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一如既往，过完暑假，我继续去教学，有城里的亲戚朋友介绍对象的，不是死了一半的，就是离了婚的，仗着一纸非农户口，就要换取农村女子的年轻、漂亮，甚至家庭条件好，还要有“文化”，而多数人只要前两条也就够了。我就特看不惯，理都不理！

    做梦都没想到的是，镇子上有个初中同学却摽上我了，非要给我介绍对象，跟姐说过几次，我一再拒绝。她昨天却把我堵在去学校必经的路上了，蹲在那里，大有逮不到我就绝不收兵的意味。说已经等我好几回了都没等着我。我说忙，她说你还能光忙吗？再忙也没有终身大事重要，迁就星期六星期天，骑着自行车就去铁路西四五里地外她家去见见面去。“这么多年老同学了，我结了婚都没去过我家一回！小时候常在一起写作业。这回就当去玩玩，认认门！”

    她说那人老家是省城的，三十六岁，是她对象在外面打工时认识的，离了婚的，孩子不跟着他。让我去看看，见了面准满意。那接下来，我无论怎么说，她就是粘上了，狗皮膏药似的。嗨，我没去招惹过她，她凭什么就来打乱我的生活？只看看她吧，才初中毕业，穿的裤子都是挽着一只裤腿，另一只拖到脚后跟。长得也是白白的皮肤，却俗不可耐！凭她这样，我就是该愿意的，也一定不会同意的了。

    而若不答应，她不但会耽误我去上课，这事肯定也完不了！暂时答应她就星期六下午吧！

    放学回到家，母亲和我说：“你的同学找着你了？”

    我说：“找到了。”

    母亲说：“唉，人的缘分没法说！听她那话，怪有十成把握。说不定千里姻缘一线牵呢！就和我也似的，生在东北，去前面团圆了这些年，却又跟了你大大……”

    哦，看来初中同学是来过家里，也和母亲说过了！那好吧，既然母亲这样说，我暂且去应付一回。

    星期六下午，我骑着自行车去了，路过姐姐家，我也懒得去了。路上有一段距离，见庄稼地里的玉米苗，在不大不小的风的吹拂下，发出烈烈的声响。过去公路，就远远看见那同学在那里廉价地笑着，殷切地盼望着了。我下了车子，推着走过去。到了她家，就见一位四五十岁的中年人在那里内心不安地等待着。中等身材，焦灼憔悴甚至有点畏缩的面孔，我禁不住再次想到：我的初中同学啊，你也好意思给我介绍！我们两个多少年不在一起了？你对今天的我又有多少了解呢？

    同学转身去了别处，只留下我和那陌生人在屋里。那人开口问我：“你是什么户口啊？”

    我很理直气壮地说：“我是农村户口啊！”心想，我要是城里户口，还到了和你见这一面？说不定从眼角里瞅都不瞅你一眼！你也免不了的俗呀！

    很快我对他说：“我回去和家里商量一下，再给你个信儿。”便起身离开。同学正在院子里无所事事，见我出来随跟着我出门。我说：“我回去和我娘商量一下……”

    “和母亲商量一下”，真是一个极好的借口！转眼，心想：已经又卸掉了一个包袱！她却余犹未尽。

    第二天一早，只是收拾着家务，吃着饭，听了一下调几上放着的大收音机里的每周一歌《月亮走，我也走》，也没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想起昨天的事情就烦。母亲也不便问，只看我的态度，就已经知道得八九不离十了。

    刚走出家门，拐过方大娘家的屋后墙，一位大哥说：“你往收音机上投稿子了？写得真好！”他是方大娘家的本家，早年也教过学，写一手极好的毛笔字，只是身体不好，做什么都不行。我没搞懂是怎么回事儿，在模模糊糊里，只是打着哈哈，随便应着。

    继续走向学校。快走到校门口时，和野儿本家的村会计的湖北妻子打了个照面，她是去坝上晨练回来。她五十多岁的年纪，中等身材，上牙翘着，黑得健康。人还是不错的，总是见了面在我还未开口叫她嫂子时，她就早早先和我说话了，我回她的话，叫着嫂子。他们两口子的为人口碑很好，也都实在，是会计在湖北当兵时带回来的妻子。她操着一口浓重的家乡口音，说话又一向很快，但她努力让我听懂：

    “今天早上的广播我听了，你写得真好！”

    我当时还是有点愣了，因为我早已把自己投往电台的稿子忘到九霄云外去了！在将信将疑里，我努力回忆着是否如她所说写过类似的稿子。

    下午有位邻县的青年教师，骑着自行车来学校找我，问我是如何获得大专文凭的？平常都看过那些名著？都写些什么稿子？此外似乎再没了太多的话，现在想来，毕竟是年轻些，容易冲动激动，因为显然他也是听了广播，然后就过来的。他因为怕耽误我上课，还要往回赶路，就走了，临走留下一句话，他回去要给我写信，也还会来的。

    我一头雾水。

    傍晚回到家，正好姐姐带着朵朵过来了，姐姐又好久没在这里吃饭了，今天准备在这里吃饭，对我说：“你写得真好，忒感人了，俺和你姐夫都听了，要不是录音机坏了，早就录下来了！忒可惜了！”

    我这才想起来听傍晚时分省电台“黄金时代”的重播。文章里提到了作家路遥《人生》中的刘巧珍姑娘，她温柔美丽善良，可因没文化而被抛弃。也同样提到了作为回乡知青高家林的困惑。广播稿里有句话至今记忆犹新：“我曾经悲叹自己是厚厚的冰层下面的一条小鱼，我是多么渴望透过这厚厚的冰层浮到水面上来，看见一片广阔而自由的天！”

    就是这样一篇文字，让我想不到的是，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寄往我教学的学校办公桌上的信件，一封封接连不断，最多时，一天近三十封。邮递员禁不住好奇地问我的同事们：“她干了什么呢？怎么有她这么多信件？”

    办公室的同事们一遍遍询问我：“丽雅干了什么呢？怎么有你这么多信呢？”

    有同事还开玩笑：“怎么一封也没有俺的呢？”

    我很实在地有信必复，善良得不愿漏掉每一位热情甚至自卑的来信者，他们的期盼也曾是我无助的内心所时时盼望的，他们的痛苦和困惑也是我所具有的。有人怕不回信，特意叮嘱了又叮嘱，又怕丢失的，要求挂号。而他们每一个人都把自己当成是唯一的来信者，他们有男有女，有城有乡。女子的痛苦和困惑与我差不多。有的坦言：找一个农村的对象，心不甘情不愿，毕竟人往高处走；找一个城里的，一纸农村户口又令她们身份大跌。男士们几乎无一例外地有那种终于找到了另一半的感觉。所有来信者差不多的内容，都是青年朋友们所关心的问题，探讨理想事业爱情婚姻。一个时期内这种回信的忙碌改变了我原有的生活节奏。我像一个憋足的心理医生，回答他们这样那样的问题，鼓励开导着他们。

    有大胆直接的求婚者，我则开始编造谎言，说自己这篇稿子已寄出去两个多月，刚寄出去时就有了对象。有执着者说：只要我一天不结婚他就一天不会放弃。竟让我觉得有些焦头烂额。好歹将其他所有的来信者以理解同情平和的口气都画完了句号，只与一位W市青年职工——正在自学的S青年保持了近半年的通信。

    S青年字体娟秀、稳健，加上体贴、理解、大气、平等的口吻，让人觉得安全可靠。我们谈名人的婚姻爱情——象周恩来和邓颖超的；谈青年人的理想婚姻和事业，谈单位上的贪官污吏，谈他美丽难忘的姥姥家所在的胶东半岛，谈路遥的《人生》……我在一开始给他回信的时候总是以“师傅”相称，直到他提出“这样让人觉得太生分”，并且委婉地告诉我：如果生活中让他有缘认识一位刘巧珍似的好姑娘，只要对方不嫌弃，他会毫不犹豫地接受的时候，我才有些生硬地开始直呼其名了。当时除了通信没有其它的联络方式，平信单程一般为一周，一来一往就是半月。

    不久他并没提前告诉我要来我家，是突然地到了我从教的学校。

    那是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冬天里，他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当他由一位学生领着、后面跟着其他好几个好奇的学生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我有些愣住了：他是一个绝对的美男子，比小虎队的成员有过之而无不及！大约一米八几的个头，微红的脸膛，甚至还带着一丝未褪的稚气，一身得体的看似随意的牛仔装将他衬托得更是完美，也是他城市人的标志，只是外在的一件军绿大衣则显出他朴实的一面来。身材只有一米五稍多的我在它面前几乎无地自容……

    他到我家的当晚，因久坐火车，没吃好没休息好，人显得疲惫也冻坏了，他坐在我闺房的床上，腿盖被子，因房间不大，一张床一张书桌和一把椅子一个衣柜，还有我的那辆自行车，便将屋子大体塞满了。当时我还没从受宠若惊里缓过神来，有些不知所措着，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倒像我成了客人，他成了主人。

    他先是邀我坐在床沿，又建议我“脱掉鞋子，坐到床的另一头去蹬蹬脚，暖和一下”，兴许他实在冻坏了，而我屋里没有任何取暖设备；也或者他也有农村的传统思想——“媳妇”就是用来暖脚的；还或许他只是天真纯情的，暂时把我毫不见外地当成了一个从小一起长大的伙伴而别无他意。可我作为女性和所受的传统家庭教育，所以一向是保守的——这或许是作为城乡者一个差别吧。故迟疑着不肯就范，也不知如何是好。

    恰在此刻，电灯突然灭了，我立刻从刚刚微微坐上去的自己的床沿上弹了起来，在这同时他也发出一声轻轻的带了一点惊恐的口气道：“咦？怎么停电了？”并将靠在墙上的身子猛地坐直了。好在停电时间不长，也就几秒钟。

    我只有暂时又回到床沿微微倚上身子——也许是站在那里更贴切一些，此后他有些疑心地让我拿出他给我的信来在他眼前晃了晃——他也并无意再去读。我觉得了彼此的不信任。接下来他还是介绍了他的大体情况，他父母是监狱的管教干部，参加过解放战争，他在家是老小。他从小是在姥姥家长起来的，比我小两岁……

    因弟媳带着侄女回了娘家，弟弟上班不在家，当晚他去了弟弟的屋里就寝，我则几乎一夜未眠，猝不及防地开始考虑着我的未来。

    第二天我应他之邀领他在我们镇子上参观了文化历史古迹，而我的家人用了最隆重的方式接待了他，父亲给哥哥弟弟去了信儿，还有本镇上的姐夫于第二天的中午都来陪了他，自然丰盛的酒席必不可少，让他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满足感。午后他就去乘火车走了。我的内心一直是迷茫自卑的。在我送他去火车站的路上，高大的他一步顶我两步，却丝毫没有等我迁就我的意思。从这里我似乎已经感到未来的不妙……

    可是在他走后我却又莫名奇妙又似乎是很自然地等着他的来信了。然而在度日如年中，久久没有他的回音。好歹熬过一周之后我开始给他写信，以为从这里回去的，至少作为一般朋友只是报个平安也是好的吧，也是起码的礼节。我对他已不抱希望，因为在他面前，我只想把头深低，低到尘埃里去，却看不到可以开花的花苞甚至是花的种子来。而面对他在听到我是代课教师、工资只有四十元钱的时候，他的惊讶，倒令我万分惊讶了，真不知道他是怎么听的电台广播？

    我找不到我自己……

    他走了十多天之后，也许我的信还在路上就收到了他的来信，信上说，他“要谢谢我家人的盛情款待，真的是善良的一家人”，唯独不谈我们两人之间的事。

    不久大约是接到我的信了，又来信说他回去就感冒发烧了，因路滑又没休息好，摔了一跤伤了胳膊，现正在朋友处住着，想和我借五百元钱——却正好是我一年的工资，说发了工资就还我。关于我们两人之间的事，他是毫无意见的，只要我不嫌弃他就行了，但是还要回去和他家人商量。他信上说：在这世界上总不能够孤零零的就两个人吧，还要得到家人亲朋的支持。后来又说他又不想耽误我，他还要上日语学校，并一再解释：他虽然和我借钱，但他并不是一个特看重金钱的人，因为周围有个体大老板要嫁他他都不愿意……

    太多的借口和赤裸裸的金钱“借贷”与遮掩，以及完美的外表和前后不一的矛盾，让我只是觉得自己作为一个没出过远门的小镇姑娘的傻，不折不扣地被人耍弄了一番！

    这天，父亲哥哥弟弟姐夫又在我们家一起吃饭。问起我的事情，我把大体意思一说，姐夫回话：

    “他要是说结婚，领结婚证，没钱，咱都可以凑；他不提结婚的事儿，只说借钱，我看靠不住。”

    弟弟说：“长得可是怪好，说话一口一个‘呵’、‘呵’的，我看不实在。”

    哥哥说：“嗯，这个白搭，我看这事儿离了恁哥还是不行。过两天我还是从厂里给你找一个。这个离得近，起码知道底细。”

    这年底受此事影响，我所教班级的成绩双双降落了名次，语文降一个，数学降三个。欲哭无泪时，头痛欲裂，头不痛了，箭头似地一下转到右眼，只觉眼前一团黑雾，看东西都是波浪形的，几近失明——我这脾气！

    母亲陪我去镇医院检查，一个三十多岁的女子极不负责任地粲然一笑说：“好像是糖尿病。”

    母亲分析之后对我说：“年轻轻的得的什么糖尿病？咱家里也没有这种病！”

    然后母亲和哥哥提前说好，在这天陪我去城里找亮哥所在的大医院做进一步检查。

    我内心感慨万端。

    远远看见正忙碌着的亮哥，指给哥哥大夫，并交代大夫好好给我看。我和母亲站在远处，看穿着白大褂的亮哥的身影在我和母亲面前一闪，便不见了看上去忙碌的影子。心想，好久不见，只过来打个招呼也是好的呀！况且有我母亲在，或者就只是和母亲打个招呼也是好的。亮哥以前不是很尊重我母亲的吗？

    我感到了世事的凄凉和爱的悲伤。也许“大龄的”我已惊扰并吓到了许多认识我的人？

    而在这城市户口者面前，我是自卑的，却又是不服气的。

    拿了药回家，竟是激素，过年前后我吃饭胃口大开，永远吃不饱，人一下子胖出来一圈。好多人都说我过年过胖了。其实我们家平时的生活就比其他人家强很多，而与过年无异，我还不至于偏在过年时候就把自己吃胖了。

    只是母亲再面对孤零零躲在屋里的我，想着邻居中三三两两携夫将雏回娘家的我的伙伴们，母亲曾撵我出去找她们玩，在遭我拒绝后，母亲在这一个仍然热闹的春节后，并不再撵我出去，只是又是心疼，又是尴尬，最后只能是无奈地笑看着我，感受着我的感受……

    母亲也曾年轻，母亲也曾深情而倔强……

    而当我再独自面对桌子上那一些所有来自S青年的信件，几乎有一半是航空信封、挂号邮票，那一刻我在心里苦笑也幽默自嘲地告诉自己，并最终记在了日记上：“不过是陪着一个过腻了城市生活的小屁孩儿，玩了几个月的文字情感游戏罢了！”

    从此我理想中的爱情与我彻底绝缘，并再一次心痛地不可遏制地想起那个叫吴远兵的冤家：若他早早而专心地接受了我，或者只是给我一份等待中的希望，我又怎能再受这一份情感的颠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