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尽管少数民族的每次起义或因边官“邀功生事、擅杀苗人”、“侵逼峒穴，至生疑惧”，或因“徭税失平”，民不堪命，或因客民中“奸蠢无赖之徒”强占土地、掠夺资源，“客民之侵日见甚多，苗疆田土日见其少”，或因增设屯兵占田，从“均三留七”，“均七留三”乃至“寸土归公”，却总以封建统治者的血腥镇压告终。官府竟是悬赏“杀一人头当钱十千”、“输城者贳其罪，从贼为逆者杀无赫”。

    到了明朝后期，中原汉族人口激增，为解决人口与土地矛盾，不断侵占苗疆，而苗人已经退无可退，守无可守，致使汉苗等族为争夺生存空间，时时兵戎相见。苗、瑶、侗、土等少数民族被一步步逼入西南山区的高寒地带，生存环境更趋恶劣。据《苗防备览风俗考》说：“苗中四时气候与内地向异。常有黑雾弥漫，卓午始稍开朗。当朦翳之时，人畜对面不相见，寸趾难移。春夏淫雨连绵，兼旬累月，常驻泥潭难行。雨势甫霁，蒸湿之气，侵入肌骨。其泉为山洞岩浆，性极寒冽，饮之败胃，水土恶劣，外人居其间，常生疠疫。”就是后来（1947）商务印书馆刊行的凌纯生、芮逸夫《湘西苗族调查报告》认为：“苗人终岁勤劳，丰年仅免冻馁；一遇灾荒，则不能自给。弱者鬻子女以换斗升之食，强者则结伴四处抢劫。有司追捕过急，常常酿成大乱。故谚曰“苗疆五年一小乱，十年一大乱。此非苗人生性好乱，实因地狭人稠，为生计所迫。”

    从生产力发展状况上看，由于苗族人民长期遭受剥削、压迫和屠杀，苗族社会经济受到严重的破坏，生产力发展极为缓慢，有时甚至停滞和倒退。明王朝为推行“王化”向苗疆进行疯狂的进攻，苗民死于战争中的达十之七、八。给苗疆农业生产带来毁灭性的破坏，生产力无法提高。湖南的湘西、黔东南区、贵州西部、广西西部、鄂西、川东等自然条件恶劣、经济环境差的苗族地区，苗、瑶、侗、土等少数民族人民，仍然挣扎在饥寒线上，生计十分艰难。由此可知，苗、瑶、侗、土等少数民族社会生产力低下又导致少数民族社会经济的缓慢。而作为政治基础的经济必然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苗、瑶等少数民族反抗剥削、反抗压迫和屠杀的武装斗争，并且此起彼伏。

    明万历二年（1574），麻阳苗酋金道侣发动组织近万人蛮苗起事，他们攻州寇县，劫掠地方，活动于麻阳、芷江、酉阳、筸子坪等一带，并和五开卫（今贵州黎平）兵变，遥相呼应。一时，一方官军征讨不了，明神宗朱翊钧派遣参将邓子龙率军征剿。

    邓子龙（1528-1598），江西丰城（今江西丰城新庄镇邓家村）人，字武桥，号大千，别号虎冠道人，明朝名将，杰出的抗倭将领、军事家、民族英雄。嘉靖三十七年（1558）二十七岁中武举。先后于福建、广东沿海抗倭，作战英勇，由小校升至广东把总，后又参与镇压江西、广东等地农民起事，因功升参将。万历十一年（1585），于攀枝花痛击缅甸军队，升任副总兵，后因偏袒军卒导致军卒叛变而被夺职。万历二十六年（1598），日本大侵朝鲜，邓子龙六十七岁受命援朝，倭寇逃遁（即在釜山海面上阻击日军），也就是著名的露梁海战，杀敌无数。

    万历初，邓子龙跟随大帅张元勋先后讨平了农民起事首领赖元爵、陈金莺、罗绍清等，其中一首领黄高晖已逃遁，被邓子龙从深山中生擒。因此，邓子龙又升任铜鼓石守备，随后又被提拔都指挥佥事，掌管浙江都司。结果有好事者声称要剥夺他的官职，而万历皇帝则认为邓子龙罪行较轻。当是时，正好沅州麻阳苗首金道侣聚众起事，和五开卫兵变，于是就命邓子龙前往征讨。邓子龙轻兵简装，溯沅水而上，调集辰、沅、澧、施、黔等州汉土官兵二万余人，分四道进兵，大破起事民军，斩首金道侣等首领三十余级，斩杀苗军蛮众四百五十余人，其余党听抚遣散。

    随着邓子龙进兵五开，五开卫士卒头目胡若卢等，火烧监司行署，鞭挞守备及黎平守官。靖州、黔阳、铜鼓、龙里等地诸苗响应，纷纷揭竿造反，攻占黎平城。邓子龙声东击西，用火攻东门当苗兵多拥东门救火护卫时，邓子龙悄悄派兵从北门攻入，经过巷战，斩杀胡若卢等百余人，余众逃散，兵变起事遂平。

    万历十一年（1583），五溪“峒蛮”又起事，攻城掠地，杀官吏、扰百姓，当时正值蔡国珍任湖广右参政，分守辰沅。这蔡国珍，字汝聘，奉新人，嘉靖三十五年进士，同乡人严嵩当国，欲罗致门下，他不愿意，要求到南方去。历任南京吏部尚书、中央刑部主事、左副都御史、吏部左、右侍郎、吏部尚书等职。他素以学行称，赠太子太保，谥“恭靖”。蔡国珍智谋过人，才能超群，分守辰沅时“峒蛮”造反，文武官员众议，一致要求征剿，唯独蔡国珍不同意剿而主张抚，他不用一刀一枪，而仅用一纸檄谕，平定了暴乱，避免了一场血腥的大杀伐，官民无不颂扬。

    万历二十年（1592），西溪“蛮苗”劫沅州的洞下场茅坪和碧涌一带，兵备副使江东之（进士出身，官至贵州巡抚）遣将带领奇兵营勇兵三千，前往御敌，斩杀“蛮苗”一百余人，夺回掳去人口，西溪“蛮苗”退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