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春的一天，一件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情，让我动笔写起了小说。

    那一天，是早饭过后不久，我和母亲正在家里准备晾晒昨天晚上焖好的花生。这时猛然间听到大门外面的街上，从远而近，传来了叽叽喳喳的大人们的议论声，以及小孩子们看热闹的追随声。这追随声竟越来越近，就见一个小女子走进我们家的大门，端着一个圆柱形的深深的大铁缸子，左臂底下，夹着一根细细的木棍，这显然是一个要饭人的行头嘛！

    只是那小女子不说话，不是像其他挨门挨户要饭的人那样：进了大门来，就站在大门里不远，而又能够看得到屋门的位置，然后机警中不乏惊恐地朝院子里巡视一圈，看看有没有养的狗，有的话，打狗棍随时就会用得上了，这要提前做好充分的准备；如果看到没狗，就已经大起了胆子，一边巴望着堂屋里的动静，一边高声地用当地口音叫道：“给点么吃吧，大娘！”或者：“大娘，给点么吃吧！”

    显然的，这小女子有些别样，她是不言不语，径直朝着屋门口就走过来了。到了屋门口，随举起了手里深深的大铁缸子：

    “要点麦子，麦子值钱，卖了好治病……”

    这时，很显然的，我和母亲都已经愣住了，因为这个小女子大约是一年多之前来过一次，那时的她，白白嫩嫩的皮肤，一对过肩的辫子，头发漆黑，一脸的稚气。那时她怯怯地拽着一个又老又丑的四十岁左右的男子的衣角，跟在那男子的身后，招致了许多人的围观。已经分开了土地，手里有了大把时间的人们，不知道如何打发手里的时间，当看见这一老一小一男一女相跟着在一起的时候，围了一大圈的人。小女子一直是一副怯怯的神态，不敢抬起她那双看上去有些秀丽的眼睛，就是那样拽着男子的衣角，一步不肯脱离。

    那男子似乎有了展示自己的机会，就像演员一样，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滔滔不绝地向围观者们说着几乎相同的台词：“这是俺媳妇，十七岁了，比俺小十七岁。可是她有文化，初中毕业呢。她光想着上学。她是俺用俺妹妹换来的媳妇儿。她可能嫌俺大，嫌俺穷，不大愿意，就神经不大好了。俺要点儿麦子，麦子值钱，卖了好给她治病。看看怎么样，俺媳妇长得还不孬吧？反正俺觉得是，俺那一片里没有这么俊的人……”

    那一个说自己三十四岁的男人，怎么看怎么像四十多岁的人，弓着腰，一副瘦弱邋遢的样子，脸上却又带着明显的骄傲的神色……

    那时候，小女子的身体还显得有点单薄，就是一个刚刚走出初中校门的清纯的学生。而此刻，她已经显得有些臃肿了，短发，而脸上的皮肤也比以前有点黄了，是刚刚做了妈妈的标志，还有可能营养不良？她的脚上是一双手工做的布鞋，半新半旧，有些干了的泥在鞋底鞋帮周围。两条裤腿脚，一高一低地挽着，露出的大半截和小半截腿上是些黄土面儿，像是下地干活所致，因此皮肤除了黄，还显得有点黑了。裤子的膝盖处，或许是曾经蹲得久了的缘故，已经高高地鼓起着，像里面塞了满满的东西。上身是一件没上色的家织布做的汗衫，那颜色已经变成了灰白。前胸肥大而松软地鼓着，外面是新的接陈的、陈的接新的奶渍，一片片，大大小小的。陈的已经干了，留下片片古铜色样的云彩；新的，多少还有那么一点湿润。是一个刚刚做了妈妈的人暂时离开婴儿后的尴尬和无奈。

    这显然是一个小妈妈了，比我还小三岁的小妈妈！

    我母亲用了极其同情怜悯的目光和表情看着眼前的这个小女子，我想起去年她还拽着自己丈夫的衣角躲在他的背后，而今天她竟然自己走到家里来，并开口说出“麦子值钱，卖了好治病”的话来。我于是同情之余有些兴奋地问她：“你有了孩子了？”她应着：“嗯。”我又问她：“你的孩子多大了？”她抬起忧郁的眼皮看一看我，接着又低下她那显地有些无神的好看的丹凤眼，说道：“一生日了。”

    母亲像突然想起了什么，立刻道：“别继时（老是）问了！快……”母亲先带头走向里屋，绕过因分家而不得不新买的盛玉米的那口大缸，走向那口旧的盛小麦的大缸，让我帮忙掀起沉沉的缸盖儿，母亲将头和上半截身子一块伸进大缸里去，用挖粮的瓢子，挖了满满一下子就朝屋门外走去。我重新把缸盖儿盖好，随走出屋门，看见母亲已经把小麦给那小女子倒进了她的大铁缸子里，刚好是满的了。

    那小女子也不说话，端着小麦就朝外面走去。母亲却如释重负，然而还是同情着那位小妈妈。我则随那小女子走向门外，一边问她：“你自己来的吗？”

    那小女子说：“不是，俺俩（来的）。”

    我听着她对答如流的话语，又禁不住对她说：“你的病好啦？”

    那小女子说：“就是还没（好）利索。”

    走出大门去，她的那个所谓的丈夫，再不像去年那样在即将得到她时的“勤勉”，而现在则是把小女子像剜到篮子里的菜一样，已经据为己有。所以就又恢复到了他原有的懒惰阶段。他在大门外，面对没活儿可干、没事可做的镇子上的人们，又在滔滔不绝了。不过这一次，不是像上一次来的时候那样，边挑头儿进门去要饭，边一遍遍滔滔不绝地的向围观的人们在讲他的小妻子如何有文化，如何漂亮，如何年轻。而现在是有病的小女子挨门挨户去要饭，他则站在大门外，继续滔滔不绝着，而这一回是换了话题，是在讲述他快一岁的儿子是如何如何可爱，任凭小妻子挨门挨户一个人去讨饭。而他看小妻子的目光是复杂的，有猥亵，有满足，有该当如此……

    回到家里，我还是有些激动地对母亲说：“她的病是好了许多，是好了许多。”母亲也激动地应着：“是好了许多！”，母女沉浸在为他人的祝福里。

    这件事让母亲想起了她曾经要饭的故事，就是前文曾经提到过的在我姥娘姥爷第二次闯关东以后，与母亲相依为命的母亲的奶奶——我的老姥娘，因为思儿思孙心切，在短短的七天时间内，一病不起，老姥娘告诉母亲，去她本家“馍馍房”的三爷爷家要饭。那次被狗扑到了，咬伤了脚踝，到老都留有痕迹，也一生害怕狗。但是母亲一直记得那个三爷爷。母亲也见不得别人来要饭，只要是有上门要饭的，不论年老年少，她都会不让来者空着手走，即使自己少吃几口。尤其是年龄大的老人，在寒冬腊月里或初春时节，当母亲给他们饭吃的时候，一个煎饼递上去了——很多人家都是一个煎饼打发四个要饭的，老者又想要一碗开水喝着，然后把到手的饭接着吃下去的时候，母亲问人家：

    “你喝胡豆（玉米粥）吧？就是剩的，俺刚刚吃完饭，还热乎呢！”

    来者感激不尽，母亲就会给人家第二次饭，这是在当地绝无仅有的。直到看着来者喝上她递的饭，满足地哈一口热气，双手捧碗，腋下夹着打狗棍继续走向下一家，印象中一位高高瘦瘦的七十多岁的老年男性的背影挥之不去……

    母亲对我说：“一个人，不到万不得已不求人啊，求人的滋味不好受！但肯有一线之路，谁会愿意去求人呢？无时帮一口，强过有时帮一斗。被帮的人一辈子记得你，可是不记得你也不要紧。你帮别人，别往心上去；别人帮你，要一辈子不能忘。再就是，你帮不了别人的时候，也不能说难听的话。就像这来要饭的，有，你就给人家一点儿，大家帮一个人好帮；没有，你也别说难听的话，更不能训人家。谁知道谁这一辈子会落到个什么地步儿？还是那话，哪有一把圪针撸到底的？人不到八十八，别笑话别人瘸和瞎。谁也不能保证以后自己摊不上事儿！能吃过头饭，也别说过头话。”

    母亲说这话是有针对性的，因为我们东邻家，只要看见有要饭的，不是早早发现了，立刻跑回家去关大门，就是没提前发现，要饭的去她家了，三十多岁的她就会大声训斥要饭的：“你来得还怪及时哩，我这是将将（刚刚）开开门！没有，快走！我这里还没有吃的呢，哪里有闲饭给你吃？给自己的狗吃了，还能看家呢！你算哪里来的一根葱？”

    这件事过去不久，我因为一直感叹农村女子的命运，从老姥娘到姑姥娘再到母亲，再到路遥《人生》中的刘巧珍，再到眼下这个一直愿意上学，却因换亲而得了神经病的女子；还有我高中时，班里来的那个想改变自己的命运，却最终也没逃脱换亲的复读女同学，无不深深地触动着我的内心。于是我就努力把自己的内心想法，都倾注到这个小女子身上，写了一篇短篇小说，名字就叫《被换亲的女孩儿》。在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我拿着这篇小说，再次走进了我曾经就读过的第三中学的校门，走进了我高中时候的班主任张老师家里。

    张老师正和一个文友在家里喝着茶，谈论一篇报告文学的写法，他们写的是我们镇上摩托车技校年轻的校长创业的事迹，很有些励志的意味。在那个还没有电视，精神生活极其贫乏的年代，大家一打开收音机，就会在省电台的广告里，听见关于摩托车技校的介绍，这是在当地老百姓都耳熟能详的一则广告，这则广告竟然吸引了全国各地的许多学子来到我们这个具有古老文化的镇子，学习摩托车的维修技术，郭校长也就成了我们那里有名的“农民企业家”。所以，技校年轻的郭校长就成为当地人的骄傲，大家一直奔走相告：听见了吗？咱这里那个小郭子都上了戏匣子里去了！

    张老师和那位文友的谈话进入结束语：“好，咱今天就先谈到这里，你回去写一份，我写一份，然后再综合，再切磋，就抓住‘如何艰苦创业’，‘在当地的影响力’和‘致富之后不忘当地老百姓’这几点来写就行。”

    他们握手告别。张老师接过我手里递过去的《被换亲的女孩儿》小说稿。

    将这小说稿交给了张老师，是令我忐忑的，不知道结果会怎样。而我又情不自禁地想到了母亲也曾经有过要饭的经历，并且那被狗咬伤而滴血的脚踝，好像就在我眼前晃，为着一代代的农村女人，尤其是为着母亲，我该做些什么……

    而母亲看着我这么写东西，也不知是该支持呢？还是该反对？她时常观察着我的脸色，不说什么，却是难以舒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