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报农夫意，人疑影似弓。

    心贪吞巨象，体舞化长龙。

    蛰卧将身卷，潜藏把洞营。

    夜闻春雨到，行草入花丛。（文举诗稿  蛇年咏蛇）

    在村里，芝麻往往被传成西瓜。我帮姆妈为小妹洗屎片的事，经大姑一说，很快就在全村传开，并说我能帮姆妈洗衣了。大人们夸我勤快，懂事。而同学们却拿来笑话我。那四巴、平子和五四见到我就说：“小枝跟了根草，连衣裳都不要洗的了。” 搞得我很狼狈。我有时想，小枝是否会听到这些话，要是她听到了，会怎样来看待我。其实他们都打不过我，可我也不能因这些话来和他们打架，我是个温和的孩子，不喜欢和人打架，我只能默默忍受。好在有桃子姐经常帮我，有时还帮我洗屎片。

    每天早晨推开门出去时，刺骨的寒风呼呼地吹着，不时地向我袭来。由于个头的猛增，我的袖口与裤脚都短了一大截。整天的蹦着玩着，也不觉得十分冷。就是在洗屎片时，双手长时间浸在水里，又冷又痛，每当洗好一块屎片时，不得不把双手揣在怀里捂一会。姆妈现在也不在家里用温水搓屎片了，换包抽下来的屎片就直接让我拿到塘里去洗。万事开关难，几次实践之后，我的洗技有了很大的提高。同伴们的闲言碎语，我只当是耳边风。大大咧咧地夹在妇女之间，清洗着屎片尿片。小妹屙的屎又黏又滞，像化开的沥青，又像熬熟的膏药，看上去还有点儿恶心。还好，天气特别冷，再者，我患有轻微的鼻炎，闻不到那胎屎的腥臭味。

    腊月初九，大大从大队里带回一封信，说是王大头家的，让我赶紧送去，免得耽误人家的事情。 我出得门来，顶着寒风往王大头家走去，此时天色黑咕隆咚，地面上的白雪只能映亮三五尺高的黑暗，踩着结了一层冰壳的积雪，发出嘎嘎吱吱的响声。老远的我就闻到扑鼻的糖香味，一阵高兴起来，脚步自然加快了，风不是特别大，王大头家的大门也未上拴，我推开门一脚跨了进去。三丫最先看到我，连忙说：“是小草啊，来吃糖。”话音未落，一把炒米糖就塞进了我的荷包。我举起手里的信说：“王大娘，大丫姐来信了。” 那王大娘喜出望外，赶忙接过信，老眼含泪，颤颤微微地说：“这小死丫头，还晓得来信，我当她死掉了。”

    “来什么信，我就当她死掉了，强如没养这个女儿。” 王大头闷声闷气地说了一句，根本没有停下揾（wèn ）糖的活儿。

    王大头家里的，也未搭话，拿着信就出门往大姐家走去，我也跟着一起来到大姐家。她把信递给大姐夫，大姐夫接过信，一看地址，心里一惊，原来这就是他老家的地址。他也没有说破，只暗暗地记下了地址和水中月这个名字。他用剪刀剪开信封，抽出信来，只见上面歪歪扭扭地写着：

    “敬爱的爸爸妈妈大人：

    你们好！女儿没有听话，给你们天（添）了大麻凡（烦），女儿向你们陪（赔）罪了。我在这边过得很好，你的女西（婿）名字叫水中月，他带（待）我很好，公公也带（待）我很好。我已经生了儿子，也就是你们的大外孙子。我很想念你们，我打算明年正月带着儿子来看你们。最后祝你们二位老人身体建（健）康！

    不孝女儿大丫  

    1964年11月23日”

    大姐夫把这错字连篇，约百十多字的信一口气念完。

    王大头家里的一边听一边唠叨着：“这下好了，总算有消息了，我娭毑，这一年多来，把我都急死了，也不晓得她是死是活，这下好了，头胎添了个儿子，这肚子也算是争气了，她说公公待她好，也不晓得她婆婆待她可好！”及至念完，她才回过神来问：“冇了咯？”

    “冇了，就这些。”

    “她可有讲，可饿肚子啊，可有钱用啦？”

    大姐夫双手一摊说“冇讲，冇讲。”

    “奈我就托小先生帮我回封信哉！叫她明年正月把我小外孙带回来，你跟她讲，他大大还在生气，冇好脸色对她哎，不管怎样，她要受得了。”

    一会儿大姐夫就按她的意思把回信写好了，将信折叠起来，装进原信封，再取一张香烟盒子纸，在背面写上姓名地址，粘在信封上，正好把原地址遮盖了。

    “谢谢小先生，谢谢小先生。” 王大头家里的拿着信，回家讨了一毛钱，踏着厚厚的积雪，连夜赶到王和尚家，把信和钱交给王和尚，让他明早带到左岗街上邮寄。

    “夫庶人之风，塕然起於穷巷之闲，堀堁扬尘，勃郁烦冤，冲孔袭门。”《文选·宋玉<风赋>》 时下的王和尚，正是全横埠区的当红队长。他家也成了汪山的首富人家。大娭毑又是厨师，养猪比别人家长得快，养鸡比别人家会生蛋。对王和尚的调养更是无微不至，把他养得油光水抹的，那光头光得都能照进人影了。特别是那双小眼睛，常常射出威严而带点狠毒的光来，人们称之为“泥蛇眼”。很少有人敢与这双“泥蛇眼”对视。俨然是汪山队的主，甚至连大大和朱营长这两个大队干部，他也不放在眼里。

    人不知道怕是可怕的，人若盲目的怕也是可怕的。中国人怕官，就是一种盲目的怕，这大概也是中国官文化的劣根性之一。俗话说“县官不如现管”，尽管王和尚只是个小小的生产队长，社员们都很怕他，人们在背后恨他，怨他，却没有一个人敢在众人面前说他的不是，因为社员们的经济利益掌控在他的手中。 可是偏偏有一个人不怕他，那就是老疯子，这人天不怕地不怕，经常在社员中间说他的不是。

    从去年开始，王和尚就养成了每天早上都要上街的习惯。有时是空腰篮来，空腰篮去。他走到街上，先把该买的东西买好，然后就是坐小馆，如果不需要买东西，就直接坐到小馆里，泡上一壶茶，再来两根油条，早饭就如此解决了。不过这还不是他的目的，他的目的是把这里当成他的外交场所，那时，能坐得起小馆的都是干部和街道上的有钱人。普通老百姓偶尔的来一回，大多买了油条和馍就走，根本不在茶棚里停留。而王和尚就坐在茶棚里，一边吃，一边喝茶，一边等人，他等的人都是各单位的要员，有公社各部门的，有信用社的，有供销社的，有食品站的，甚至还有木器社的······。如有这些人来，他就请客，请客当然要进“包厢”了，也就是里面的一个小房间。每请一次客，小馆的老板都要写个证明，他说多少，老板就写多少。他拿着证明就可在生产队里来报销。

    王和尚用集体经济打开的外交，于公于私都有利。《佛说十善业道经》中第二十四集有句曰：“人生为己，天经地义，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这经文中的“为”这，本是作为的“为（wéi ）”，可是那些自私自利己之人，故意偷换字义，把这“为”字读作为了的“为（wèi）”。这王和尚就说过：“这个，古话都讲过，‘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嘛！”。可见，王和尚的外交是“主观为自己，客观为队里。”。不过，今年队里受了水灾，就是靠他在上面的关系，免去了汪山队的公粮。而范圩队的灾情比汪山还要重，却还要交一半公粮。因此王和尚又得了一个雅号——“推天转”。

    老疯子对王和尚大为不满，经常发牢骚：“共产党员是为人民服务的，他王和尚当了三天小队长就高高在上，天天拿个锹在田里混一下，也记一个工。”每每说到这里，他都要骂一句：“我操他家娭毑。” 接着他又摆出自己那十分自豪的革命史：“他王和尚要是和我一样，为革命打天下，为人民立了大功的话，那尾巴不翘到天上才怪呢！”这时候他又以问话的方式开头：“你们讲讲，他天天上街，能有多少东西买？买他个大大头，来回拎着个空腰篮。”老疯子经常对此发牢骚，可没有什么实际行动，也许他不知道如何去行动，亦或是抹不开情面。假如老疯子到会计处查查生产队里的开支，他会有更大的发现。

    王和尚对老疯子，采取顺抚的方法，不和他争，有什么大事，先和他说一声，反正给足了面子，老疯子就不管了。而老疯子所发的对他不利的牢骚，他也不予理会。反正老疯子唠叨惯了，村里人对他的话也不太关注。就象风头上的响屁，一会儿就散了。

    如果有人不服从分工，他就训斥道：“你记子，这个，下次我要狠狠地整你一顿。” 说是这样说，可从来没有整过谁。在汪山，可是亲连着亲啊！他也下不了这个手。不象钱庄的队长，有一位社员与他作对，他派人把他拉到会场里站相，用麻绳穿着大地几，吊在那人的老颈上。

    这天早晨，王和尚照例又来到左岗街上，他先到邮局帮王大头家寄了信，然后东奔西串，也不知从哪里搞来一大堆证明，他从街上回来就直奔大姐夫家，先从荷包里抓出一把小糖放在桌子上，再从里面荷包里掏出一把条子来，递到大姐夫手上，说道：“小黄，这是由我经手的开资条子，这个，年底决算了，这个，你把这些条子做到账上去。”他也不说数字，因为他心里有数，在街上已经找人合计过。也许是说快了话，嘴角里叨着的纸烟差点掉下来，他猛地吸了一口，吸进去的烟呛得他咳嗽不已。一边咳嗽一边说：“好了，好了，我回家了。”

    大姐夫这几天都在理账，王和尚走后，他打开那些条子，吃了一惊，比去年的金额足足多出一倍来。他知道这里头的虚数不少，但他又不能向外人说，他只能按照王和尚说的办。他呆呆地坐在那里，用右手直抓着头皮，反复地抓个不停，大姐说：“你怎啊咋？又有什么事哉？是不是账目算不出来的？你抓头就能把事抓掉咯！” 大姐夫只是笑笑说：“冇事哦！我头痒得很。你把那小糖剥一个给我吃，我看可好吃！” 大姐剥开一个糖果，塞进大姐夫嘴里，大姐夫一边吃一边说道“这糖不好吃！粘咀巴。”说完又打起算盘来，继续地理着他的账目。大姐也笑着说：“不好吃你就别吃，留给秧子一个人吃。”

    这晚，大姐夫为了这些条子而品尝着失眠的滋味······。

    大海波涛浅，小人方寸深。

    海枯终见底，人死不知心。（唐  杜荀鹤  【感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