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那一拨长起来的孩子没上过学前班，不过那时候应该是有过学前班，但那时不叫学前班，也不叫幼儿园，而是叫“育红班”。到现在老家人的口语里，还常会有这个词出现。

    我们那一年出生的孩子和上一年出生的孩子，是扎堆来的。没有经历过任何学前的“育红”教育，直接以八岁九岁十岁的年龄走进了小学一年级。母亲并没有领着我去报名，我是和邻居家的几个小孩子一起去的。

    当我扛着哥哥姐姐用过的杌子，拿着小板凳，背着书包带已经破损了的同样是哥哥姐姐用过的书包，去那个解放前大地主留下来的大院北堂屋报名时，那个和我同姓的老师，在看完了我家户口本上关于我一栏的内容之后，有一点释然。我等着他说一句我也被录取了，谁知他却对我说：“你不行，还差半岁，那等明年再来吧。来，下一个……”

    他虽然态度是缓和的，可我已经有了晴天霹雳的感觉。我想我怎么会差半岁呢？眼看着排在我前面、比我大一岁的方大娘家的英子姐报上了名，比我大一岁的送上门来的媳妇家的三凤也报上了名，我不甘心，就站在近前也不走，只觉得又有一种被舍弃了的感觉。

    “我怎么就不行呢？”我不肯就这样回家去，眼里是倔强的泪光，是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坚持。其实我那时候按现在的年龄计算已经够晚的了，可当时竟然还算是小的，真叫人无语。但很快，也许只收上一年的学生名额不够，也许一旁的中年女赵老师从倔强的我这里看见了什么，稍和管报名的老师商量了几句，就把我留下了。随后将我们那些和我同岁的凡是上半年出生的也都算在了可以上学的人员里边。

    我开始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应该是1973年的下半年。我们开始上学的第一课，不是讲课本上的东西，那个三十多岁的赵老师严肃地说：“我先给大家布置个任务，我看看哪个同学完成得好！就是等会儿放学回家后，看看你家的墙上，凡是有贴的关于林彪的画——不管是什么样的，只要画上有林彪的，就都揭下来，不能再贴了。一定记住这个事情。揭下来之后到明天都交上来。谁交得多，老师就会表扬谁。”大家卯足了劲，一放学都兴冲冲地回家去。

    我回到家，告诉了母亲，母亲便和我这屋那屋的找，除了马恩列斯毛放大了的头像，还有一张《毛主席去安源》的画像，穿着淡蓝长衫，拿一把红的油纸伞。母亲说：“我记得有一张一边是毛主席，一边是林……举着红语录本的画怎么都没有了呢！”

    是啊，我也记得有那么一张画呢。飞机坠落在蒙古的事件已经过去了两年，可是对于当时的我们来说，等知道这个消息在两年之后，也应该不算晚。只是那张画怎么没有了呢？

    母亲说：“我整天没白没黑，里里外外地忙活，都没顾上这个……”我那时为了没有找到这样的画，感到很有些遗憾，以为没完成好老师交给的第一个任务。

    母亲在这一年，被叫去大队里，去公社里开忆苦思甜报告会做报告，痛说万恶的旧社会自己被迫当童养媳、干了活还吃不上饭、常常被打骂的经历……我那时大约是不知道好好学习吧，就被那个赵老师叫办公室去教育道：“你还调皮不好好学习！你看看你娘多么不容易，在忆苦思甜大会上讲当童养媳……”她殷切地看着我，大有恨铁不成钢的意思，她眼里已经露出同情我母亲的泪光来。

    于是我就使劲挤，使劲挤，终于挤出了两滴眼泪来，老师才放过了我。可是我那时并没有看见母亲做报告，也不知道她在哪里做的报告？更不知道——后来也好些年一直都不知道母亲做过童养媳的事情……

    又过了两年，哥哥已经在上高中二年级，哥哥已经出挑成了一个大小伙子，和一米七的我父亲不差上下，甚至比我父亲还高出了一个头尖，只是没有父亲的壮实。但是哥哥那时在学校篮球队却已经是主力队员了，充满了朝气与活力。

    来年春天哥哥对未来充满信心的时候，母亲却是应了我干姨的大弟媳——我大妗子的媒妁之言，要给哥哥订婚。给哥哥介绍的这个人是我干姨的本家一个叔伯妹妹家的大女儿，比我哥哥大两岁，没有多少文化，只上到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就去青海她的舅舅家看护小表弟去了。等长大了，该找对象的时候了，就又从遥远的青海回来了。她家与我干姥娘家是同一个村子，一个在村东，一个在村西。

    那时的母亲仍然不做主，有我奶奶在着，大妗子来了先跟我奶奶商量，又和孙大奶奶说了，叫孙大奶奶来做我奶奶的思想工作，说：“我们是爱好做亲——是亲上加亲，怎么说也是知根知底儿的。话又说回来，这姨娘亲不是亲，姨娘死了断了根；姑舅亲才是辈辈亲，姑舅死了连着根。可还有一说呢，生得近还不如走得近呢，以后这两下里孩子们到了一块儿，就越赶越好了……”我奶奶满口答应了。

    本来孙大奶奶夫妇是我父母的媒人，孙大奶奶他们家有一大家子人。我父亲就兄弟一人，而且在当地单门独户，说话就不硬气。说实在的，我奶奶还真怵头孙大奶奶家，体验过孙大奶奶的厉害。况且人家是给自己的孙子说媳妇，人不就是熬得一辈辈的人吗？所以我奶奶还是高兴的：“嗯，俺熬得不孬了，有了孙子媳妇了！”

    可是我哥哥却守着我娘哭得一塌糊涂：“我还不到二十周岁呢，娘啊，你干吗给我应下来？娘啊——”母亲面对我奶奶，无计可施；面对我哥哥，却只有心疼无奈的份儿。奶奶的病越来越厉害，就盼着孙子媳妇叫奶奶呢，订婚也就迫在眉睫。

    那时我们家在当地条件算是最好的，请了大队里的人，生产队的队长会计保管员当然一个不落，给哥哥举行了隆重的订婚仪式。能请得动大队里的人的也没有几家。干姨的三小叔子——在铁路上上班的野儿的父亲来做厨子。父亲提前从城里买回来八十斤焦炭，这是当时最好的燃料，不冒烟，还火旺，耐烧。我哥哥和嫂子去了我们镇上唯一的一家照相馆，照了相，只是他俩挨得距离明显有一些远……

    哥哥订了婚的这年夏天，学校来了征兵的，而且是空军，哥哥体检全部合格，那个领兵的特相中我哥哥了。哥哥也是欢喜激动的，以为：“订婚就订去，反正不是我自己愿意的。我当了兵走了，你们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和我没关系！”

    可是当兵临走之前，一向因为订婚就情绪不好的哥哥，在打球时，竟然将脚脖子给崴了，而且崴得特别厉害，一根腿明显地瘸着。哥哥抱着脚哭开了：“这都是命呀，娘啊——”哥哥要远走高飞的梦想的翅膀给折断了。

    七二届上高中的哥哥，七五年上半年就毕业了，两年半的时间。刚一高中毕业，哥哥就去生产队当了保管员。可做人实实在在的从无害人之心的母亲，也没有教会哥哥怎样防范别人。

    过秋之前那天，和孙大爷爷同一个爷爷的叔伯兄弟家做生产队长的侄子，叫哥哥到会计王四叔那里去领一百零三块钱，为生产队进一批杈筢扫帚扬场掀麻袋草绳之类的货，来充实仓库。他给了哥哥一张批条，哥哥拿着批条儿就去了会计王四叔那里，王四叔一看字体是队长的，就是没有盖章，他知道我母亲实在，哥哥实在，就把钱给了哥哥，然后告诉哥哥一定再找队长去补盖一个章再交回来才行。

    可是当哥哥拿着刚刚领到的钱去找队长时，队长并不急着给盖章，让哥哥先坐下，喝水，说哥哥年纪轻轻能干，将来会大有前途，又说了要买的货等等，反正有许多话。那年才二十岁的哥哥，一会就觉得要去小解了，他并没想到要拿着放在桌上的钱和批条儿一块儿去上厕所，只觉得反正解完手马上就回来。但是小解回来，批条还在，也盖了队长的章了，可是那一百零三块钱却没有了！

    哥哥一看，一下就吓坏了，吓傻了，吓蒙了。忙问队长：“钱呢？我明明是放在这桌子上的！和这个条子在一堆儿……”

    已经五十岁的队长倒是很自然地不慌不忙地说：“没看见你把钱放这里啊，就只是看见了这个条子，这不我将将（刚刚）盖上了章……你再好好想想，到底是把钱放哪里了呢？是放你家去了？还是掖在兜里不小心弄掉了？”

    哥哥不服，可又说不过队长那个高大魁梧的中年人。而且当时又没有第三个证人在场，又有什么证据来证明钱确实是放在桌子上了呢？

    哥哥只有拿着那张先由队长写下、再由队长盖了章的批条儿回了家，告诉了母亲。

    母亲一听，头一下大了起来：这可不是个小钱呢，一百零三块钱！是辛辛苦苦挣一年的工分儿，都换不来的啊！

    但是没有证人，没有证据，白白就吃了这哑巴亏，就是有证人，天下是他孙家的，谁又敢给他证明呢？

    “这是他有意地坑咱啊！”母亲心知肚明，可队长换了一茬又一茬，哪一个又是干净的，真正给大家伙儿干事的呢？最后母亲只有将这事儿吞下了，认栽了：“儿啊，咱就当花钱买了个教训吧！可这教训真的是有点大了呀！人有三捷两败，哪有那么顺利的事情呢？你这还小，以后还早呢！可是儿啊你得记住了：好男不求粪土财，好女不图嫁妆衣；饿死迎风站，屈死不喊冤；指头抹蜜饱不了人。可是，光，也没有白沾了的！不是自己的，给，咱都不要！连一个孩子他都敢坑，我一辈子都看不起这样的人！”

    不久父亲回家来，母亲和父亲商量了，用父亲的工资将那钱还给了生产队……

    哥哥在生产队劳动当了一年保管员之后，被大队推荐进城当了一名化肥厂的临时工。哥哥的单位和父亲的单位一个在东南，一个在西北。父亲下班后，从他自己所在的单位，到哥哥的单位，大约十多里地，都是步行为哥哥买点吃的，送点钱。然后又想了个办法，自己有时候下班晚了，就会看不到哥哥，就第一次向杜姨开口，托杜姨给哥哥兑获一张自行车票，给哥哥买了一辆大金鹿牌自行车，这样哥哥有时间可以去找父亲。这是我们家那一片第一辆自行车！

    从城里到我们家不足三十公里，哥哥有时候骑车回家时，便招来许多羡慕的眼光。而送上门来的媳妇他大儿子，只要看见我哥哥回家来，就一定想法到我家来借自行车。母亲有心不借给他，可那不是母亲的性格，她不会拒绝求她办事的人；有心借给他，那的确是个稀罕物，又怕他给骑坏了，耽误哥哥第二天上班去。母亲只想唤起那家人的自觉性呢，可他家又真的不自觉，说是骑着车子去办事儿，可是竟然有人见他在场院里练习学着骑车子。大约是第三次上，终于将后挡轮板给碰歪了还刮了漆去，才不再来借了，也竟然就此事没说一句道歉的话。这事把母亲和哥哥气坏了：“这家人家这么不自觉呢？真好意思的！再来借也不给他了！”

    这一时期的杜姨对我们家帮助最大，一是我奶奶的病，杜姨找最好的大夫，又要治了病，还要尽力省钱。印象模糊中记得有一种药叫“氨茶碱”，还有一种土霉素。还有我二姑姥娘家的二表姨，她找的对象是一个老师，因为前几年被打成“右派”，神经受到强烈的刺激，就神经失常了。表姨带着表姨夫来我家找我母亲，让我母亲就带着他们先去城里找到我父亲，吃好喝足，再一起去找杜姨，让杜姨领着去看病，模糊的记忆里有很多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