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战者，无赫赫之功。这是新中国的开国将帅中给，其中相当一部分的战争生涯的真实写照。例如罗荣桓元帅。1941年，5万精锐日军对山东进行大扫荡行动，罗荣桓指挥着3千八路军，巧妙应对，不开一枪一炮、未损一兵一卒，就成功突围了。所谓善战者，就是常将自身立于不败之地，没有显赫的功绩，也能取得战争的胜利。

    1938年，罗荣桓、陈光接到八路军总部的命令，率领115师师部和主力一部，进入山东境内，建立起新的抗日根据地。当时的山东，中共领导的抗日力量，共有两支部队，一是八路军115师，二是八路军山东纵队（山东本土的抗日游击队转型整合的）。他们互不统属，是平等地位，均接收着八路军总部的调遣指挥。二者之间互不统属，因而作战配合不是很好，工作中也时常发生矛盾。而115师的系统内，领导权也不太明确。陈光是115师的代师长，罗荣桓是115师的政委，谁是一把手？代理的师长，还是正式的政委？为了解决权责不清的问题，1941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对山东抗日根据地，进行一元化的领导改制，组成山东军政委员会，以罗荣桓为委员会书记。至此，罗荣桓成为山东军政的一把手。而这件事，也为后来罗荣桓挫败日寇对山东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扫荡”，埋下了重要的伏笔。

    罗荣桓刚上任“山东军政一把手”的第二个月，11月，日军集结重兵，3个师团、4个旅团，兵力超过5万（其中还有伪军）。这是山东抗日根据地成立以来，日寇发动的规模最大的“围剿”行动。敌人来势汹汹、势在必得啊。彼时，115师师部、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等军政机关，共有3000余人在沂水留田一带。当时属于作战部队的，只有师直辖特务营和分局特务连，大概人数不知，应该是很少的。就这点人，连拖住敌人，为军政机关争取转移时间的任务都做不到。此次日军选择“扫荡”的时机等方面，也是十分蹊跷，刚好是罗荣桓刚掌山东抗日军政大权的不久，也是直扑罗荣桓的师部和分局所在地——留田一带。

    11月5日拂晓，日伪“扫荡”部队，分兵11路，从四面八方各个方位来，对留田形成合围之势。中午时分，最近的敌人已在距留田10里不到的地方，正慢慢摸过来。我军特务连和特务营的战士，占据有利地形，构筑起防御工事，进行警戒、阻击。下午三点，罗荣桓在牛家沟召开军事会议，商讨如何解决此次危机——如何突围，朱瑞、陈光、陈士榘、萧华等同志参加。会议开始，先是沉默了一会儿，众人都不说话，直到朱瑞率先发言。东西南北，各个方位都提过了，讨论了一个多小时，最终定下四个方案：向东、向北、向西，或是向东西北三个方向进行分散突围。没人主张向南突围的，因为临沂在南边，那是日军的大本营。

    前面罗荣桓都没有提出自己的主张，临近结束，一锤定音的时候，他突然说：“我主张向南走？”“为什么向临沂方向突围？这不是自投罗网吗？”这是与会众人的共同疑惑。罗荣桓解释道：“东边，敌人集结重兵，严密封锁；北边，敌人在疯狂南压，北边又有国民党军，一个不慎就是腹背受敌、被前后夹击；西边，树木稀疏的公路也被日军封锁。

    正因为南边是敌人的大本营，敌人上下都料定我军不会南下，自寻死路。可我们偏偏反其道而行之，来个出其不意。”

    罗荣桓拍板决定：我军3千余人，先向南突围，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再向西走，进入蒙山南部，躲过敌人的此次扫荡。罗荣桓的意见看似天马行空，但经过稍微解释，这些久经沙场的将领们，纷纷理解，表态同意了。突围计划制定，接下来就是执行。罗荣桓走在最前面，带领着3千人的部队，接连穿过敌人两道封锁线：直插两股日军相距不到两公里的空隙，分成三部，快速通过。穿过第三道封锁线时，罗荣桓特意命侦察兵穿上日军的军大衣（从刺刀干掉的敌人身上扒下来的），站在火堆旁，施放信号弹，给敌人指挥官报平安。

    之后罗荣桓率部就穿过了第三道封锁线，顺利抵达敌人的大后方。此处的敌人守备果然空虚，休息片刻，在夜色的掩护下继续前进。天蒙蒙亮时，罗荣桓命令部队停在紧靠着临蒙公路，距临沂城不到30公里的地方休息。罗荣桓派出警戒，命令部队和衣宿营。远处传来枪炮声，旁边又有敌人沿着公路北上的车声和脚步声。这是跋涉一夜的八路军战士耳中，最好的催眠交响乐。