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十九世纪以后，中国在清王朝统治之下的封建社会，每况愈下，走向了日益衰败没落的境地。乾隆末，嘉庆初延续长达八年的白莲教起义平息未久，嘉庆十八年（1813）河北、山东的天理教起义又接踵而至，其中由起义首领林清、李文臣派遣的一百四十余名教徒直接潜入北京城，甚至攻入皇宫内院，冲进了养心殿。

    未几，又爆发了陕西的伐木工人起义，江苏和河南等地的捻军起义，甘肃和新疆的回民骚乱等等。据《东华录》记载，从嘉庆元年（1796）到道光二十年（1840）的四十四年中间，席卷各地的武装暴动，民众起义共达九十三次之多，此起彼伏，连绵不断。

    与此同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倚仗船坚炮利的优势，相继对中国虎视眈眈，频频图谋入侵。英国殖民侵略者还运来了大批鸦片，仅从嘉庆五年（1800）至道光十八年（1838）的三十八年间，输入中国的鸦片就由四千五百七十箱激增至四千零二万箱，不仅毒害中国人民，而且还造成了巨额白银大量外流。其时的清王朝，政治黑暗，纲纪败坏，吏治腐败，许多昏庸、贪婪、苟且无能的官僚充斥于朝野上下，他们只是结党营私，升官发财，贪赃枉法，压榨百姓，鱼肉乡里，对如何管理好国家问题根本不放在心上。各项政务均呈重重弊端，人多地少的人口压力迭增，民族之间的矛盾尖锐突出。内忧外患，纷至沓来，危机四伏的动荡局面已经到了空前险恶的地步。

    这里且不说全国，只说下湘黔边境苗疆地域。清道光五年（1825）四月，沅州黔阳县太平里（今洗马）易尧和聚众起事。绥宁、武冈、溆浦、黔阳山林豪杰纷纷响应，聚集到黔阳县太平里楚雄庵，歃血为盟，大家商议公推易尧和为起事领袖，带领大家举兵反清。此事被湖南巡抚侦察知悉，于是命令沅州知府邱家炜进行镇压。邱家炜率安江巡检沈学鹏及大批吏卒，悄悄扑向太平里楚雄庵，包围搜剿缉捕半月，易尧和及其他首领在与邱家炜所率官军的战斗中被俘获杀死。

    道光三十年（1850），太平军入湘之前，距离易尧和反叛起事，已有二十五年，但黔阳县官绅荒唐地认定易尧和与太平军是一脉相承。为消除这一影响，将太平里改为升平里。直到民国改元，才恢复原旧名。

    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湘西地区连遭水、旱、虫灾，田地损毁，谷物欠收。但是清朝廷的屯防官吏，却依然催交屯租如故。乾州矮寨苗酋石观保、杨正富等在无可柰何之中，只好诉之于官，要求减租，乾川厅官员却不闻不问。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湘西地区又发生了严重虫灾。虫灾之后，又遭水灾毁田不计其数，收成锐减。九月，秋收之后，官府再次追缴屯租。为了生存下去，石观保、杨正富、杨贵儿等决定武装起事。他们以乾州厅阳孟寨为中心，聚众数千，筑城建堡，积蓄弹药，打造刀茅，建立起事指挥部，一时从者如云。

    十月初，数千饥饿的苗民打开了阳孟、补毫、岩罗等处屯仓，分了屯粮。接着率领起事民军攻打止耳、攘阻等寨。清道光二十七年（1848）十二月初一日，石观保、杨正富、孙文明等人召集了永绥、乾州抗租民众数千人，联合凤凰厅龙朋、科甲等款头麻老将、石尚保领导的抗租苗民，一举攻克凤凰厅鸭保寨，击杀弁兵七人。初三日，进攻暴木营，与辰、沅、永、靖道员吕恩湛统率的屯兵激战，不幸受挫。

    初七日，凤凰守备瞿腾龙、北关守备田宗藩带兵一千五百人，苗守备吴永清、龙子明、麻学道率领苗兵三万人，全力进攻鸭保寨，起事民军战败，转集于大科甲。十三日，各路官兵向大科甲进攻。石观堡等则计议回攻鸭保寨，以解大科甲之围。

    十五日，当起事军行经杉木寨时，遭到清军伏击，损失惨重。孙文明战败后，官兵四处会集，全力进剿乾州厅附义各寨，向抗租中心上洞、阳孟等寨紧缩包围，步步进逼。最后杨正富等九名首领不幸中了苗官之计被捕，解往长沙惨遭杀害，其余款首亦被擒获斩首。

    清咸丰三年（1853），天地会党人密谋反清，因事泄露，多位首领遇害。咸丰五年（1855）十一月七日，举人徐延杰与梅继鼎聚集苗、汉、土家各族民众数千人，提出“反折征、反捐输”的口号，举行红号军起义（义军分裹红头巾为红号军，裹白头巾为白号军，裹黄头巾为黄号军等，统称为号军，是白莲教及青莲教演变而来的）。十一月十一日，攻克铜仁。这支队伍信奉青莲教，起义军全军皆以红巾裹头为记，故称“红号军”。

    十二月，贵州铜仁赵子隆起兵反清，称“白号军”，占领晃州，进兵沅州。黔阳知县钟庆魁，协同汛兵，督邑绅率团练乡勇赴援芷江，黔阳边界防堵。沅州协镇常明督本标官兵防堵至界碑。据《沅州府志》记载，十二月初，“白号军”进至芷江河西，“匪首谬称得异人传授，临阵能封火炮，诅城即倒，愚民惑之，故从贼者众，无兵仗，无枪炮，裂被为旗，斩木为戟。”当时沅州知府方传穆、芷江知县严升伟、都司黄文灿与副将常明会同商议，认为城中兵少，难与野战，诫令守城将弁不要轻发火炮，俟其逼近城垣，一举必中，计议已定。

    次日早晨，“白号军”攻打北城，传令发炮，当时因于官兵不戒于火，误燃药筒，“白号军”等认为真能封炮，蜂拥扑至城下。再发炮，轰声如雷，白号军倒地者数十人。同时官军又以抬枪遥轰之，白号军伤亡者数以百计。白号军见势，难以攻陷沅州城，遂连夜退去。

    二十五日，贵州铜仁徐廷杰率领起义军万余人进入湘西，并“倡言苗地归苗之说，广布逆种，冀以掀动楚苗，而破屯防之局。”在凤凰厅苗举人吴国清的响应下，三次围攻凤凰厅城。失败以后，分兵攻占黔东北松桃、印江、石阡、青溪；湖南晃州、麻阳等城。连战皆捷，势如破竹，清朝廷大震。

    清咸丰六年（1856）四月，起义军首领田端龙率部进入松桃石岘活动，苗民群起相从，于是在四月二十三日攻占了石岘卫城。六月，起义军与铜仁、思南苗民联合，再次攻占石岘。邻近苗民纷纷响应，起义军力量得到了发展壮大，重新再围铜仁，威逼湘西。不久，与驻凤凰的湘军恶战，在镇筸军的协同作战中，起义军败退转移。同年十二月，在梵净山一带，被湘军击败，徐廷杰战死，余部转入“白号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