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十四年（1888），朱其懿以三品道员身份做了四品知府，署理沅州。

    朱其懿，字叔彝，道光二十五年（1844）出生于江苏宝山（今上海浦东高桥）的沙船世家。还有说朱家是明朝福王之后，本安徽凤阳人，被清兵赶至福建，就带了一批人乘海船入海，飘至英国，未走的都改姓为王。住了若干代后，于清朝中叶顾恩故土，又带着一批人乘海船回国，在江苏宝山县登陆，以后就自称宝山人。

    朱其懿，二十出头，游学北京，进入国子监学习。十九世纪七十年代随父兄参与南漕北运，颇为成功。随着与堂兄朱其昂、朱其诏、朱其莼等，创办轮船招商局，并为其拟写了《海河并运论》。由于轮船招商局参用军法运送漕粮，大获成功，皇上龙颜大悦，犒赏差事和官职，朱家也被人称为“海上朱家”。

    光绪四年（1879），因办理轮船招商局有功，以三品道员身份，分发到湖南省候补。在长沙窝居了十年。光绪十四年（1888），遇到世谊再任湖南巡抚的王文韶，委任朱其懿以三品道员身份做了四品知府，署理沅州。此后历任永州、衡州、常德各地知府，“所至有政声”，尤其在兴学育才、开拓湘西近代文化等方面，深得湖南士人崇敬。他为政清廉，生活俭朴，工作务实，任劳任怨，深孚众望。因积劳成疾，于宣统元年（1909）辞职回上海修养，次年卒于上海。湖南学界鉴于他对发展湖南文化教育事业的贡献，“迎榇还湘葬于长沙城东，并于沅州建堂、常德建亭，以纪念之。”这里我只略说朱其懿在沅州知府任上的一些事儿。

    朱其懿到达沅州府的当天即“接印任事”，正式走马上任，这对他来说，是人生的另一个起点，是崭新的一页，是仕途生涯的开始。相对清朝官场来说，他只是一个侯补了十年的普通一员，但对沅州的百姓，他却是举足轻重的父母官，他励精图治，锐意翻开沅州历史新的一页。所以，他在工作中“举凡一切利民生、以利国家事，莫不竭心力以提倡之 ”，他在沅州所办的每一件实事，无不体现出他高度的责任感和深厚的恤民情怀。他推行务实作风，以身作则，不搞排场，不摆官谱、讲官派。“访查”、“体察”、“亲历”、“求实”，摒弃官场一切繁琐虚假的排场和面子，如官员出门时，鸣锣开道、仪仗威武等等。他深入乡村为民解难，深入调查，除弊兴利，奏请重启矿产开采。如芷江的煤矿、黔阳深溪的金矿被禁采，在他的极力争取下，获准重新开办。设牛痘局防治天花，上年秋冬，天花流行，仅洪江婴幼就死了一千多人。于是朱其懿聘请专业“痘师”，负责治疗和培训各县痘师学徒，传授天花的防治方法，同时在各县还设立育婴堂，改沅州府通判驻扎石桥，维护周边社会治安。捐廉悬赏清除虎患，成功捕杀长期为害北乡（牛牯坪、五郎溪、木叶溪）西晃山一带的虎豹，保护老百姓的人畜安全。疏浚河滩整形纤路，通过查勘各滩，如芷江的满天星（今春阳滩）、榆树湾（今怀化）、黔阳的鸬鹚、狗湃岩、黄狮洞等滩，亲临现场目睹了各滩“溶狭流导，上下艰难”，并且耳闻了“近来舟楫，尤多失事，行旅苦之”的实情后，决心疏浚河滩和维修纤路。他针对工程浩大，点多线长，经费无着落，施工难度大等问题，采取带头捐廉发起募捐筹措资金，要求各县各负其责和组织老百姓投工投劳等措施，经过一年时间，郡内“上下险滩林立，商旅视为畏途”的“辰沅各滩”全部进行疏浚清理，并整修了沿岸的所有纤路，极大地改善了交通环境，促进了商贾物流的往来，方便了老百姓的生产生活。

    开办官方典当行。朱其懿在市镇察访时，发现当时郡内仅黔阳县有小型的民间押当业务，这种利息高额的押当，不仅不利于搞活经济，而且更加重了贫苦百姓的负担，反而影响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稳定。于是，他决定迅速在沅州府属各县开办官方典当质押行，全面开展典当、质押和借贷业务，降低并规范了取息标准，减轻了老百姓的负担，对搞活流通、发展商品经济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朱其懿还亲自审理陈年命案，厘清冤假错案，他不怕辛苦麻烦。如有一次他跋涉八十多里访查到榆树湾时，当地团绅彭定兴向他控告张长青等放枪致彭氏族人“连毙四命”案。他祥查后得知，这是发生在前任知府邓天符时的一桩命案，而邓天符一直采取敷衍的态度，致使彭氏多次控告不了了之。朱其懿本来也可以推诿给前任不办，但他没那样做，而是重新详查，实事求是，依法依理，排除众议，排除干扰，将凶手绳之以法，伸张了正义，赢得了民心。

    中国进入晚清以后，吏治的腐败已经不堪入目，引起了官民的对立、社会的动荡。但朱其懿在沅州的吏治上是有所作为的，他开辟了一片新的天地，制定了标准，定期考核。他在深入访查中，耳闻目睹了官吏不作为，甚至贪赃枉法，为虎作伥，导致百姓家破人亡的形情。于是，他提出“首严察吏”的主张，决定对郡内吏员，从“操守、才德、性情及平日办事勤惰、名声优劣”等五个方面制定了详细的考核标准，坚持原则进行奖惩。他知人善任，唯才是举。

    朱其懿注重民风醇化。沅州地处边隅苗疆，“苗猺交错，民俗强悍，椎鲁无文”，这种社会环境与他治吏安民的施政目标的实现是不相容的。醇化民风，化解民间矛盾，让侗、苗、瑶、汉等各民族的百姓和睦相处，便成了朱知府安民的又一根本任务。

    朱其懿通过多方查访后，在《派员绅率领亲兵，巡查各属墟场手示》中写道：沅州“兵燹后尤形瘠苦，民风强悍、士气衰颓，见识浅狭，遇一切应办事宜，偶有兴作，百姓重视赀财，不顾事理都有出乎情理之外。”这里民风强悍主要是兵燹的原因。自古以来，这里朝廷的官军与民间的苗、瑶、侗等各民族的农民起事队伍在沅州边境发生的战争，连绵不断，导致地方百姓“习于战斗，以退怯为羞”，致使“睚眦小忿，动辄刺刃行凶，以及强牵牛畜，捉人勒赎，捆嫁孀妇等事”时有发生。“承平日久，锢习犹沿”，也便相沿成习了。更有“强横不法之徒，或恃族大丁多，或挟阴私嫌怨风生讹诈，卷掳资财，强牵牛畜，或春涨强捡簰木，或秋熟纠割稻禾，小之实无赖之尤，大之即匪徒之渐。”“流氓痞棍，拉帮结派，横行墟场，骚扰乡里，带刀敲诈，开场诱赌，无恶不作。”“甚至放火抢劫，强奸杀人。”至于远离县城的偏远地方，治安环境更是复杂。他曾查访到黔阳托口，了解那里是大型的木材交易地。他在《上王制军书》中说：“动聚多人，会匪游勇，混杂其中，藏垢纳污，滥觞于此。”托口地处黔阳沅江上游，与流经会同的渠水、芷江清水江汇合之处“离城太远，蛮横尤异寻常”，而“芷麻交界数十里，深山密箐，最易藏奸”。不仅“边民保卫自家，带刀出入”，连做生意的人平常出入也大都要佩刀。因此命案累出，地方难以安宁。遇有讼案，常有捕役枉法作弊，讼棍刁唆纠缠，使得一些讼案失去公允而长期缠讼，善良或懦弱的普通百姓常常因此而家破人亡。

    为整顿治安，给百姓一个安居乐业的环境，朱其懿着力采取了四个方面的措施。一是颁布条令，广泛宣传；二是树立榜样，策励廉耻；三是推崇前贤，弘扬礼教；四是亲自督治，重点推进。朱其懿通过教养兼施、惩恶扬善等一系列措施，民风得到好转，苗、瑶、侗、汉等各族百姓能够和睦共处。当然社会积习深重，也不是一朝一夕完全能够改变得了的。

    朱其懿还根据沅州蚕桑历史悠久的特点，广劝百姓种桑养蚕，发展惠民产业。由于本地桑树叶小产量低，他便引进江浙地区的“湖桑”，此湖桑叶大，产量高，适应性广。购买湖桑苗，官府没有公费，百姓更是一贫如洗，他便几次捐廉，同时召集郡属各县厅官绅捐钱购赠湖桑。又引进浙种蚕吃土桑叶，产出的丝明显优于本地蚕，因而进行推广。但当朱其懿离开沅州赴永州任后，“蚕桑兴沅”产业出现倒退现象。后来又在他的得意弟子，也是他妹夫熊希龄与好友邱昌藩，在芷江于光绪三十年（1904），创办了第一所注重实业教育为主的学校——沅州务实学堂，以蚕桑科为主，学制七年，一年预科，六年本科。他也像当初朱其懿对沅水校经堂的学生那样，不收学费，还免费提供膳宿。如此，沅州的蚕桑又得到了快速发展。这是后话。

    朱其懿在沅州知府任上，对民生极为关注，如食盐问题。当然，食盐放在今天，只是小事一桩，但在以往历朝历代却是大事。因为食盐在人们日常生活中是不可或缺的。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就将食盐列为与玉石、金、铜、铁等具有同等地位的重要资源。所以食盐是国计民生的特殊商品。然而，在偏僻湘西苗疆沅州，不仅食盐市场无序，私盐泛滥，国家财源流失严重，而且盐质低劣，价格昂贵。朱其懿访查所见郡属县厅都是“民间粜谷一担，货盐数斤”，即使劣质盐，一般老百姓也很难买得起。正象《皇朝经世文续编》中对盐的描述那样：“膏血尽竭于盐，贫乏小户往往有旬弥月坚忍淡食，不知盐味者。”食盐成了沅州百姓的生活之痛，也成他心中之痛。朱知府决心整顿盐务。

    沅州食盐来源是淮、川、粤盐，江淮系水路，入长江，过洞庭，进沅水，达沅州，这主要属官盐。但水道长远，沿途险滩急流众多，翻船沉盐的事也有，但盐务衙门的蠹吏乘隙谎报淹销，在漕运过程中，沿途私卖，并将船凿洞灌水沉没，而且还要向国家领取补贴，所以盐运到辰州时就被各级官吏联手盐商报淹了，根本不能到岸。而“向来川、粤盐亦无大宗商贾，专门买卖，惟仰给零星挑运，价值高昂。”由此，川、粵食盐价高企不下。于是，朱其懿奏请朝廷，在沅州试办官运官销，得到准允。根据批示，只能从常德转运食盐入沅，朱其懿便精心组织漕盐船队，遴选一批人品可靠、技术娴熟、能吃苦耐劳的沅州籍船员，选定了比自己年长、办事认真负责的省补用知县王焘担任随船督运兼领队，并作为督销局的特派吏员，从而解决了沅州盐荒问题。

    朱其懿为了沅州的安宁，对为害一方的盗匪进行了艰难的征剿。沅州地处苗疆腹地，历史上“蛮民”起事，反对官府，反对朝廷，对少数民族压迫的武装斗争，经常不断，“三年一小仗，五年一大仗”，到了清朝的末期后，“蛮民”的起事已经演变成了土匪造反，并且官匪一气了。光绪以来，沅州盗匪团伙众多，人数庞大，活动猖獗。在朱其懿上任之时，出现的盗匪团伙就有十四个之多，在他任上不足两年的时间里，沅州郡内被盗匪杀害的冤魂就逾百人。光绪十七年（1891），就在朱其懿大张旗鼓地筹备剿匪之际，水仙溪盗匪一次放飘发展新匪徒就达一百一十八人。这些盗匪“平日抗官拒捕，开窝销赃，抢劫抄捋，轮奸磕诈，吊考勒赎，杀人放火，无恶不作，横行于芷、黔、麻、辰、溆之交，久为民害。”

    朱其懿调查了解匪情后，针对其匪情从三方面做了周密的谋划和部署。首先加强了对集镇、码头等人流集中地方的巡查防范。其次是对待盗匪采取首恶必惩，自首从轻，协从不究的方针区别惩办。再是公开赏罚，动员全民参与剿匪。光绪十六年（1890）秋，按部署，剿匪行动迅速在全郡铺开。购买军械、协兵盘缠、悬赏兑现等等都需要大量经费。面对如此棘手的巨大压力，但也不能动摇肃匪安民的决心。他再一次横下心来，决定通过捐廉和借贷等多种渠道筹集剿匪经费。他捐廉赊借筹集资金为民剿匪除害的义举，深深感动身边的官绅和民众，他们纷纷踊跃募捐。有了措施有了钱，朱其懿便身先士卒率领官兵民团，有时巡查时就“便衣匹马、亲自访拿”，到各个集镇现场擒拿横行墟场的匪徒，震慑了在光天化日之下公开抢劫杀人的土匪。据《守沅集》里的有关记载，三年间共侦破命案五十余起，摧毁郡内包括小仙溪盗匪在内的所有匪巢，抓获匪首及骨干逾百名，处决罪大恶极的匪首及骨干六十余名，使沅州郡内暂时出现了“地方静谧、百姓乐业”的局面。

    朱其懿治理沅州还有一个最大功绩，就是大力兴学，捐资创办“沅水校经堂”，又名“沅水校经书院”。光绪十四年（1888）十一月，朱其懿上任，十二月捐资筹建，通过沅州侗、苗等少数民族的能工巧匠日夜施工，于次年二月竣工，三月二十六日开馆。院址在府署西侧（今芷江宾馆内）。书院规模宏大，有讲堂、斋舍、藏书楼等建筑，大小三十余间，并有台榭、亭阁、操场等设施杂处其间，耗资甚巨，均由朱其懿捐献和劝募；并捐赠和购赠“经史子集”图书五百六十余册，存放藏书楼，以供借阅。

    沅水校经书院，与当年长沙湘水校经书院齐名，有“西路各属之冠”之誉。书院授业有特色，中西结合，尤讲求实用。课程以习经史为主，兼学词章、舆地、农桑、河渠、兵谋、数学等学科。考选沅州府属三县（芷江、黔阳、麻阳），附考凤凰、晃州等厅优秀生员二十三人，入院肆业，通称“校经士”。书院主讲与教习学识渊博，汤诚航、沈克刚（院长）均系湘中名儒。学子潜心钻研，业有专攻，几次岁科考试，均名列前茅，书院声名日高。

    沅水校经书院办学时间不长（1889-1903），但人才辈出，有中进士者，有遴选出国留学者，有辛亥革命志士，还有多人成为后来湘西各县兴办新学的倡导人。一九一三年，曾任“内阁总理大臣”的熊希龄，即为沅水校经堂第一届校经士、原护国军湖南第一军总司令张学济、原国民政府国务院主事、清史馆《清史稿》名誉编修、著名学者杨凤笙、湖南著名教育家李永翰等亦曾就读于沅水校经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