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里的干姨夫比我父亲大几岁，却是和我父亲一块儿退的休。他退休后没有人接他的班，因为三个表哥都是非农村户口，早已都安排了工作。最小的三表哥比我大两岁也结婚成家，孩子现在已经入托了。干姨夫和干姨也就无事可做，于是回家来的趟数也就逐渐增多.火车是上午八九点钟就到了镇子上，下午近四点钟才返回城里去，很是方便。

    回来之后，正堂屋里八仙桌两边姨夫坐正座，父亲坐副座，一把椅子上一个，气氛活跃地谈论别后的新闻旧闻。我只简单地招呼过一句：“来了，姨夫”，就无话了。可是父亲和姨夫也算是自小的伙伴，又同事很多年，再加上干姨和母亲的关系，他和我父亲的关系也就非同一般。而且他们的谈话内容熟悉自然大方和谐得多，不像我有一种陌生感。

    姨夫黑红的脸膛，有点高颧骨，并不高大魁梧的他，说起话来，总是有许多白唾沫在两个嘴角，说话卷舌音很重，“突突突突”的讲话速度，还有那惬意的、不停的笑甚至掩盖了他说话的内容的清晰度，显然是有了太多的要和我父亲说的话，而这些话又往往是令他觉得可笑的。而他每一次都不在家里住下，几乎每次都是先和我父亲坐一坐，捡着他以为最重要的话，“突突”完了，就赶紧回去看他的老母亲孙大奶奶。每次回来都是给孙大奶奶留下些钱，家里二弟家的人或三弟家的人，总是高接满迎地对待他，他急匆匆地吃过了饭，再路过我家大门的时候，走进大门里边，也不再进屋，只高声道一句：“到点了，我走了！”就去赶火车回去了。干姨总会留下来，在我家住几天，和我一张床，因为她没有闺女，她喜欢我。

    干姨高兴就去看看孙大奶奶，不高兴就不去，谁也奈何不了她，而且她这时候，气管炎相当严重，眼看着憋得嗓子往后抽抽，且从嗓子眼里发出一种严重的“呼啦呼啦”的声音。不清楚干姨进城后是什么经历和原因也导致了她的神经不太好。只是听说，干姨刚刚搬进城里去的时候，租房住——和房东家在一个院子里，男房东已经过世，姨父和女房东之间有点不太清楚……后来搬了家。

    所以姨夫一来了我家就会守着我父亲道：“她俩真是姊妹妹，这个也是个半疯子！谁都不敢惹她！惹着了，那还了得？首先咱得甘拜下风，你说是不是？”

    父亲就和他笑得不行，他们的那种笑是一种心知肚明、心心相印的笑，让旁观的我并不理解太多。

    几次下来，姨夫走后，母亲就发了话，和父亲说：“他姨夫再来，你先和他说，再回来的时候不能先往咱家里来，路过咱家大门不管事儿！他还有老娘，那么大岁数了，他应当先去看他娘才对。仗着大婶子不是那种事儿多的人，要是事儿多的人，连咱的气都得生着。哪有不先看他娘的道理？他姨夫大大咧咧的不懂这个，咱还能装着不知道？咱是这种关系。他和他娘多坐一霎，偎着老的吃完了饭，再来咱家。有空呢，就多坐一霎；空小了，就少坐一霎；没空呢，就不坐。接着从咱这里上火车站就行了。这才是正理儿。”父亲觉得有道理。

    于是下一次再来，父亲看见了姨夫就趁姨夫还没进屋，将母亲的想法告诉他。姨夫和姨就先回家去，但姨很快就一个人回来，回来就和我母亲毫不见外地说：“还没吃饭！在这里喝胡豆（玉米粥）也不愿吃他们那边的大鱼大肉！他那一窝子，看见了就烦！”在姨口里，世界上就我母亲是一个好人，其他的就没有一个好东西！

    母亲也不和她白文，她说什么就都应着。

    有一次，干姨夫无不自豪地告诉我父亲说：“刚开始退休的时候，你知道，我闲不住！咱拉了半辈子地排车、扛了半辈子的包。我就去垃圾箱里捡垃圾——嚯，城里就是好，连垃圾筒里都是钱！一天就能卖二十多块！什么都有！啤酒瓶子，纸壳子……你看我拿来的这些小梳子，是在一个盒子里一堆扔掉的！”

    说着，姨夫从随身带着的黑提包里拿出来一个牛皮信封一样颜色的四方硬纸盒子，拿出来几把小梳子，展示给我们看，说道：“你说，又不瞎，又不坏，扔了不是可惜了？”姨夫将他带来的硬塑料的棕色小梳子留在了我们家。那小梳子精细，透索，直接一下刮到头皮，不论头发有多厚！而拿在手里的，看上去是那么轻巧！

    真是有些令人向往的城市！

    “可是老大知道了，就觉得我给他丢了人！说：是缺你吃，还是缺你喝？”姨夫接着说，“他和我说：‘你自己也有工资，不够花，缺钱，就和我说。你真缺钱吗？’你说！哼，我要一些钱干吗？我不是图着有个事儿干吗？他不叫我拾，我就偷拾。白天我捞不着拾，咱就晚上拾！打游击战哎！对吧？年轻人嫌丢人！要说也是，呵，是他们不孝顺还是怎着？一个地级市的副市长他爹，竟然还是个捡垃圾的？这话好说不好听呢！是这么个理儿吧！”说到这里，姨夫已经笑得满脸是紫红色的菊。

    干姨在说到她之所以不愿意去两个小叔子家的原因时说：“我看见他们这一窝子就够了！老二家这个二孩子，你说在铁路上正干得正好好的，接班也不是谁都能接的，嫌钱来得慢，偷东西去卖！不知道这是犯法？弄进去了，叫老大托了关系，花上钱，把他弄出来！你可好好的哎，以后就好好上班吧！他不，还是偷！偷得更厉害！又花上钱把他保出来！嘱咐了个八开：可别再不走正道儿了！他又去偷！这不，又在里边了！这回再怎么求，也白搭了。不能再给他管这种事儿了！老三家的那一个，接了班进城，供销社都不景气，在街上批了菜当菜贩子！为了争地盘，和人家打了仗，也去叫老大摆平！这当官儿是为你家里当的？这是好事吗？我都替他嫌丢人！老大想他奶奶了，也不能来看她，都是叫这老二老三家的两个兄弟给搅和了！”

    其实干姨来了我们家，我母亲是担心她的两个妯娌找麻烦的。一个是野儿的母亲——干姨口中的老二家的，另一个自然是野儿的婶子了，尤其是野儿的婶子，母亲并没有得罪过她。在我母亲七十年代中期得肝炎的时候还劝说过我母亲：为了我们兄妹几个有娘，一定要好好治病，好好休息！孩子还小，不能没了娘！

    可是她们从骨子里就是看不起我母亲！不知道是因为我母亲长得矮小？还是因为我母亲的经历让她们小看了我母亲？亦或是，孙大奶奶对我母亲女儿般的疼爱，让她们做儿媳的都吃醋了？总之她们是想办法在背后偷偷地干一点儿有损于我们家或钱财、或名誉的事情才肯罢休！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嫂子生侄儿正正的时候，按照当地的风俗，这第一个孙子，在母亲是苦尽甘来的事情，是要好好地庆贺一番，经济条件也还能够达到。就是，凡来我们家看月子“吃面”的，除了在铁圆子里将拿来的东西尽量少地留下一些，而尽量多地返回一些去之外，过了几天之后，就是做大米小米混合的两锅米饭——有的人家只做一锅，有的一锅也不做，母亲却是要面子又厚道的人，就照着两锅做，另外再加上煮好的红皮鸡蛋，还有红糖。

    这样做好饭的时候，可着大碗，底下是尽量多的二米饭，米饭上面撒一层红糖，红糖上面搁两个红皮鸡蛋，来忙公事的小伙子们，就端着这样的碗，挨家挨户去送，邻居家的都送到——当然是指已经来看过月子的人，不然会有和别人要东西之嫌。

    接到这样米饭的人家便都是喜庆的，禁不住一边去拿自家的碗将米饭倒下了，一边免不了客气地对送饭的人说：“哎吆，送饭来了！嗨，还专门往这跑啥？给别人家送去就行了，不吃喜饭，也一样喜！”

    送饭的人就是站在我们家的位置上回一句：“嗨，忙着也高兴呢！吃了喜饭就更喜了！”

    做饭的大锅必须是那种八印的大锅，才尽可能地做更多的饭，尽量都送到远远近近的左邻右舍家里去。随着生活观念和生活方式的改变，尤其是小家庭的建立，这样的大锅没有几家了，这近处的除了我们家，就是野儿的三婶家了。于是做饭之前，就提前和野儿的三婶商量好，说：“俺用一下恁的大锅，我家一口锅不够用。”

    于是对方碍于面子，更有所图，就很快应允了，然后母亲将米、鸡蛋和红糖提前拿到野儿三婶家去了。可是，不说剩下的饭等都是她家的，中午饭都一块管够，也不说鸡蛋等其它的，野儿的三婶只红糖就拿去了八斤！

    母亲不止一次和我说过：“嗨，这是背后地儿里作害人呢！一锅米饭，能使八斤红糖？会说的不如会听的，二斤满够，就是你不注意散一点，照着三斤满打满算也够了！嘿，八斤？往哪里撒呢？怎么个吃法？嗨，不管事儿！还是那话，指头抹蜜饱不了人。几斤红糖，你就能常甜吗？我就装作不知道，恁说用了多少就是多少！大肚子腆给你！那我也没穷到哪去，你也没有因为这个富了去！平常里谁用不着谁呢？咱该怎么做还就怎么做！”

    所以，干姨一回家来，母亲又不好撵着干姨走开，说不能在我家里，又担心着干姨的两个妯娌怀疑我母亲是把干姨强留在我家，故意不让去她们家，并以此为借口又找别扭，看她们的脸色。什么时候，干姨走了，母亲才会暂时放心下来。

    在这期间，干姨家的大表哥也曾回来过两趟，一是看看他奶奶——孙大奶奶，一是买些东西放在我们家，接着就离开。临走对我母亲很亲切地说：“姨，你理解就行，我不会给你添麻烦。我不能继时在这里，再说我也忙。我小时候你给我做的鞋，我可是一直都没忘呢！”膀大腰圆，一看就是个干部样的大表哥亲切地笑着说。

    母亲显然有些激动：“哎，理解，理解！嗨，那时年轻，做几双鞋也不是什么大事儿！”母亲的高兴里，不是看见了表哥的东西，是在乎她没有被忘记的那一份深情。

    于是，母亲就会高兴地和我说起我姨家大表哥到三岁多的时候还不肯下地走路，一往地上放脚，就赶紧喊道：“哎、哎，不行——”嫌地上脏：穿着鞋把脚放地上就害怕再把鞋弄脏了；不穿鞋只把脚放地上又怕把脚弄脏了，怎么哄，反正就是不着地儿。这不就是当官的料吗？是自己不走路，要等轿子来抬呢！

    我告诉母亲：“我不是走路也晚吗？”

    于是母亲就又想起我的小时候来了，沉浸在以往的幸福里。而我在考虑，如何也让母亲有那种谈起姨家大表哥时的骄傲和自豪来呢？而我所能做的，也只有我自己手中这只笨拙的笔了。

    于是迁就暑假，我又开始写稿子，利用早晚收听收音机和写日记的习惯与便利，很轻易地将一篇关于青年思想修养和情感经历的文字，发到了省电台专门针对青年的一个“黄金时代”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