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嘉年间的苗民轰轰烈烈的大起义，经过清王朝十二年的征剿失败了，但清廷也总结出了一些经验教训，得出了“苗官制”和“苗地归苗”等《善后六条》。在苗军大部分人马解散，清军主力北撤后，嘉庆皇帝命傅鼐“总理苗疆边务”。

    傅鼐顺天宛平人，原籍浙江山阴，清朝大臣。由专员入赀为府经历，发云南、擢宁洱知县。乾隆末福康安征苗疆，调赴湖南军营司饷运，晋秩同知直隶州，赐花翎。嘉庆元年，授凤凰厅同知。清王朝在湘西沅州的军事领地凤凰、乾州、永绥、麻阳以及泸溪、保靖、古丈七厅县地区实行了一套“防苗”、“安边”的政策措施，历史上统称为“屯政”。“屯政”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防苗“修边墙”，大筑碉卡和哨卡。清军主力撤出以后，清王朝以湖广提督分驻辰沅、增设绥靖镇于花垣，改乾州营为协营，以辰州将移驻，又于镇筸、乾州、泸溪、古丈多处添设营讯，增加驻军，加强对湘西苗疆的军事控制。嘉庆二年（1797），傅鼐与镇筸游击富那在明代所修边墙的基础上，在凤凰厅境内修筑“边墙”碉堡哨卡。后延及乾州、永绥、保靖、古丈诸厅县。总计修复明代废弃“边墙”和新筑“边墙”三百八十余里（即今南方长城，西从贵州铜仁亭子关起，北至吉首市喜鹊营），共建讯堡、屯卡、硐楼、炮台、关厢、关门一千一百六十七座。其中凤凰厅八百三十六座，乾州厅一百二十七座，永绥厅一百二十六座，古丈县一十八座，保靖县七十座。这样形成了一道圈围苗疆的军事防线。

    第二是“均田屯丁”，以地方之田，养地方之兵，平地方之乱。嘉庆四年（1799）五月，在凤凰厅初创“均田屯丁”。六年“均屯”政策得到清王朝的肯定，傅鼐奉命“总理边务”，先后于乾州、麻阳、泸溪、保靖、古丈、永绥各厅县实行“均田”。首先均出凤凰厅汉族、土家族居住区的田二万多亩，接着扩大到其他厅县。同时，傅鼐又在凤凰、乾州、永绥、保靖、古丈五厅县共招募丁勇八千余人，凤凰、麻阳、泸溪、乾州、保靖、永绥、古丈七厅县共均出民田六万余亩。屯长屯丁及老幼丁共领耕三万七千余亩，其余召佃收租。均出田土称“民屯”，所收租谷称“屯租”。通过“均田屯丁”，进一步解决了驻守兵员军饷问题和屯务开销。

    第三是设置“苗官”、“苗兵”、“以苗制苗”。傅鼐于苗疆各厅县裁销原设百户、寨长，详请设苗守备、苗千把总、苗外委等四百八十六名，“俱给工食银两，责令管束散苗”。统称“苗官”。其中，凤凰厅一百五十一名，乾州厅四十八名，永绥厅二百名，古丈县一十九名，保靖县五十六名，苗守备三十二名，苗千总六十五名，苗把总一百二十六名，苗外委二百六十名，负责所辖村寨的治安，战时听调。在设“苗官”的同时，又从随征的二万多上塘苗兵中挑留五千名，其中战兵一千名，守兵四千名，仍统称“苗兵”。以凤、乾、永、古、保五厅具备苗寨缴出的“占田”、“叛产”令分给穷苗佃种，秋收纳税，以供给苗兵，形成一支驻凤凰绿营以外的地方武装。这就是所谓“以苗治苗”，又称“以苗养苗”，从而达到“以汉治苗”向“以苗治苗”的转换。

    第四是建立“苗屯”， “以苗养苗”。从嘉庆十年（1805）开始，傅鼐于苗族聚居区大规模清丈和收缴苗民各类田土归公、分佃“良苗”、“穷苗”，收取租谷以供养“苗官”、“苗兵”和作地方军政及其开销。收缴的苗民田土也称“屯田”或叫“官田”，所收租谷亦称“屯租”。至嘉庆十二年（1807）共清丈收缴苗民“占叛田”“三万五千余亩”，官续苗当民田“一万五千五百余亩”，苗人呈出历年争占“田土四千一百余亩”，开垦“田土一万二千捌百余亩”，总计七万余亩。这些“苗屯”田土主要集中在永绥、凤凰、乾州三厅苗族聚居区和乾嘉苗民起事中心地，这些田土都分给佃苗民耕种收租，从而为供养“苗官”、“苗兵”和作地方军政及其他开销提供军费支持。

    第五是文教“化导”。傅鼐在“均田屯丁”，建立“苗屯”的同时，先后采取了一系列文教化导的政策措施。如：麻阳于岩门建立县丞署，徐止峰授麻阳岩门丞兼管屯务。徐止峰力奉傅鼐便政，助傅鼐建立书院、义学。傅鼐在七厅县设立书院六所，屯、苗义学一百二十馆用来培养“苗师”。傅鼐认为“以苗治苗，教易入而感动尤神”。所以特别注意从苗族中培养教师。其作法是所设苗义学馆，先延师教读，然后从义学“苗童”中选拔出优秀“苗生”，送入书院，“给以膏火（灯油等费用）、又阅课八股、诗律，榜示甲乙”，使“今日书院之苗生”，为“为异日各寨之苗师”。并鼓励各厅县士子和苗生参加科举考试，鼓励他们积极进入仕途，从而加强对他们的思想控制。

    第六是“严禁扰苗”，以“奠其身家”。傅鼐先后采取了相应措施，加以防止，如不准汉民进入苗寨“私为婚姻”，于民（汉）、苗交界处所设置集场，许汉人苗民按期赶场交易，令官弁监督弹压，禁止在苗寨内私开集场，遇有争讼，令苗弁送两造入城，朝讼夕结，不使牵累，不许出差兵役进入苗寨，倘有“奸民”无故擅入苗地，及“不肖”兵役私人索扰，立即惩究，厅县协营巡阅苗境，雇用苗夫，必须按名给费，如有假公济私及擅自动用苗夫者，照例究办和惩处。

    第七是强化军事训练。傅鼐十分重视对屯丁和练勇的训练。首先保证训练时间，当年十月至次年正月的农闲时间为屯丁的训练时间，共操练三十六次；当年七月至次年四月为练勇训练时间，共操练九十次。操练内容从山地实践需要出发，“因苗地用苗技训练士卒”。除训练阵法外，为练出爬山涉险的能力，让丁勇于山道“裹沙轻走”以训练步法。为了提高在山道上的作战能力，让丁勇习“藤牌闪跃”和短兵近杀。为提高远攻能力，傅鼐“仿造苗枪，立上中下三的，以习俯击仰攻。”傅鼐对屯丁和练勇皆严加训练及管理，实行优胜劣汰，对技艺优秀者，令其为教官，教习各丁，每年加发盐菜银三两六钱；对农业不勤技艺不熟，或不守屯规，酗酒滋事，以及私擅离伍者，分别究革，撤田另补。这样，屯丁练勇，训练有素，武艺高强。

    傅鼐认为兵不在多而在精，故从屯丁中挑选出精壮一千人作为练勇。对这一千练勇按营制分马、步、战、守、枪、炮、弓箭、藤牌各队。为了将练勇训练成一支“精兵”，除平时严格训练外，特别注重实践考核，实行严格淘汰制。经过数年的努力，傅鼐将这一千练勇训练成了号称“飞队”的精兵，这支“飞队”，“风雨不乱行列，遗资道路无反顾，甘苦与共，是以能致死。”这支军队从嘉庆十年（1805）起，便由亦农亦军的民兵转而为专事操练防剿的军队，分两营分别驻扎在凤凰厅的紧要之地新场堡和同全坡，成为一支属于厅道长官指挥的特殊地方军。

    据道《凤凰厅志》记载，嘉庆三年（1798）正月，凤凰厅左营黑苗“寇麻阳”、“掠浦市”。四月，“黑苗复扰泸溪”。六月“纠大队攻阻碉卡”，“围高峰营”。嘉庆四年九月，凤凰右营吴陈受，“力攻碉卡十余次”。傅鼐率屯丁练勇，配合绿营兵，或追击，或驰援，或鏖战，大呼奋击，殊死作战，连获胜绩。嘉庆五年（1800）七月，凤凰厅晒金塘一带苗民，“掠泸溪”、“焚民屯”。傅鼐练勇与营兵并力御击，驰援泸溪，并纵火焚晒金塘等寨。嘉庆六年，松桃厅苗民起事，湖南境内的鸡笼、苏麻、蜂拥三寨苗民闻风回应。傅鼐即率练勇屯丁“扼卡分防，并讨焚三寨”。之后又领练勇至贵州松桃助讨，“连破岩屯沟七寨”。

    嘉庆十年，永绥苗民石宗四再次聚众数千而起事，傅鼐率一千练勇、二千多苗兵前往征剿，还有四百绿营兵配合行动。傅鼐让营兵担任应援，而自率练勇担任主攻，与起事军连续作战二十余日，一路破寨追击，终将石宗四起事平定。此次征剿，“皆峭壁飞崖，险峻异常”，十分艰危，全仗傅鼐所指挥的凤凰练勇奋勇拚杀。此役全胜后，对于他们练勇非同寻常的表现，让嘉庆皇帝不胜欣喜而大加表彰；“同知傅鼐督率练勇千余人，攻除苗寨，涉险登先，所向克捷，而总兵魁保，转带领兵丁在后，为之策应。官兵怯懦，不若练勇之骄健。嗣后挑补兵额，预取精壮骁勇之人，以练习乡勇之法，练习兵丁。”傅鼐因此而擢为辰沅永靖道道台，凤凰练勇也因此战功赫赫，称之“镇筸军”，名声大振，成为八旗绿营兵仿效的榜样。这时，苗疆也趋稳定。

    后来，嘉庆十四年（1809），傅鼐升任湖南按察使，此后的历任厅道都视“屯田养勇”为治理苗疆第一要务，不敢玩忽怠慢。镇筸军进入曾国藩湘军的战斗序列，成为湘军中的一支劲旅。在镇压太平天国十多年的流血征战中，为清王朝立下了汗马功劳，无数将士的赫赫战功，打造了这支军队的声名和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