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最初租赁房屋的这一家，除了西堂屋里三口之家的房东家，住在东堂屋里的我和杨冲之外，还有一间东屋里的一个东北小伙子在这里上班，也在这里租房，与男房东是一个单位的。东北小伙子微红的脸堂，一米七五以上的个头，脸大肩宽，很健壮很帅气的样子，一口地道的东北口音，也很懂事，看上去有时很深情凝重，有时很乐观率性。

    杨冲是上长白班，而西堂屋里的男房东和东屋里的东北小伙有时是上夜班的，自然也上中班——他们当地人称“小夜班”。加上东屋里的小伙子二十来岁的年纪，贪玩爱热闹，当他在家里的时候，就常常会有其他年轻人光顾。有的时候，打麻将喝酒就会闹腾整夜。而主要的是，男女房东因为是只有一个女孩，户口转了不让要第二胎，男房东就因为没儿子常常借了一点小事，对女房东就大打出手。男房东也就有一米六身高，脸也不大，而且发黄，人也不胖，还没有他对象个子高身量大，却常常在两个人的交手中，他是占据强烈的优势的。于是女房东就会常常鼻青脸肿。

    他们两个人打仗的周期不会超过一个星期。打仗的特点是，先是听不见吵闹声，而是先听见“噼里啪啦咣当哗啦”的砸门窗玻璃、摔东西的声音，然后才是女房东被击打的哭骂声。越被打就越骂，越骂就越被打。有时候，我们已经休息了，忽然就被强大而清晰的摔打声——比方摔碗、摔盆子、甚至暖瓶爆裂，或者是被门窗玻璃的碎响声猛地给惊醒了。等稍稍苏醒过来明白是怎么回事儿的时候，我和杨冲就急忙过去拉架。而东屋里的小伙子已经过去了。

    这一天夜里，东北小伙子没在家，大约又去上夜班了。我再次被西堂屋里的声音惊醒了。而杨冲大约白天上一天班累了，此刻睡得正酣，我推醒他，叫他过去看看给他们拉开架，不然打闹到什么时候？杨冲却不动弹，显然他已经烦了：“黑星半夜的，谁去给他拉仗？又不是一回两回的！没完了！要去你去，我不去！”

    可是我知道自己已有身孕两个多月，为了我自己的宝宝不会受到意外伤害，我就狠狠心没有过去，任凭他们吵嚷打闹。第二天一早，早已没有打闹的动静了，我就去房东屋里看了看。女房东正躺在床上，眼睛朝外巴瞪着。男房东不在，大约已去上班。女房东的眼睛鼻子腮帮都是淤青紫红的，高高地肿着。我对她说：“哎吆，这可怎么办呢？我给你去拿点消炎药吧？”

    她说：“行。”

    我问：“要去大医院吗？”

    她说：“不要。平平，领你大娘去大队（村）医务室里给我拿点消炎药去。”

    那个被父母的打仗打怕了的女孩畏缩着，小声地叫着我大娘，和我一块去了卫生室拿了药回来给她妈妈倒上水吃上。然后我很歉意地对女房东说：“我身体不便，昨天夜里没有过来。以后你要学乖一点，不要和他正面冲突，他发火的时候，你就退让一步，免得自己吃了眼前亏。”

    我说什么她都是愉快地应着。似乎那一些伤又都是别人身上的了，而丝毫没有令她产生一丝悲伤。

    不久，女房东告诉我，她公公春节后就要搬回来住房子了。这不言自明的是，我们该搬家了。我就告诉了杨冲。杨冲就和我只有再去寻找房子了。

    离这一家不远的北边，也就是离杨冲单位更近一些的一家低矮破败的不大的院落里，三间低矮的草房，房顶上的草已经黑了，经过多年的风吹雨淋日晒，草，也已变得很短。饭屋和栏棚也都是用麦秸苫了上帽儿，但上面的草已经很少，而且从里面抬头看的时候，就发现已经有了透明的地方了。只是一个独自的院落，相对比较清净一些。不像在第一家和房东一个院子里时，总是多多少少会有一些烦扰。

    但在我家住这样低矮狭小的房屋，应该是在我刚刚有一点模糊记忆的时候，在那样的屋子里，有母亲的纺车，母亲会在晚上我和弟弟都上了床，而我或许已经睡醒了一觉，见母亲在那个小小的棕色药瓶改作的小煤油灯下纺线；或者母亲坐在床上将小煤油灯移到床上的墙上，再将墙面熏出一道长长的黑烟道道，母亲在长长的夜里纳鞋底做鞋子，或缝制棉衣；也或者在寒冬腊月里的早上，在火盆里续一些柴火，冒着浓烟，母亲左躲右闪，给我和弟弟烤了棉袄再烤棉裤，然后分别叫我和弟弟起床……

    可是就是那时候我们家的房子也不会这么破旧吧？

    因此我建议杨冲先不要着急决定，咱再找一下看看，反正这里有的是空房子。但他说一不二，立马就决定下来。然后抽时间，从班上叫了几个小伙子来，把我们的家具就搬了过去。我想和他说什么都是无用的，也正如他说的，我自己又不能干。且由着他去吧！

    由于这样的搬家，才知道，有许多家具却并不是一件好事。想起老杨上一回来会父母在这里吃饭时，当我送他出大门后，他极不友好地嘟囔了一句：“连房子都没有，穷摆摆！”显然他是嫌我们的家具有点多了。

    也是由这一次搬家，我听见杨冲的班长说：“杨冲，你再涨工资就要超过五百了！”杨冲微笑着表示知道了。似乎那时的五百块钱就已经很多了，本来他们这个国企在全国都是有名的经济效益好的单位，属于“五百强”。

    年底我从杨冲单位上又订了几本下一年的杂志：《人民为学》、《十月》、《当代》、《中国作家》和《收获》，还有一份《文学报》。

    一个人没事的时候，就倚着低矮破旧的门框晒太阳。

    有一天，我特想着吃猪肝，就觉得那猪肝一定是很香很香的，越想越香，越香越想，禁不住就咽起口水来。于是我对刚刚下班回家的杨冲说：“哦，我忒想着吃猪肝了，你帮我买一点去行吗？”

    不善言谈的杨冲二话没说，骑上自行车就出去了。

    当他好不容易打听着从一家饭店里买回来的时候，我忽然又觉得特别不想吃了，甚至有了讨厌恶心的感觉。所以一大块猪肝竟都让给他吃了……

    杨冲因为又涨了工资，加上他从老杨那里得不到支持而断了心里有所依靠的念想，也曾让他尝到了没钱的滋味，他虽然不把钱交给我，但再买东西的时候，就不会大手大脚乱花钱了。

    这一年春节过后，杨冲正月初四才有时间。母亲早已和我们说好：“哪天有时间哪天去，没有必要非得就在正月初二这一天去。别和你姐头一年似的，因为正月初二没捞着来，从那年年别扭。”

    我说：“行，恁当老的都不在乎，俺这年轻的哪有那么多讲究呢！”

    正月初四，我和杨冲两人坐火车前往母亲那里去。家里没有按照老传统再去请厨师——母亲知道杨冲是个不讲究好伺候的人。一家人欢天喜地，其乐融融，来了个少有的家人大聚会。母亲多少年都不曾有过的笑洋溢在脸上，高高的紧皱的眉头慢慢开始在舒展之中了。我和杨冲也是用自己的行动在告诉姐姐和姐夫：幸福不在于得到的多，而在于计较的少，尤其是在家庭之中。

    距上一次来母亲这里还不到两个月。再见到小侄女的时候我告诉她：

    “看看，我又来了吧？我知道上一会我走了你没哭呢！这一回我再走的时候，你不哭，我过两天接着就再来；要是哭呢？你猜猜！”

    小侄女在学着长大，开始懂事了，双眼皮的美丽的大眼睛眨巴两下，道：“就不来了！”

    “敬子，真聪明！”我禁不住夸赞她道。

    正月初六又正好是年后的第一个集，沿街的商铺迁就好日子也在这一天开张，我和杨冲买了点东西去姐姐家，弟弟弟媳也去店铺放过炮仗，开了门，卖了一会儿东西，带上小侄女也去了姐姐家。敬敬朵朵俩小不点和平友好地相处着，玩耍着。大家欢笑依旧。姐姐还没有姐夫会弄菜……

    此刻，门外老远传来了锣鼓喧天的声音，今年又有故事会了，踩高跷的，耍龙灯的，跑旱船的……姐夫哈哈一笑，和姐姐说：“赶紧的，准备鞭炮，到门口放一挂去！图个吉利，凑个热闹呢！”他后一句是对我们所有人说的。

    玩故事的，路过哪个店铺放鞭炮，一定会在哪家店铺前多转一会儿。今年故事队又多添了唐曾师徒四人去西天取经的内容。姐夫放完了鞭炮，看着热闹的在门前不远转着的故事队，听着热闹的鼓点，哈哈大笑着……

    姐夫从他哥嫂所开的佳肴店里买了肘子肉，整鸡，蛋卷，自己做了糖醋鲤鱼，年底做好的肉丸子在冰箱里，又炸了带鱼块，切了年底灌的香肠，又调了菠菜粉丝火腿丝的凉菜，炒了芹菜木耳肉丝，最后一个鸡块炖蘑菇。十个菜一凑活也就出来了。

    饭后是喝茶嗑瓜子吃糖块。

    下午回到母亲那里，第二天就准备返回我在的L城的小家了。文化古镇自然懂得“来而不往非礼也”的道理，但更喜欢肃静的我告诉母亲：“我们大年初一给杨冲的父母都拜了年了，我回去了还得去杨冲的哥嫂那里，怎么说也是当大的，结婚前后没少麻烦了他们，去看看他们……”

    母亲肯定地说：“是啊，得这样做！”

    我把我上面的话对母亲说完：“反正我们那边也不和老的在成块儿，咱这边上班的上班，做买卖的做买卖，都没有工夫，路又那么远。不去我那里了吧！”

    敏感的母亲立刻有了一丝惆怅的感觉，但是她除了体贴入微，更是尊重他人的，即使这人是她的孩子。就对我说：

    “行，不去就不去。等过完十五，或者出去了正月，我和你大大就去你那里。”

    我知道自己不善于应酬，更不愿意让他们看到我住着小破草房的景象，还有这里的不便，他们来了吃喝住就都成问题，当天来回又太过紧张。一切都独自去承受吧！那个挂着我的人，唯有我的母亲。而我在她的面前也应该尽量保持一个乐观幸福的样子……

    母亲给我们拿来的年糕，我们吃到正月十五。过完了正月十五才算真正过完了年。

    正月十七上午，我正一个人在东边饭棚里准备午饭，给杨冲炸了四条从母亲那里拿来的咸鱼。咸鱼还没炸完，对门的罗锅老太太趴在我家大门口在喊：“小杨家的，做的什么好吃的呢？”

    我说：“大娘，来啊，炸鱼吃呢！”

    老太太说：“我说那么香呢！”

    我说：“来，送你一条。”

    她不说不要，我就知道她是想要了。于是用盘子给她端过去一条。老太太罗锅得厉害，脸倒是丰满，红红的肤色，一笑起来嗓子里是“活活落落”的声音，嘎嘎嘎的，外带旧自行车铃铛不响，却在骑起来的时候，发出的沉闷声。三个儿子，一个女儿。她却经常一个人早晚地以去铁道上拾炭拾铁拾柴火为营生，啤酒瓶子也拾。过不了几天，就会卖给上门来收破烂的一些物件。他老头气管炎厉害，高高的个子，红脸膛，一咳嗽必有痰，而且咳成溜儿，止不住。她的几个孩子都长得好，也混得不错，除了二儿子。据说老大还是当兵后转业当官的，二儿子四十多岁，一个大儿子下面还有一对双胞胎，日子紧巴，就来刮老太太。其他的几个孩子都生老太太的气，说她偏向老二。老太太的日子当然不能想象了。

    我刚刚回到饭棚里，准备将剩下的三根鱼盛到屋里去。这时候，堂屋后墙上的小木窗有人在敲，这又是另一个大娘了。这大娘主要的一个特点是：上牙床在里，下牙床在外，明显的“地包天”。她守寡多年，二儿子也早死，二儿媳改了嫁，带走了大孙女，她和二儿子家的二孙女在一起过。二孙女人出奇地漂亮，又正是二十二三岁的年龄，不打扮就够好的了，又整天打扮，在铁厂工作。辛苦赚来的钱都花在衣服和化妆品上了。老太太特看不惯，没有好脸色。孙女就整天不着家。不是去同事那里，就是去姐姐家。老太太微黄的脸色，整天愁眉不展。只有看见我的时候才忽然就笑了。她自己一个人懒得做饭，常常凑活一顿是一顿。

    她边敲窗子边说：“做的啥好吃的呀？”

    我说：“炸鱼呢！你敲窗子敲得正好，我正要给您送过一条去呢！”

    老太太不说鱼的事情，直说：“咱娘俩打正月初一你来给我拜了年，我还再没见你呢！这敲窗子的暗号也倒毫（差不多，快了）用不上了。”

    我掀开窗棂，用一个煎饼把鱼卷了递给她。她立刻眼睛盯着煎饼和鱼，嘴里却道：“你看看，恁吃呗，给了我，恁怎么吃？”

    我说：“我不吃咸，还有两条呢，够小杨吃的。”

    想想有意思！老想笑，尴尬地笑。都怪这咸鱼味道太重。弥漫着空气里到处是。

    正在这时，我听院子里有动静，以为是杨冲下班回来了。原来是杨冲的侄儿小山骑着摩托车来了。还以为他是回过年时我们去看他父母的礼呢。谁知道他一进门就说：

    “二婶子，家里计划生育的叫你回去查体。”

    我的火“腾”一下就起来了：“已经给了准孕证，还查的什么体呀？”

    小山说：“是年年例行的查体吧，我也不知道，我娘和我说了，叫我来叫你了。”

    我想和一个孩子说太多也没用。只好应了下来，等杨冲回来，他又立刻出去买了点饭菜，饭后，杨冲去上班，我就由小山带着，向杨冲的老家而去，因为路上怕查车，就走了更加偏僻的山路，那偏僻的程度，令坐在摩托车后座上的我也不时地弹跳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