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援病死壶头山军中，东汉军队处于险境，当时监军宋均分析了局势，采取“矫制招降”的策略，最终平息了相单程、杨四、杨五率领五溪少数民族的起义。

    马援病亡后，监军宋均继续指挥官军。宋均深虑，旷日持久，粮草断绝，军心必然会散，那么全军将会溃败无疑。于是便采取向“蛮人”妥协与诱降的办法，故意假传皇帝诰命，派遣军中司马吕种，持诰命入五溪起义军兵营，同相单程、杨四、杨五等人在小宴溪、大宴溪谈判停战事宜。汉军代表朝廷，表示对五溪义军将士实行招抚政策（即招安）。要求罢兵置官，县长以下官吏，均由当地德高望重的酋长担任，实行自治。“度田”之事缓行；田土多的大户，分出一部分田土，由苗民耕种，赋税问题仍遵照西汉旧制，征收賨布，按人大口每年一匹、小口二丈。新增杂税一律废除。

    相单程、杨四、杨五三位义军首领商议，三人都认为朝廷既然已答应免除杂税，仍遵旧制，缓行“度田制”，并拿出一部分土地给苗民耕种的措施可行，相单程对杨四、杨五说：“看来朝廷还是宽仁的，我们起义目的已经达到了。”杨四、杨五二人也表示赞成。在以后的几次谈判中，相单程和杨四、杨五表示接受“停战”所议各项条款，吕种还提出今后县里以及农村，都要兴办学校，青少年要入学读书，接受圣人之学，实行“忠神、忠君、走教化”之道。历史上称“置官吏、分苗民、兴学校”等决策。

    本来假传圣旨是一项祸灭九族之罪，众将也极力劝阻宋均。宋均却说：“吾及汉臣忠于君，何罪之有。”宋均命吕种为沅陵长，自为辰阳长。吕种在大宴溪、小宴溪同五溪义军首领相单程、杨四、杨五谈判期间，频繁与五溪义军中各位尊长、兵长接触，一方面堂皇的宣扬帝恩，另一方面作义军的分化瓦解，同时还乘机挑拨离间，给他们封官许愿，并要他们脱离相单程和杨四、杨五，设法暗中谋杀三人。

    这些尊长、兵长们，平时划地圈地，作威作福，称霸一方，谁也管不了谁，参加起义军，原是形势所逼，为保全自己的财产利益，才投机加入起义军的。在军内时时要受到纪律制约，早就不快活了。现在谈判即将成功，便可重整家业，可以任自己作威作福了，便把平时所受的一肚子窝囊气，发泄到了渠帅相单程等人身上。

    在最后“停战”签字盛大宴会上，对方对签字都很有诚意，将《协约》条文再次宣读一番，最后一次征求双方意见，双方都一致表示认可赞同。于是吕种代表官军和朝廷，首先在《协约》书上签字画押。在场人都十分高兴，二十多天的艰苦谈判，终于见到曙光。参会人员入席开怀畅饮，共庆胜利。酒过三巡，吕种以沅陵长的身份，命击鼓、奏乐、舞剑以助酒兴。原来这击鼓就是一种“杀人”暗号。各尊长、兵长们的心腹，早已埋伏四周，闻鼓声一齐涌出，相单程、杨四、杨五三个忠义兄弟，原来十分相信朝廷、相信宋均和吕种，因而毫无防备，此时却措手不及，被伏兵们一阵乱刀砍死。义军没有了主帅和首领，各族各部落则四散而去，汉军转败为胜，没有了危险。

    宋均的矫制招降之策，是在“马授卒于师，军士多温湿疾病，死者大半”，“道远士病，不可以战”，并有“军遂不反”之虞的危难形势下的无奈之策。但这阴策何以竟能得逞呢？这主要是宋均熟悉“五溪蛮情”。因为，宋均在建武初曾在五溪担任“辰阳长”（辰阳，即今辰溪县，还包括麻阳等地），他在那里“为立学校，禁绝滛祀，人皆安之”，所以宋均与五溪蛮众关系不错，并了解这里少数民族的情况。也正是这个原因，光武帝刘秀才任命宋均为征五溪大军的监军。在马援征五溪失利并“卒于师”，在官军形势非常危险的情况下，宋均根据自己所熟的“夷情”制定出“矫制招降”的策略。

    再是五溪义军连续三年三次抗击东汉数万大军征讨，其人力、物力耗费巨大，尤其是第三次抗拒马援官军的征讨，从“春三月”至“冬十月”，时过半年，而五溪“蛮族”欠发达的经济力量，必然难以维持旷日持久的大军军需补给。所以相单程、杨四、杨五等义军才希望结束这场战争。在《后汉书·南蛮传》中，就提到过当时五溪起义军已出现了“饥困”的局面。

    这次东汉朝廷征五溪的善后工作，是光武帝刘秀的女婿、虎贲中郎将梁松完成的，他最为重要的是把“与夷相接，数为所致”的武陵郡治城迁移到沅水下游的临沅（今常德），又对新郡城加以修整，这迁治与修建工作使得郡治和“蛮地”拉开了一定的距离。

    临沅城即古张若城。《湖广·常德府》曰：“张若城，地记：秦昭王三十年使白起伐楚，起定黔中，留其将张若守之，若筑此城以拒楚。”也就是说战国晚期，约公元前277年，秦昭王派大将白起攻楚，占领了楚国的黔中郡（含今常德一带），白起留副将张若守黔中，于是张若在今常德筑下一座城，以抗拒楚国，史称张若城。

    秦代沿设的黔中郡，郡治在义陵（今溆浦）。武陵“五溪蛮”起义平息后，梁松将武陵郡治从义陵迁到临沅，这对古代常德的发展和常德城建设是有一定贡献的，所以汉代后常德人民把城北的太阳山改为“梁山”，在山上建梁松庙以纪念他。

    虽然相单程和杨四、杨五被宋均、吕种假传圣旨，用阴谋诱杀，他们领导的声势浩大的五溪少数民族起义被平息，但中原王朝刘秀政权也从被镇压与反镇压的战争中，认识到对五溪的统治开发不能激进。要将五溪纳入版图并加以“王化”，还有很长一段路程要走，只能一步步的来。所以朝廷只好迁移郡治，退守临沅，并对五溪人民在赋税、徭役等各个方面采取了让步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