合得来呢？而在影影绰绰中听说她那时候就已经是一个“老闺女”了……

    有一天，来我家玩的郝大娘看见我奶奶憋得慌，就对我奶奶说：“大喜子回家来了，叫他给你看看也行。”

    当时奶奶也没说什么。等郝大娘走了，我奶奶就对我母亲说：“你去到前面，叫他来给我看看，到底是怎么了？我这么憋得慌！”母亲只说是被那牛大喜给休了，这一辈子再也不踏进他家的门去半步，也不和他说半句话，在街上偶尔撞见了，那“不是屁不是屎的（母亲语）”牛大喜就会在走到近前时总会叫我母亲一句：“你干嘛去了大婶子？”或者：“你吃了吗大婶子？”母亲不回他的话，低头匆匆走过。但是以后碰见，牛大喜还是先称呼我母亲“大婶子”。现在，我奶奶病了，却叫母亲再去求那个牛大喜来给奶奶看病，母亲越想越觉得别扭，憋屈，心里就会有吃了苍蝇的感觉，更多的是一种说不上来的滋味。

    但是我母亲又不忍心我奶奶那么咳嗽、那么气喘，就只好硬着头皮去了牛大喜家。母亲后来对我说：“给人家做媳妇多么不容易——这是你奶奶病了，反过来，要是换成你姥娘病了，我就是死，都不会去那个牛家求他来给你姥娘看病！”

    母亲心事重重地刚想再进这个自己已经走出了近二十年却一次再也没有踏进去过的大门——而曾经九年的时光对这里的旮旮旯旯儿一草一木都熟悉到不能再熟悉的伤心之地，迎面正碰上“当啷”着个脸，心事重重的牛大喜从家里往外脚步沉重地走出来。他也没想到我母亲会去他家，因为他也知道我母亲的倔强，不到万不得已，不是做了最孝顺的儿媳，断不会到他家来的。于是在稍加迟疑以后，牛大喜立刻对我母亲说：“你来了，大婶子！是不是我三奶奶病了？”

    我母亲也不理会他。大喜子一看我母亲并没有否定，就又立刻自言自语，而显然又是对我母亲说：“我拿上听诊器，回过头来我就过去。”

    于是我母亲先回家了。

    不久，大喜子到了我家，给奶奶听了，把了脉，就立刻开了几副药，让母亲去医院中药房抓药给奶奶熬药吃。经过大喜子开的药物的调理，奶奶的病暂时有了缓解。但是我奶奶并不听劝解。那时候她依然抽烟，三毛八一盒的“大金鹿”牌的，还是我去供销社给奶奶买来的。尤其是到了晚上我奶奶抽烟更厉害了。从每天早晨看见的情形便知道了：前一天晚上，我母亲刷好一个奶奶吃过的罐头瓶子，放在奶奶的床头上。经过一个晚上，第二天早上再看：罐头瓶子里就会有好几个烟头，有不少烟灰，有燃过的火柴棍儿，更多的是有些发白的痰。

    哥哥或姐姐上学之前，一个给奶奶倒尿盆，一个给奶奶去河边倒痰盂。哥哥姐姐有时上学来不及，我和弟弟也开始做这两样活了。那有着粘痰的罐头瓶子很难往外倒，是母亲想了一个办法，随便在家西不远处的小河边上找一半截小木棍，用力搅动罐头瓶子里的痰，越搅越快，越搅越快。等看着痰被搅成一个团了，把瓶子猛地反过来，里边的赃物，就整个的都出来了。然后借着清清的小河水再把罐头瓶子涮干净了，重新放回到奶奶的床头上。过一天早晨，又会重复上面的动作了。无论哥哥姐姐我或弟弟，谁赶上了谁就去倒掉，是奶奶觉得该倒掉了，谁经过跟前，她就吩咐一下谁。这一点让母亲减轻了一些家庭负担，也让她看到我们的孝心，母亲总是会说一句：“恁奶奶没有白疼你们！”

    这时候的哥哥正在读初中，他有一个同学，叫小亮的，他比我哥哥小一岁，比我大八岁，家就住在医院的家属院里，父亲是医院的院长，母亲是妇科医生。我都不知道亮哥是何时开始来我家的。但在不知道中，就已经在叫着亮哥了。常常亮哥和我哥哥两个人放学后没事的时候，也会用哥哥的三叉网去河里捞鱼；在秋天我家的大枣树上的枣子熟了的时候，亮哥就会来我家，帮着哥哥摘枣，每人脖子里挂一个布兜子，各自站在一个大大的树杈上，一手搂树枝，一手就去摘枣。因为那枣子又甜又脆，是不能用竹竿站在地上打的，那样的话一定是没有囫囵的了……

    这一年因为我奶奶病了，她自己的饭自己做不了了，不能照顾我们兄妹吃饭，更是连壶水都不能替母亲烧。母亲一天能做到十三顿饭：奶奶的饭一天三顿，娘五个的饭一天三顿，家里喂的一头猪一天三顿，生产队里的猪一天三顿，还有一个被我们生产队请来做粉皮的师傅，一天要管中午一顿饭——那时我们那里生产队要搞副业，除了做粉皮，还加工五香咸菜，用那种条编的篓子，糊上厚厚的一层油纸，发往湖北等地。方大娘家的三儿子——我们叫做三哥的就经常去湖北出差，要账之类的。做粉皮的大师傅，喜欢我母亲烙的葱花油饼，也喜欢我母亲手擀的豆面面条儿。对我母亲的饭食很是满意，有时候做多了，他就叫我母亲在那里一块吃，很单纯的那一种。但是我母亲不会沾生产队的光，更有家中一大摊子事要做呢！做粉皮的师傅就会叫我母亲带上点油饼拿回家。可是我母亲同样拒绝着。

    到了晚上，我母亲还要给奶奶熬药，还要顾着我们一家大小的穿戴，就要再做些女红。这样很快，母亲只感到累，脸色蜡黄，也不想吃饭。

    有一天我上初中的哥哥，就对亮哥说：“我娘病了，你能不能叫你爸找个大夫给我娘看看呢？”

    亮哥毫不含糊地说：“行，没问题！”

    亮哥的父亲给我母亲找的是中医大夫，原来我母亲得了肝炎。那中医的医道高明，还告诉我母亲：“要注意休息，十病九养。再到每年的春天，要用大枣和白蒿泡水喝，这个方子是有病治病，无病防病……”

    母亲一直坚持到生命的最后，而且我们家人一到春天都喝这种防肝炎的水。母亲的病再也没有复发过……

    而当时每到晚上，在我模模糊糊的印象中，我常常看见母亲在屋门外的席子上躺着，身边是一个泥巴糊的小小柴火炉子，炉子上是药锅。母亲躺一会儿，看见炉子里的柴火快没了，就再拿一个玉米核续上一点儿。等熬完了药，人也被烟熏火燎药味儿呛得差不多了，要再把那成碗的药水往嘴上端，真的是试试再放下，试试再放下。可是她想起了我干姨的三弟媳，孙大奶奶的三儿媳妇在母亲从医院回来的时候碰上了说过的话：“肝炎这个病，可不是个小病啊！孩子们都还小，你得好好治啊，治慢了都不行啊！”

    于是母亲就强忍着自己把一碗碗苦药水喝下去，心中只有一个信念：我娘从小舍得我那么苦，我不能叫我的孩子从小就没了娘！

    而在母亲的记忆里，孙大奶奶的三儿媳这一次是唯一说过的“人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