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大哥夫妇就吃住在饲养院里。牲口夜里还要加草料的。牲口多的时候，马牛骡子驴总共加起来要十八头之多呢！他俩就要黑黑白白地忙活了，尤其是农忙时候。只我们几个小不点割草是无济于事的，就记得姐姐们也有去生产队送草的，像我姐姐，英子的二姐臭大妮子，三凤的二姐二凤，岳老三的三女儿——事儿包儿点妮子，小二的姐姐娥妮子，还有岳老二的两个女儿。

    当我和我的几个小伙伴真正给生产队送草的时候，生产队里的牲口就少多了。

    我们几个背着草筐走进饲养院的时候，往往是已经快黑天的时候，郝大哥就会提一个罩子灯，拿着沾笔和蓝墨水，还有一沓能够用来卷旱烟的纸条到院子里。郝大嫂拿一杆长长的粗秤杆的大称，大约要一米多吧，与之相配的大秤砣看上去也那么大——那是我见过的最大的杆秤，与郝大哥默契地配合着。那纸条等一会儿在称过了草的重量之后，郝大哥就会在上面用沾笔记下草的斤数和日期，我们称之谓“草条儿”。回家后依然放在父亲吃过的“跌打损伤”大药丸子剩下的纸盒子里，攒起来到秋后交到会计那里总算帐，和其他家人的工分加在一起，到年底分粮食的时候，就可以用上了。

    记得我那时常常背着空草筐回到家的时候，家人在院子里的饭桌上，于朦朦胧胧已是发黑的时光里就快吃完饭了。自己以为为家做了贡献，还是自豪的。不过那一种想要得到家人肯定的希望，不免还是落空的，其实眼神里流露出来了，但没直接地说到口里，在那时年幼的心里便是多少有些失望的。

    每次临回家之前，小芳会在她父母所在的大大的牲口棚里转悠好久，我们那几个伙伴就跟在小二的身后，逐个“参观”横着竖着、有长有短的牲口槽子。看牲口们暂时谢了“口罩”，艰难地吃着麦糠和草掺在一起的“饭”，有些替它们难过……也偶尔就会发现小二父母的秘密：在牲口棚她父母卧室的后面，有一领席子，那上面偷偷晾着从麦糠里——确切地说是从牲口们的嘴里扒出来的一再淘洗过的麦粒儿，麦粒上多少有些黑，甚至还有生了短芽的……

    我那时特羡慕小芳竟然有两个家！一个是她父母所在的饲养院，一个是以她奶奶为主的真正的家里。虽然那个大大的牲口棚里散发着强烈难闻的牲口的粪尿味儿，也有麦糠泡久了之后的一种“沤痳味儿”，可还是觉得令人羡慕。

    这一年整个夏天和秋初的时节，我就和这几个伙伴天天割草。很难理解的一件事情是，那时候粮食少，竟然草也少。以致于多年后进城了，在僻静处看见有那么多质量上乘的嫩草，尤其在新雨后，就会想起曾经的过往那种找不到草的尴尬和无奈无助，也为生在那时的牲口们感到可怜，还会为了那么多草白白自生自灭而可惜。

    我们那时找不到牲口们爱吃的韭菜样的“趴固蹲”之类的草，就割那种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蒿之类的草。这种草在看起来白赤赤的漫坡里也没有的时候，石芬等就开始想法在草筐里做手脚了：在一把草下放上两块不大不小的石头或坷垃，充斤两数。但是在草筐里的草看上去实在不多，要称出许多重量来也不妥呀，那就再让草变个样。于是就用小路旁那可怜的极少的小树上带杈的小木棍竖着将草撑起来，那样看上去，草就显得多了。再在草下放石块或坷垃，好像有点顺理成章了。

    于是一呼百应，前有车后有辙，自己也就实践起来。只要有人开了头，后面就一定会有效仿的。只是后来者没有开拓者的大胆泼辣。而我和小芳却又是那最不会捣鬼的人！

    小芳或许以为自己的父母本身就是饲养员，要坑饲养员就是坑自己的父母，所以她做起手脚来，远没有前面我那三位伙伴的娴熟和不管不顾。或者实实在在的小二，根本就没想去捣鬼。而我则是天天听母亲念叨：“人心要实，火心要虚。”想：这不明明是在弄虚作假坑害人、坑害生产队吗？

    但是自己看见每次她们的草不比我多多少，可是因为会调皮捣鬼，却明显地比我的草重量多几倍，心里也是不平衡，也在深深怀疑母亲的话了。就小心地试着抓一把干涸的土撒在草筐里——这等于没有加上多少分量，可内心那份痛苦折磨却一直令我很不安，很难受，每次都自我折磨好久。而小芳的父母，大约内心有鬼，或者以为自己的女儿也在这里边，也不拆穿我们。只有听之任之。

    后来是愈演愈烈，有的在割水草的时候——这是在我们几个供不上生产队牲口吃草时，点妮子的四妹、岳老二的二女儿岳小云、娥妮子等几个大些的就会去清口河的对岸割草，然后也来送草了。我就亲眼看见点妮子的四妹故意把一大块泥巴夹在草中。

    有的还将草筐下边或侧面，故意多出来几根叫做“鼓鼓苗儿”的草，当天色已黑，郝大哥一手举着提灯，一手准备抬草筐时，草筐的主人就会立刻抢过郝大哥准备拿起的抬草棍子；郝大嫂则一手抬草筐，一手扶称，往外或往里拢着“秤毫系”的时候，明明快要将称定住了，猛然间，那称一下子撅上了天！原来是草筐的主人，故意踩住那几根草筐下的“鼓鼓苗”在发力。于是郝大嫂只有将秤毫系一再往外拢，称出来的重量也就在不停地增加。只有实在是多出来的太多了，草筐主人才会停止这种恶搞。

    我在一旁看着，心里在想：行了，行了，怎么这么狠呀？还没完了呢！真是忒贪了！

    有一天下午实在割不到草了，我们就在依然很热的偏斜的太阳下席地而坐。很显然，我是我们那五个女孩乃至十二个孩子中文化最大的，他们或小学五年级毕业，或初中毕业，而我却是复习了一年初中，并且我还是我们那些人里边唯一一位看过大部头小说的人，而且我看的那些书，她们连名字都不知道，还不是一本。

    于是我就把自己记住的故事情节讲给他们听。从江姐被往手指上扎竹签大义凛然开始，再讲“万人坑”那白花花的生命的残存……当听到这里时三风站起身来立刻跑远，拉着草筐边跑边喊：“哦，了不得了，来鬼了！”

    于是那三个人随站起来跟着她跑向远处——这也是在一个地方呆久了，想换一下位置吧。没想到这一跑带出来精神儿，带出来狂情。有人开始了另外的狂欢，唱起了京剧《红灯记》里李玉和的唱腔：临行喝妈一碗酒，浑身是胆雄赳赳；还有的唱“小常宝”，还有的唱豫剧《朝阳沟》选段：亲家母，你坐下……唱够了就喊，喊够了就没有后音地魔鬼般地大笑……

    我的声音在这里边应该是最大的吧。恰恰就那么巧，被刚刚从城里回家来在大坝上散步的哥哥听见了，当时我还不知道，或者我们本来离大坝不远，已经影影绰绰看见了，但已经被当时的万丈热情所掩盖而忽略了。当天一黑，我从外面回到家里的时候，已经听见哥哥与母亲在商量着什么：

    “……你是不知道啊，娘！那声音，简直就能把天给顶塌了！满里边就数她的声音大！那就是一群疯子啊！娘！这样下去，能行？不就毁了？”

    只听母亲非常着急地说：“那怎么治呢？”显然，母亲已经被哥哥的情绪所深深感染。

    当看见我回家来的时候，只见哥哥，犟着眉头，痛苦烦躁地咧着嘴，但还是给我留足了面子，母亲只是看着我，焦躁着，也不知说什么好……

    晚饭后，还不耽误我们几个女孩去镇子中心逛游，看着供销社里那高高在上、悠然自得、由待业青年而被安排了轻闲工作的女子，在谈笑风生，而买他们的东西时，他们会立刻把脸拉下来，没给我们这些农村户口的好脸色。而且我们初中毕业的同学就有待上业的，上面有人的已经被安排了工作。

    想到看到这一些，我们就愤愤不平地偷偷骂两句坐在供销社柜台后面来自车站街上的一个女子，她正在说笑：“你看看浪得她！”

    谁知道，刚这样骂出口来，其他人还在应付着，门口外不远处，有一位四五十岁的老太太，忽然凶狠地对我们几个说：“谁骂的？谁骂的？”等我门清醒过来后，立刻做了鸟散状，心有余悸。

    从此才算真正收敛了自己。

    此时，虽然哥哥虽然已经参加了工作，但是哥哥和他的好同学亮哥一直和他们共同的高中班主任王老师有来往。他俩从高中毕业后，每到过年过节都是一起去看王老师。

    王老师夫妇都姓王，都来自胶东半岛。男王老师高大魁梧，腰板挺直，典型的山东大汉。四十多岁的年纪，脾气很好，却常常脸红害羞的样子。他们有一儿一女，彼此大一岁，都比我小不了多少。他从来不会嫌他的孩子；女王老师则脾气有些急，为了学习动真格的地打女儿，据说女儿调皮不爱学习。倒是男孩常常从姐姐那里汲取教训，很乖，也不会和姐姐似的挨打。

    有段时间男王老师就会背着十五到二十斤不等的玉米，从中学经过三四华里的路程，来到我家大门口用浓重的胶东口音高声喊上一声：“刘储阳在家吗？”然后站在大门里就不动了，等待着回答。

    母亲就会立刻从屋里应一声迎出门来：“在，你看还是他王老师！”

    腰板挺直、高大魁梧的王老师用一个不大的白棉布袋背那么一点点玉米看上去怪可怜，他就又红着脸，既不好意思，也不知道怎样称呼我母亲，就嗫嚅着说：“能帮我摊上一些煎饼吗？”

    母亲自然愉快地应下来，于是接下来的几天里，拉糁子磨糊子摊成煎饼，再叠好，就等王老师来拿了。    

    不久，在我的高中同学入校四十二天之后，我成为八零届的高中生……

    我入学是哥哥去了王老师那里为我走了后门。

    这是比我大九岁的哥哥，在我幼年的生活中和我从未有过交集，却在我人生关键的转折期，为我未来人生路打下文化基础创造了别处没有的机会和条件，为我未来的人生走向奠定了正确的方向……对此我是感激的！

    不久之后，小芳没再继续求学，而是去了兰州军区她二舅家，去看小表弟。从此我们与小芳多年不见，她也成了我们那些所有伙伴中最早走出去——而且走得最远的人了，并且她在我们心里也就变成了最见过世面的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