沅州蛮王田元猛虽然战死，但其余众还在四处活动，反抗官府。元祐元年（1086），沅州蛮兵杀死沿边巡检，沅州知州余卞（字洪范，分宁人）领官军通过半年讨平。

    不久，南江诚州以杨晟台为首的少数民族起事叛反。朝廷内阁司马光、范纯仁同奏皇上，黔楚为邻，蛮苗畏服者武臣龙禹官也。皇上准其奏，即升龙禹官为湖南宣抚招讨使。

    龙禹官，字相丞，贵州黎平人，北宋先被封浙州会稽令，后封南昌节度副使、湖南宣抚招讨使。

    是时，以杨晟台为首的两万多峒人农民军，屯兵黔楚边界，攻打南江诚州，靖州路告急。龙禹官率军从湖南常德直驱沅水，兵分两路，一路沿清江而上，平息两岸的一些农民军首领，向五脑寨（今黎平古城）挺进；一路沿沅水至靖州，向五脑寨进兵。

    杨晟台探得消息，率领义军转战五脑寨，驻守军营。

    龙禹官至新化、潭溪。杨晟台的部将杨林、吴天宇各四千兵马，从中潮、佳所，增援五脑寨，迎战龙禹官。哲宗二年（1087）四月初七日，两军大战于五脑寨，激战五个时辰，五脑寨尸横遍野，血流成河。杨晟台部将杨林、吴天宇在大战中阵亡，义军失败。杨晟台暂时退守苗疆。龙禹官继续平息中潮、永顺、铜鼓（通道）一带义军残部，并派官兵在当地驻守，以收复失地，防止义军再度来袭。

    北宋朝廷因神宗已死，哲宗即位后，司马光等保守派旧党又复上台，废除了王安石改革政策，朝廷陷入财政危急之中。同时，又改诚州军制为渠阳军制，罢沅州、诚州两州兵马及守御民丁。

    元祐三年（1088），杨晟台乘朝廷兵力薄弱、财力困乏之际，又东山再起，再次起兵，举起了保“封土”斗争的起义大旗。

    杨晟台攻下文村堡，知道渠阳军胡田无谋，措置无术，联合广西融州蛮砦粟仁催，往来两路，调兵两万余人屯渠阳，阻断渠阳道，官军不能进，四省震惊，湖南亦增屯兵应援。朝廷乃诏湖北转运使李茂直招抚，义军奋力抗敌，宋军大败，大将王安阵亡。于是朝廷于元祐五年（1090）遣唐义问为湖北转运招讨使，同时又派曾任沅州知州、后任辰州通判、屡经蛮事的谢麟、李湜督军三路，镇压义军。此时，原沅州知州余卞，已到湖北为官，唐义问授余卞节制诸将之权。这余卞在沅州知州任上，屡理蛮事，又有智谋，所以他暗中在军中选拔死士三千人，乘夜人銜枚，马摘铃，悄悄绕往义军背面，伐山开道，子夜后，入渠阳。天刚黎明，突然出战。义军万没料到宋军会从险峻的后山突出，从睡梦中惊醒，仓促应战。又是一场大血战，义军伤亡一千余人，逃的逃，降的降，渠阳破之，义军大败。

    这时的谢麟、李湜和苏辙上书朝廷，极力主张放弃在苗族地区设置州县，缓和民族矛盾。朝廷采纳了他们的建议，“废渠阳军，为砦尽拔。居人护出之时，朝廷方务休息，痛惩邀功生事。”如广西张整（广西铃辖），融州的温嵩用“杀降”来对付当地的瑶苗。这种“杀降”杀“蛮人”的野蛮残忍的行径，据《续资治通鉴》载，宋朝庆历三年（1043），宋军竟颁布“杀一蛮人，赏钱十千”的告示，鼓励宋军多杀“蛮人”。宋嘉祐三年（1058），武冈（县治在今城步）苗民起义，被邵州郭逵镇压，九十个团峒被尽毁灭。这样做不但没有征服苗瑶民众，相反愈加引起少数民族人民的愤怒，奋起反抗官府，反抗朝廷。这时朝廷已有点认识，所以对张整及温嵩给予了获罪的惩罚。

    同时朝廷还下诏，诏谕湖南、湖北及广西曰：“国家疆理四海，务在柔远，顷湖广诸蛮近汉者无所统一，因其请吏量置在邑，以抚治之边臣邀功，献议创通融州道路，侵逼洞穴，致生疑惧。朝廷知其无用，旋即罢废，边吏失于抚驭，遂尔扇摇。其叛首杨晟台等并免追讨，边吏有擅杀蛮人者皆坐罪。诸路所开道路，创置堡砦并废。”自此以后，五溪郡县，弃而不问。旋以故隶沅州之渠阳为城州，命杨光僣（原诚州刺史）之子杨俨为诚州刺史、供备库使，杨昌达为供备库副使，杨昌达等同州知事。而贯保、丰山、若水砦皆罢戍，择授土官。毁楼橹、撤官舍，护领居民入砦，从而保住了“封土”，维护了少数民族自立自主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