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是按照现在的学制来算，我是要到1981年才初中毕业的。可是按照那时候的学制来算，就要少上两年：小学五年，初中两年，就完了。所以1979年走出初中校门时才十五岁，在母亲的安排下我又去复习了一年。但是因为严重偏科，仍然没有考上高中。这显然有小学三年级数学老师的冤枉结果，更有自己的偏执性格所致。

    而接下来除了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又能做什么呢？

    于是和郝大娘的孙女——好大妮子弟弟家的女儿小二去割草，同时还有几个小伙伴：方大娘的小女儿英子、送上门来的媳妇四大娘的女儿三风，另外还有识字班肖老师的小女儿：石芬。我们五个女孩既是从小的同伴，又是小学到初中的同学。除了英子和三风大一岁，其他我们几个都是小一岁的。在我们那一个生产小队里，这样大一岁小一岁的我们那一批孩子，男少女多，加起来总共有十二个之多。可是唯有我和前面的那四个女孩，共五个人供着生产队的牲口吃草。其他谁割了草送到生产队去都不要，就只要我们五个的，所谓“包”了。

    生产队的饲养员恰恰是郝大娘的儿子儿媳——小二的父母，我平时叫大哥大嫂的。说到这里，先插叙介绍一下小二，也许接下来的故事就好明白多了。

    小二是郝大哥郝大嫂的第二个女儿，也就是说小二在家排行老二，她上面有个姐姐。姐姐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娥妮儿，嫦娥的娥。可是在重男轻女的环境中，当小二来到这世间的时候，她和姐姐一顺儿都是女孩，便不受待见，按人的心理，若是男孩儿，连姐姐也都是受人欢迎的了。可是老天并不遂人愿。所以小二的家长也就没了兴致再给小二起名字了，直接按照排行，就叫了小二。而小二下面接连着又有了两个妹妹，都是大两岁三岁的，也和小二一样，没有属于自己的名字，就小三小四地按照排行叫起来。也多亏那时的社会风气纯净，小三就小三，小四就小四，只是个称呼罢了，要搁到现在，就会让人考虑到小三小四的另外含义了。

    可这小二的“二”在世俗者的眼里，还是有点异样，说白了就是有点傻，有点愣青，就是不傻不愣青的，也断是聪明不到哪里去，或者根本和聪明不搭边儿。所以，“小二”从小也就遭到包括我在内的小伙伴们的捉弄了，当然天性善良的我也并不是那一个挑头捉弄小二的人。不过关于“二月二吃豆粒”的顺口溜和小二遭遇被捉弄之后特有的镜头，在我脑海中一直挥之不去……

    我们几个小伙伴是一块走进学校大门的，我们上学后，正赶上“学农”，就在那个没收来的地主家大院子的最西头养了几头猪。我们三年级后，那些大点的养猪的学生毕业了，我们几个就接过了喂猪的活儿。当我们几个兴致勃勃地去叫小芳割猪草的时候，她奶奶总是很没有觉悟地反对：“不去！学什么农？咱就是农民，还用学？天天看着大人在家里干这干那的。再说自己又不是没干过！还非得到学校里去养猪？恁到底是去上学啊？还是去养猪？”

    其实老师也没用要求我们那样去做，我们这几个完全是“精力有些多余”，自己积极主动去做的。当我们因为割草迟到的时候，校长正站在院子里给全校同学讲话，面对歪歪地却精神十足地背着猪草而来的我们几个，那个转业过来的校长不仅不批评我们，相反却立马在全校师生面前表扬了我们：“大家回头看看这四位同学，还都是女生，呵，三年级一班的，为了我们学校这个集体……呵……”

    于是我们几个就有了继续放着书本知识不学、就是迟到也可以理直气壮、而去田间地头打猪草、回到学校弄猪食，然后好好喂猪的“壮举”了。

    小芳一直很听她奶奶——郝大娘的话，就是不跟我们一块去割猪草。我们几个就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很是尴尬。但是尴尬没多久，还是积极性非常高涨地去拔猪草了，她不去就不去了。

    拔完草之后，从小河里洗净，还滴嗒着水，两人抬一个草筐就去学校了。看着别人都在学校里，心里还想着：我们这是积极做好事呢！然后再在案板上切碎了，暂时放一边。接着把大锅刷得干干净净，煮一些玉米糁，再和切碎的嫩嫩的草掺在一块儿，那三四头或白或黑的猪，吃得可带劲了。还记得我刷锅时的样子：在刷第一遍到最后时，我用刷帚将锅底的疙疙粑粑、粒粒糁糁，努力往外扫，尽力干净一些，然后再准备刷一遍。英子就会问我一声：“不再刷（第二遍）了吗？”我说：“刷呀！这样多扫一下，第二遍不就好刷了吗？用清水一涮就行。”

    小学五年级毕业的时候，曾经在郝大娘面前很受挫的我们几个，还是很重感情地想叫小芳和我们一同去那个镇上唯一的照相馆照相，留下一个美好的纪念。大约每人要凑一毛钱。小芳的奶奶郝大娘就会很烦躁地说：“咱不去，谁爱去谁去！照相吸血哩，照一回就吸一回血，没看见那个底板都是红的吗？”小芳本来也想去，可是，经她奶奶这么一说，也就不去了。就连我们几个也被她奶奶的话吓得将信将疑了。最终也不知道到底照没照相……

    现在想来，小芳的奶奶一定是在心疼那一毛钱，因为随着小芳姐妹四个的相继出生，他们家的日子也更加拮据了。多亏小芳的父母亲后来做了饲养员。等晚上饲养院里不去人的时候，小芳的父母就会将喂牲口的麦糠底下沉淀出的麦粒儿，从长长的大驴槽子里捞出——那槽子是青石做的，上面还有许多斜着的凿痕，都有指头那么粗细长短，但是整个表面却已是光滑的了。麦糠和草料都在水上漂着，牲口要从槽子里捞着吃——我以为这是小芳的父母故意这样做的，因为若是没有那么多水，直接将麦糠和草料拌起来，那么隐藏在麦糠里的麦粒儿就直接会被牲口吃掉的。

    他们捞出后，再用清水去淘净，偷偷地晾晒在牲口棚的后院，要用两领席子来晾晒呢。至于是否在晾干之后，再偷偷带回家去，夜里用自己家的石磨来磨，然后再由小芳的奶奶把面箩出来，那我就不得而知了。所以他们家因为里里外外会持家，竟然还能在平时吃上韭菜鸡蛋的水饺！后来，小芳家的三间大堂屋，竟然也是由小芳的父母没找任何人，就两人，一砖一石一瓦那么慢慢地盖起来的，令许多邻人羡慕。

    一次，我和母亲、弟弟，在小芳家用石磨推玉米。时间临近中午，小芳的奶奶郝大娘从北堂屋里端着一大盖垫水饺出来，到院里的西饭棚底下去下水饺。对我们娘仨客气地礼让道：“快晌午了，恁娘仨歇歇，在这里一堆儿吃了饭再推吧？”母亲回道：“不了，这就磨完了，家去吃呢！”郝大娘又对我和弟弟说：“珍和棒，你俩在这里吃吧？”我立刻摇头否定道；“嗯（这个字要用鼻子发音，而且拐两道弯儿），不吃。”因为小时候的我无论跟着母亲走到哪里，总会有人让我吃东西。母亲就会替我回了别人：“别让，她不吃，真不吃！你看，就是让哭了，她都不吃。”尽管我心里是那么想吃的。

    所以我看了一眼那盖垫上排列整齐匀称——由大圆圈到小圆圈规整有序的小水饺，说实话，我内心还是馋的。所以，当郝大娘去了西饭棚底下的时候，看着郝大娘的背影，就对母亲描述着我心里的想法：“那么小的水饺，一口一个，一口一个，得有多好呢……”

    母亲立刻对我压低了声音正色道：“嗯，人家将将（刚刚）让了，你说不吃。这又‘一口一个，一口一个’！真没出息！一个女孩儿家！”

    我立刻觉得脸上发烧了，心里憋闷了，觉得自己似乎犯了极大的罪行……

    我那时最想听母亲说的话是：“等回家，咱也包。”或者：“以后咱也会包的，比这个还小！”可希望总是落空的。

    我们那是吃的最多的还是煎饼，几乎顿顿如此。而当以后有了电磨，再不用去人工推磨的时候，母亲称好了称——八分钱磨十斤，我就背上十斤玉米——再少了就磨不着前面有人磨还好，顺便就磨好了。但是若是单独开磨，人家就直接不给磨了，还有十二斤的时候，最多一次十五斤，奶奶给我零钱，父亲赶上了，也鼓励我背着玉米去电磨上去磨玉米面，本来不想去的，但是一鼓励：“看看俺珍，真能干！”，于是我就歪歪地背着玉米去了磨房，在肩膀的生疼里，看着长长的躺在地上、扎着口的满是空气的袋子，在解开、窝起，然后用手捋过几次后，伴着机器上面上宽下窄的漏斗里“呼呼啦啦”玉米粒的声响，一会儿的功夫就从里面出来玉米面了。

    于是我们的饭桌上就有了玉米面的“饼哒”了——将手洗净，可着手心攥一把“玉米面泥”——用开水烫过的，好的时候加一点豆面，先团一个球，然后把球拍扁了，就成了一个个小“饼哒”了，下到开水锅里，开过几滚儿以后，再下上些玉米面，又吃又喝，总没有小芳家小小水饺的好吃吧，尤其是在想象里。

    这还是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到年底分来的玉米，但是相对于许多人来说，能顿顿吃上玉米面就已经不错了。    

    因为小芳的父母是饲养员的缘故，我们几个无论谁割了草是一定要经过小芳父母的过称、写草条，那样我们割草的劳动成果才会换来工分，最终和家人的工分一起换来年底可怜的粮食。所以，小芳完全可以借此机会来雪幼年时在二月二她被我们几个捉弄的“恨”了。但小芳并没有那么做，而大家对小芳的态度从此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