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统二年（1911）十月十日，武昌起义爆发（即辛亥革命），各省纷纷响应，清朝的专制政权被推翻。而对这一新的形势，熊希龄也开始了主张立宪到拥戴共和的转变。

    熊希龄（原名印龄、熹龄），同治八年（1870）七月二十三日出生于芷江熊公馆。其父熊兆祥，清朝军官。熊希龄启蒙塾师是芷江当时有名的潘大伍、龙弼臣、杨文轩几位先生。但真正给他学识和思想带来深刻影响的是沅州“沅水校经堂”。

    沅水校经堂，是江苏宝山人朱其懿任沅州知府时创办的。这所学校不仅注重学子们的学识和能力培养，更注重学子们的思想情操教育。熊希龄在这所学校里开始树立起了经国济世的理想和抱负。他十四岁中秀才，被人们誉为神童，尔后由秀才而举人，而进士，入词馆，少年及第。熊希龄成为芷江乃至湘西这个穷乡僻壤，数十年难得一出凤毛麟角的人物，一时誉满三湘。

    光绪十九年（1894）甲午战争爆发，中国遭受严重的民族危机，中进士刚入词馆不久的熊希龄，对国事充满了忧虑。他激于满腔义愤，决心离开翰林院去前线抗战。不想当他向两江总督刘坤一提出请求时，却遭到刘的拒绝。一气之下，他便回到家乡沅州芷江。

    日军进犯旅顺，中华岌岌，熊希龄与他昔日在沅水校经堂的同学杨凤笙、张学济、杨南薰、谭凤章、李惠泉等人在沅州每每谈起时局时，则拔剑砍地，怒发裂眦，仰天狂叫不已。

    光绪二十年（1895）四月十七日，清廷被迫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全国人民痛心疾首，一时救亡呼声空前高涨，以康有为为代表的一批志士仁人提出“维新变法、挽救民族危亡”的主张。熊希龄受这种思想影响，也主张变法救亡。不久熊希龄投笔从戎，经在两湖营务管理处供职的故交，黔阳县人清末将领曾主讲沅州书院的黄忠浩搭桥，便在湖广总督张之洞处谋了个“两湖营务处总办”的差事。

    熊希龄从光绪二十九年（1904）起，几次到日本、德国、苏俄等国考察教育、实业等事项，同流寓日本的梁启超及湘籍人士杨度、徐佛苏等交往密切。回国后，他建务实学堂，创办实业，提出振兴农业，振兴商务等。宣统元年（1909），度支部尚书载泽奏赏给熊希龄四品卿衔，派东三省清理财政监理官。同年七月到天津履任，从税务、币制、垦务、军事、旗务、蒙务、盐务等方面进行调查清理。宣统三年（1911）四月，委任熊希龄兼任东三省屯垦局会办奉天造币厂总办。三年时间，熊希龄经历了财政、盐运、制币等多方面的历练，成为一个引人瞩目的实业家。

    武昌起义爆发后，熊希龄离开清廷，离开奉天抵达上海，会见黄兴、宋教仁等故人，表示极力维护共和大局，并亲自组织了湖南共和协会，任会长，张学济（芷江人）任副会长。

    民国元年（1912）元旦，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中华民国宣告成立。黄兴曾举荐熊希龄出任财政总长。三月二日，章炳麟等改中华民国联合会为统一党，熊希龄、章炳麟、程德全、张謇、宋教仁等五人当选为理事。

    一九一二年二月十四日，袁世凯窃取临时大总统，主张立宪，准备做皇帝。熊希龄以湖南共和协会会长的名义领衔，率副会长张学济等一百五十人，致电袁世凯“人心所趋、大势所至、万不能再有君主立宪之理”、“现南北人民既主张共和，公独为满室而战，为君主而战”，实有悖民意。“满室已失人民之信用，实无再为君主资格，必须迅速避让，免致涂炭生灵……时不可待，望公毅然速请明诏退位，勿误大局，天下幸甚！”

    袁世凯怎会听熊希龄等人的劝谏。他窃取临时大总统后，任命唐绍仪为国务院总理，唐绍仪知道熊希龄善于理财，特邀请他入阁担任财政总长。熊希龄不愿入阁，因他深知民国初的财政是烂摊子。但是无论熊希龄怎样坚决推辞，袁唐依然不肯放过。袁、唐心里清楚，纵观全局，再没有比熊希龄更合适的人选。熊希龄对财政学问研究甚深，且在东三省历练三年，有理财的实际经验，同时对国外的财政状况也较熟悉，所以一定要请他入阁。袁世凯几次致电熊希龄“即时就道”。唐绍仪以国务总理之尊，亲自跑到上海邀请，同时还请来熊希龄的挚友张謇协助帮助，如此熊希龄不好再推，只得应承，四月在上海就职。暂留南方就地筹措军饷，五月抵京。此时统一党、民社、民国公会、国民共进会、国民协进会、国民党等六团体联合，组成共和党，熊转入共和党成员。

    到京后，熊希龄集中精力谋求解脱财政匮乏的困境，不得不多方与六国银行团磋商贷款，以济燃眉。由于袁世凯专断掣肘，不采内阁意见，同年六月中旬，唐绍仪与袁世凯关系闹僵，愤然辞职离开北京。熊希龄虽然还没有认清袁世凯的真面目，但他知道与袁世凯是不好共事的，须得“处处小心”，况且自己是唐绍仪内阁成员。由于袁世凯的一意孤行，熊希龄无法施展其“理财能手”的才干，负气在七月再次辞职，袁世凯挽留不成，只得准允。

    袁世凯知道熊希龄能干事，而且很务实，人才难得，日后还有利用价值，在同年十二月又委任熊希龄为热河都统。

    热河承德是清朝行宫，这里存放着许多清宫宝物，熊希龄在热河四个月任上，一是筹划热河建省和修葺整理避暑山庄等要政。

    民国二年（1913）三月二十日，由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的主要负责人宋教仁在上海遇刺，袁世凯忌恨主谋杀害宋教仁，国务总理兼内政总长的赵粜钧因主持此事，遭全国申斥，托病离职，内阁濒于瓦解。七月，袁世凯向国会提请任命熊希龄为国务总理，获得通过。八月二十六日，熊就任总理职。他提出“不问党不党，只问才不才”的方针，力图表示自己超脱的态度，避免陷入当时已遭到人们厌弃的“党争”旋涡。故他的内阁被称为“第一流人才内阁”，阁员九人中，进步党有梁启超、汪大燮、张謇等四人，其余五人为袁世凯亲信。

    熊内阁所施行的方针政策，在政治上，其主旨在贯彻资产阶级的法治精神，建立“一真正共和国”。在经济上，提出了一整套发展民族资产资本主义，改善财政，繁荣经济的计划和基本经济法令，并对内政、外交、军事、实业、交通等大政，提出了一系列革除时弊、强国富民，发布了《大政方针宣言》，这就不能不触犯了袁世凯蓄谋推行封建军阀专制统治和扩大北洋官僚资本的图谋。所以，在熊内阁施政期间，熊、袁之间就不时相互枘凿，彼此参商。袁世凯是决不允许熊内阁真正仿效西方内阁来行使权力的。

    实际上，袁世凯命熊希龄组阁，并非看中他的才能，而是利用进步党人谋求排除国民党“暴烈派”势力的愿望。因在此前袁世凯用武力镇压进步党发动的“二次革命”，根本不想推行民主政治。

    熊内阁在民国二年（1913）九月十一日正式成立，至次年（1914）十一月四日袁世凯发布解散国民党的命令，不久又发布解散国会的命令。这两道命令都必须要经国务院总理熊希龄签字认可，方能生效。为达此目的，袁世凯卑鄙地将精心罗织的“热河行宫盗宝”一案（说熊监守盗宝）作为王牌打出来，对熊希龄进行政治讹诈和威胁。熊希龄岂是狡诈凶悍的一代枭雄的敌手，只得隐忍屈从（当时也有人指责熊不应就范）。国会解散后不久，袁世凯又指使亲信讽劝熊希龄辞职下台。

    熊希龄卸职国务总理后，袁世凯任命其“筹办全国煤油矿事宜”。这时的袁世凯根本无心探测开发石油，而是一心一意地搞帝制的复辟。熊希龄知事难成，便于一九一五年八月请假返湘省亲。十二月十二日，袁世凯发布接受帝位的中令，随后便是一连串受百官朝贺，册封王侯的闹剧。

    随即蔡锷发动护国军起义，袁世凯屡次电催熊希龄返京销假，以防止这位前任国务总理参与云南护国军起义。熊因家室在京已遭监视，拖延一段时间，也不得不在一九一六年一月回京。在京与袁世凯虚以应付，不满一月，又以老母由家乡避难汉口为由，于三月出京南下。袁又任其为参政院参政、湘西宣慰使等职。

    由于护国讨袁的武装起义取得迅速进展，于三月二十二日袁世凯被迫撤销帝制，复称总统。不久，即是年六月六月，独夫民贼袁世凯在全国的唾骂声中结束了一生。袁世凯死后，熊希龄返京，力请恢复民元《约法》。次年二月，大总统黎元洪特命熊希龄为平政院长。七月，张勋拥溥仪复辟，熊发电声讨。张勋逆谋破灭，冯国璋代黎元洪任大总统。恰值京畿、直隶大水成灾，受灾一百零三县，淹没田亩二十五万余顷，灾民六百万人。九月，冯国璋任命熊希龄督办水灾河工善后事宜。

    从此后，熊希龄便投身于水灾、旱灾、兵灾救灾赈济之中，赈灾救助受灾男女儿童慈善事业。他从不忘记家乡，湖南受益最多。此外，他创办实业，设立了香山慈幼院并芷江分院，且还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和普及慈善教育。一九一三年任世界红十字会会长。一九三七年“八一八”淞沪会战，熊希龄在上海与红十字会同仁合力，设立伤兵医院和难民收容所，收容伤兵，救济难民，拯救了无数生命。京沪沦陷后，熊赴香港为难民、伤兵募捐。一九三七年十二月，熊希龄在香港逝世，享年六十八岁，当时民国政府为他举行了国葬仪式。

    熊希龄的一生是忠于慈善教育事业的一生，是追求光明进步的一生。他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和慈善家，也是一位爱国主义者。他从湖南神童到国务院总理，从维新变法至抗日救亡，无疑是中国近代一位重要的历史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