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叮铃铃——叮铃铃——叮铃铃”，正和母亲说着话，突然电话铃响起，将屋内躺椅上的父亲惊醒了，父亲懵懵懂懂地开始喊母亲：“快一点儿，电话！”

    母亲就慌慌张张地一边应着，一边把手里正拿着的花鞋垫放在身后的小椅子上，就准备往屋里疾走。

    我说：“你不用急，我去接。”我就先一步到了屋里：“喂，您好！请问您找谁啊？”这似乎是我接陌生人的电话的一种固定模式。

    就听见电话里传来一个陌生又好听的老年女声，我就冒昧地问：“您是杜姨吧？”

    电话那头显然是停顿了一下，说：“哦，是，你是哪一位？我还以为是打错电话了呢！何姐在吗？”

    我告诉杜姨：“我是你何姐的二闺女！小名儿叫丽雅，就是小时候您领我去医院里打针，还把您的新褂子口袋瞪裂了的那一个！您还记得吗？杜姨！”杜姨的样子我早已模糊不清。但是这件事却记得清楚呢！显然接到杜姨的电话，我也是很有些激动的！

    杜姨重复了一句：“哦，记得，你就是L城的那个二闺女吧？你到你妈妈这里来啦？”杜姨到底是知识女性，声音那么温柔而亲切。

    我说：“是的，杜姨。我娘在这里，您和我娘说说话吧！刚才和我娘还正提到您呢！”

    母亲随我进来并听完我和杜姨说话，然后接过电话去：“喂，妹妹啊……嗯，我是……好，好……都挺好的……嗯……来了两天了……”

    放下电话，母亲是欣慰的。然后笑着对我说：“光落了拉呱啦，看看该做饭了呢！”不知不觉间，已经和母亲在院子里坐了近两个小时。

    午饭过后，父亲对我说：“你看看，你来了，我就好。你一走了，我这病就厉害！”

    我笑着对父亲说：“那以后，我就多来两趟。要不，来了就不走了！”

    父亲也很平静地笑一笑，说：“真事儿！上一回，你一走了，我就梦见寨里（前街上）的你叔了，和我那么亲。前两天大白天，我就看见他坐在这个床头上，和我来喝茶。他喝药走了有几年了？”

    我一听父亲这话，立刻对他说：“你甭管他怎么走的？走几年了？他只要再来，你就对他说话不客气，咬牙切齿地和他说——鬼怕恶人，‘你来我这里干吗？你自己家里闹矛盾喝药死了，和俺有什么关系？别说不是亲兄弟，在好几服上的，就是亲兄弟，你也找不到俺这里来！你提前走了，俺的寿限还没到！你委屈，你走了，之前你又没和俺说，和俺说了俺也劝劝你。你这就走了四五年了，从来没上过我梦里来，你现在来俺这里干什么？’，大大，你别怕，壮起胆来！你狠起来，他就不敢来了。”

    父亲说：“咱可知道呢？这段时间是怎着回事儿，那段时间先是看见你奶奶在院子里拄着棍子，我还叫她屋来喝茶。隔了没多长时间，就看见你叔坐在你坐的这床头上，和我来喝茶……”

    我说：“以后不管谁再来，只要是死了的，你就对他不客气！我奶奶来的时候，你就对她说：我是你的孩子不假，你想我也不假，可是我在这边还过得好好的呢，还有寿限，到了时候，不用你来叫，我自己自然就会去！以后你不能再来了！”

    我这样对父亲说话的时候，自己浑身都起着鸡皮疙瘩。我不知道另一个世界！对这一个世界还不懂呢！我只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不让父亲感到无能为力，不让父亲感到无奈无助。他从小把我当男孩子一样对待，关键时候，给父亲一些阳刚之气的支持甚至支撑还是有必要的。而从小就失去父爱的父亲，时常是脆弱的。

    母亲听着我和父亲的对话，紧皱双眉，不言不语。

    父亲又问母亲一句：“是老杜来的电话？”

    母亲应道：“嗯，是呢！”

    父亲又开始了午饭后的睡眠了，继续躺在他的躺椅上。母亲向来没有睡午觉的习惯，我也就随了她，再一次和母亲到了院子里，这一次没有接着坐下去，而是把马扎放在院子里，“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和她离开家，往南边走过小桥，接近坝上的龙王庙旧址的时候，才会转身来，父亲一个人在家，母亲怕父亲要倒水，或有别的事情，总是不放心。

    母亲对我说：“我觉得他今年得找点事儿干，和以前就是不一样呢！”我一时感到无能为力了。尽管母亲和父亲平时也吵吵闹闹的，但是她从来不会发出狠话盼着父亲立刻死掉之类的。再急，就是盼着自己不活了而已。

    回到家继续和母亲坐在院子里，母亲随手拿起了她的鞋垫，将一根花线纳完，又纫上两根针。母亲极容易投入到自己手中的活儿上去，而忘掉所有现实中的烦恼，且怡然自得之外，还有种成就感。她对我说：

    “你说，我到这不认为是自己老了，都说八十了，还干这干那的干什么？光享受能享受几天呢？可是要叫我光呆瓜着个脸，我呆瓜不上来！扳着个骼拉板儿（膝盖），张家长李家短的，我干不上那事儿来！”

    我佩服母亲活得充实，惜时如金；佩服她闲谈时从来不说这人如何，那人又怎样，不能说这种事情绝无仅有的，但是基本不存在，而“基本”之下漏掉的还不是和别人，而是和我。我想她的这些好习惯，都是一个成功人士所具备的。

    我适时问了一句话：“你觉得人一辈子快吗？”

    母亲这一下又来了精神：“快啊，怎么不快？我满脑子里觉得都还是小时候在东北的事儿呢，谁寻思这就八十多了？我还记得我奶奶给我说过的歌谣：走一山，又一山，碰见大哥砍竹竿。长的就把那鱼来钓，短的就把那门帘儿穿；走一里，又一里，遇见大嫂纳鞋底。要问大嫂怎么纳呀？大针儿攮了小针儿插，两针一线往后纳！”

    母亲沉浸在回忆的幸福之中，脸上有一种聪慧之光，也有一种调皮狡黠的自鸣得意。而我这还是第一次听到母亲说这一段歌谣，其它的歌谣都说过了无数遍。当时激动、感叹，觉得特别新颖，有韵味。差一点错过了这么美好的有意境又有画面感的东西。赶紧在本子上记录下来，当然更是记在了心里。

    我问母亲：“上海的我大表舅还有吗？”

    母亲说：“没了，两年了。朵朵和敬敬四五岁的那时候回来过（大约是1996年），你姐没让你看照片吗？他自己回来带着大照相机，这里照那里照。给你姐和朵朵他们一家三口子照了相。”

    哦，这个我有点印象的，姐姐说过：“上海咱大表舅长得真帅啊！那个身材！不胖不瘦，走路生风！一看就是个干部样！也别看那个年纪了吧，脖子里挂着照相机——咱这里还没见过那种照相机呢！他还问我，‘小时候带着你走，为什么不跟着我？上海多好！’我不好意思地说，‘那时候小，不知道好歹呢！’他临走的时候，我给他带了六斤花生，他说什么也不带，说他什么都不缺……”

    大表舅最后这一次回来我知道，母亲和父亲都告诉过我了，是2004年。那一年他已经七十六岁，想叫着我父母一块儿都去他那里养老，房子大能住开了，他的退休金足可以供三个人花。他的二儿子和四儿子一个在美国，一个在俄罗斯，在国内的那俩有一个是自己开公司的，还有一个混得也不错。我不知道大表舅到底是什么职务，用爱虚荣爱夸张还没有多少文化的父亲的话说就是：中央保卫部上海保卫科的第一把手。觉得这名称好玄！这大约是父亲听我三姑姥娘家的大表姨父说的吧，大表姨父和大表舅在刘家海子村里是本家，又有表姨这一层亲戚，表姨夫是个能人，至少去过上海两次，直接去找大表舅。表姨父传来的消息是，我大表舅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早晨起来光一袋儿“营养粉”就是三十九元。但是母亲丝毫不羡慕，不向往。

    母亲说：“你大表舅一心一意叫着我和你大大去上海养老，咱自己有家，都上那里去养老，算怎么回事儿呢？”我倒是理解大表舅这种新型的养老模式，但是在于具有极其传统思想的母亲来说，那简直就是不可思议的！

    于是大表舅自然又是失望而归，正如我一岁左右的时候，大表舅从抗战出去开始又在上海定居，然后第一次回来叫姐姐去姐姐不去，要抱着我走，母亲不依一样。大表舅这最后一次回来，也可以说是与我擦肩而过。因为大表舅的第一任妻子生下的那个只比自己小十二岁的儿子，一直姓他的姓，后来从济南去部队当了兵，然后转业到了我所在的这座钢铁小城的机关工作，有一女。曾经他的这个前妻生的儿子也去上海找过他。而我的在L城的小家因为沾了公公的光，也在机关宿舍楼居住。大表舅是从我所在的小城走了之后，才去我母亲那里想着叫上我父母一块儿去上海养老的。也就在大表舅离开之后不久，他的前妻生的那个儿子在一次外出时，出车祸死了。

    大表舅走了之后，我从弟弟那里要了表舅的电话号码，给表舅打过一次电话。电话接通的那一刻，表舅用的是我听不懂的上海话，当我用普通话和他通话时，他显然有一些惊讶和烦躁，问我是谁的时候，我说我是山东的，并提到我母亲的名字时，他这才立即换了普通话，换了亲切的口吻。我问他还是一个人吗？他说是的。我说为什么不再找个老伴？他说没有，找那个干嘛！有找的小时工，买菜做饭洗衣服打扫卫生，几个小时搞定。而他自己每天到楼下取取报纸，读读报，散散步，晚上看看央视台的《新闻联播》一天就打发过去了。他依然像问姐姐一样问我：“小时候，我要你来给我做姑娘，多好！为什么不来？”

    我只能搪塞道：“我那时候还小，不知道怎么回事呢！”

    不足两年，大表舅就去世了。

    母亲告诉我说：“你大表舅，他上海的媳妇比他小六岁。结了婚两人感情很好，一连生了四个儿子。那一年运动中，红卫兵整你大表舅，叫你大表妗子和他断绝关系，叫和他什么线（划清界限），你大表妗子不愿意，活活被打死了。你大表舅也差一点搭上命，他那时候正当年，自己就和他的那四个儿子过……后来谁再给他说媳妇他都不要。直到老了，独来独往，一个人……”

    后来听弟弟说，大表舅来了说过：文革期间，找上海公安系统戴帽子最高的人，不是别人，就是我呀！大表舅年轻时曾做过地下工作，当哑巴，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